名家观点 | 杜德斌教授：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思潮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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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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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创新问题日益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者的关注，并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了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解，逐渐认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今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的时期，创新问题日益受到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从学科历史来看，人文地理学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明显。然而，在知识和创新愈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今天，创新地理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创新”一词已经成为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主题中的高频词汇。但当前的人文地理学界对于创新地理研究一直存在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创新地理研究应置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认为其是转向潮流的产物，是对Schumpeter创新理论的批判继承；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尽管创新地理研究的学科基础理论较为薄弱，但其交叉学科的性质已较为明显，提出创新地理研究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地理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正是在地理学界的日益重视下，创新地理研究在争鸣中不断深入发展。

虽然对于创新地理的学科地位有着不同的争论，但已有的共识是，地理学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深入发展，彼时对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的关注，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其增长源泉的研究兴趣。

虽然在此之前，Schumpeter等创新理论先驱均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但这些理论并未得到正统的经济学家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家”重新重视创新理论并发现“地理”的重要性，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促成了“新区域主义”的建构。因此，要了解创新地理的发展脉络，首先应参照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脚步。

新区域主义与创新地理研究的回归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正式创建的学科，着眼于空间、地方和区域差异，开始对自身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式进行建构。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地理学经历了从区域地理学到空间科学、区域主义的建构、区域主义的解构、新区域主义的建构等4次重大的研究转向。

20世纪20-40年代，由欧洲大陆开创的区域地理学在北美获得了积极的反响，Hartshorne的区域地理学研究范式和传统得到确立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Schaefer对充满经验主义哲学的区域地理学进行了批判，同时伴随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大西洋两岸的计量与理论革命运动，空间科学的观点开始占据优势，实现了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和计量化。但是，Hartshorne和Schaefer均坚持实证主义的科学立场，相对于对立性，他们的观点更具有互补性，因此他们共同促使了区域研究在区域方法上的完善，并成为二战结束后的区域主义范式的实现工具和理论基础。

区域主义以实践为导向，以计量分析和数学模型为工具，广泛服务于战后城市与区域规划。20世纪60年代中期，区域主义理论范式由于其研究方法过度基于经济学假设和模型而受到行为地理学的批判，由于其研究目标忽视了人性问题的空间性而受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批判，由于坚持自由主义改良发展道路而受到激进地理学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欧美经济地理学重新关注地方独特性，新区域主义思潮开始显现。

虽然新区域主义的经济目标非常明确，但引入社会学、非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无形中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创新空间机制的研究。新区域主义强调集群与地方合作经济、学习与调整能力、地方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的动员，因此，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企业创新文化的培育、企业家精神，以及区域政策中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等概念受到重视。

新区域主义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的复兴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地理后果，大致可划分为4个分支：

 1 “意大利学派”对“第三意大利”的研究，关注产业区内中小企业的分工、专业化、信息网络和生产弹性，强调通过共享知识而促进合作、创新和创新扩散，以“激进创新”的方式打破路径依赖，同时通过建设一定的制度厚度确保激进创新的实现。

 2  “加利福尼亚学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与空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了产业的垂直分离现象，并与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地理集聚建立起联系，试图对新产业空间的形成演化过程进行解释。其通过关注美国的阳光地带、欧洲位于城郊的技术城或高新技术产业综合体以及硅谷、波士顿郊区的128公路等新产业空间的形成和兴起，认识到集聚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流动，并产生创新。

 3  以GREMI小组为代表的欧洲学者以创新环境为核心，强调创新环境对不同创新主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推动、指导、协调、调整等，同时也认同创新活动和创新环境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将区域发展解释为一定地域内二者协同的结果。

 4  以Taylor、Dicken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家，关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及其空间影响，从企业—地域联系、产业联系和全球联系角度看待区域发展，注重联系、网络、关系及其动态演变的重要性。

新经济地理学下的转向潮流与多角度创新地理研究

新区域主义是欧美“新经济地理学”的奠基石，促进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与演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欧美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理论和视角进行反思，促成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等的出现。这些转向坚持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可被统一纳入新经济地理学的范畴。

制度转向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上的重要标志，制度厚度是其重要的概念。地方制度厚度的建构结合了包括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多主体集体认同、共同产业目的、共享文化规范与价值在内的四方面因素，“厚度”的存在实现了信任关系的合法性，持续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并加固产业的地方根植性。

文化转向关注文化的经济意义，重视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特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研究涉及高新技术产业区与研发地、劳工市场、企业等多个方面。文化转向强调嵌入的概念，将其视为联结文化与经济的一个主要工具，对包括文化产业、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在内的文化经济进行了广泛研究。其研究视角关注创意环境对人的区位偏好的重要影响，发展出“3T”等著名理论。

关系转向将关系和网络视为影响学习和创新的根本因素，是推动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其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地方与区域发展中的关系资产，社会行动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嵌入，关系尺度。关系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透过地理视角分析诸如制度学习、创造性相互作用、经济创新、组织间的沟通等社会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于行动者（如企业或个人）而进行更加微观的分析，组织、演化、创新和相互作用是其理论建构的4个支柱。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创新空间机制的深入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思想在3个方面得以发展：

1.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变化、知识和创新的研究；

2. 对企业自组织的研究；

3. 对路径依赖的研究。

演化经济学吸引了众多经济地理学家寻求其作为学科基础，由此激发了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即演化转向。演化转向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既相互交叉，又有自己的独特性。Martin等指出，演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演化经济学的术语、概念和比喻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大量使用，如学习、路径依赖、选择以及创新；②经济地理学如何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前沿发展来建构演化经济地理学，如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Boschma等揭开了创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序幕。由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分支都将创新置于中心地位，强调“新奇”的创生对经济活动发展的影响，因此，采用了演化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家们在其基础上，以地理学的视角探究创新对经济活动发展的空间影响。

演化经济地理学对企业尤为关注，通过分析企业的发展过程和空间集聚过程，在企业组织层面、产业区域层面、制度层面等三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企业组织层面上，演化经济地理学注重企业集群形成机制及其空间特征分析，认为集群往往出现在拥有优秀企业家和最初布局有成功企业的区域，企业进入集群的时间和企业自身能力影响企业间的竞争力，那些注重研发投入的企业更容易幸存。

在产业区域层面上，演化经济地理学侧重于通过探究知识溢出路径对集聚外部性的本质进行解释。知识溢出主要由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的劳动力在相关产业或企业间的流动来实现，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大，溢出效应更强。

在制度层面上，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制度是影响企业行为和区域发展的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企业惯例决定企业行为，新兴企业通过遗传性及路径依赖得以重新聚集，使得产业的动态化得以解释。

在以上众多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但当前对其知识结构和发展脉络的研究多依赖于经验基础上的主观判断。下文我们将从西方人文地理学创新地理研究文献入手，结合知识图谱进行定量分析，探寻西方人文地理学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为该领域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本文摘编自2018年第2期《地理学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一文，原文作者：颜子明，杜德斌，刘承良，桂钦昌，杨文龙。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文章来源：三思派

本期编辑：李咪 王丽佳 张英男 彭玏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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