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 | 多尺度世俗化，亦或后世俗化现状？ 以中国深圳的基督教农民工移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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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宗教地理学研究对世俗化与世俗性的复杂性仍缺乏反思，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深圳“福音村”发生的世俗化和后世俗的宗教复兴的混合、矛盾的过程进行实证研究，重新将世俗化概念化为一个多尺度（multi-scaled）、在地化的和自我反身性的过程，进而探究了快速现代化背景下世俗化与再世俗化如何发生和共融。

       深圳三祝里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村庄，基于西方传教工作而产生的基督教信仰传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了地位。然而，农民工的流入重新激发了教会的活力。基督教为后世俗伦理的抵抗创造了可能性，使农民工移民能够从物质上、象征意义上和情感上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安顿下来。此外，神学解释被用于协商社会不平等和异化，甚至使现存的劳动政体剥削合法化，因此出现了新的宗教性。我们认为，人文地理学的后世俗转向需要考虑后世俗如何嵌入到世俗的生存体验和政治经济秩序中。本研究突出了世俗化是一个混合和多元的过程，不仅引起了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减，而且同时生产了新的宗教性和宗教需求。

TO CITE：

Quan Gao，Junxi Qian，Zhenjie Yuan（2018）. Multi-scaled secularization or postsecular present? Christianity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China. Cultural Geographies, 00(0): 1–18. 

面向世俗与后世俗的辩证法

       近段时间地理学中广泛讨论的“后世俗”转向是对公共领域中宗教复兴的规范性描述，同时也是对世俗化论点的批判。然而，Kong指出，对于后世俗修辞的热情具有一种风险，即这些理论“被不假思索地应用，没有更仔细地考虑世俗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另外，正如Tse指出的那样，世俗化本身可以被理解为神学上的构成，以及一种使宗教信仰者保持坚定信仰的过程。尽管如此，一些批判性评论认为，最近宗教地理研究对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世俗性（secularity）有着“过于肤浅”的理解，因此，世俗化与世俗性研究需要更灵活、更具在地化和背景化的理论形式的干预。最近的研究试图将世俗化重新概念化，将其视为一个多尺度的和在地化的过程，说明现代主体如何在不同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中实践和协商世俗化。

       本研究试图将关于世俗化、世俗主义和宗教性的世俗状况的讨论纳入最近在社会和文化理论中活跃的后世俗对话中。在后世俗转向中，宗教被视为一种伦理和自我反思，它是现代性所固有的，并与世俗社会中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象学条件产生了共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后世俗与世俗性不一定是对立的，也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回应。世俗条件并不是产生后世俗冲动的前提，而是与后者共存并共同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关注的是世俗与后世俗之间的竞争与动态平衡。

       本研究的分析建立在三个理论框架之上。首先，采取一种多尺度的世俗化方法，关注世俗化在各个尺度上的紧张关系与协商，而非宗教在某个单一尺度上持续存在合理性；其次，尽管存在后世俗话语，但其内在的框架仍然是真实确切的，在这种条件下，宗教在现代性中演变和发展；其三，后世俗是一种现代性伦理的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其内在框架的衰落或消亡。相反，为了理解宗教性和新的神学思想与实践如何与构成世俗时代的倾向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思考后世俗。本研究探讨了世俗化作为一种社会分化产生强调内在效用和非超验价值的集体意识的过程，如何对多标量、多维的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还探讨了世俗化赖以生存、协商和竞争的空间和集体媒介，以及如何在与世俗的相互构成的关系中产生宗教性。

案例地及研究方法

       深圳是中国改革后的城市转型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第一个面向全球资本主义开放的经济特区，以及一个宗教政策相对宽松的城市，深圳同时经历了世俗现代性的巩固和宗教繁荣的过程。本研究考察了发生在一个名为三祝里的“福音村”中的世俗化和再神圣化的矛盾过程。

深圳三祝里教堂所在地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两次实地调查，分别于2012年4月至5月、2015年3月至6月进行。当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打开对外贸易，三祝里成为西方传教士首先瞄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之一。基督教于1848年首次引入深圳，在客家人这一受原住民压迫的移民群体中尤其流行。过去三十年中，经过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三祝里已经变成工业区，该地区的新教教会目前共有320多名注册基督徒，其中85％为移民。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包括参与试观察和深入访谈，以滚雪球的方式来寻找访谈对象，受访者绝大多数为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

研究发现

3.1 国家主导的世俗化，经济发展和基督教的衰落

（1）建立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当地社区

       “福音村”是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西方传教活动而具有浓厚基督教传统的村庄。尽管基督教信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三祝里持续存在，但已逐渐失去了其地位。在毛时代，世俗化采取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运动形式，去宗教习俗，宣传无神论的话语。在后改革时代，中国许多以宗教复兴为准则的社区，虽然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普遍的世俗化仍在盛行。如今，经济自由化和不断增强的市场逻辑，加上国家倡导的无神论教育影响，再度重塑了村民的心态和价值观。

（2）福音村的“死亡”：信仰的世俗条件

       在三祝里福音村，我们发现农民工的涌入，尤其是基督教移民的涌入使几乎停滞不前的教会重新焕发了活力，由于受到高度剥削和不稳定劳动力制度的排挤，基督教已成为农民工移民身份认同和社群感（community）的支柱。教会使农民工移民能够从物质上、象征意义上和精神上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安顿下来，新的宗教观以对工业现代性的神学阐释形式出现，并被移民用来协商社会不平等和异化。

3.2  后世俗礼物？移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复兴

       农民工对教会复兴构成了一种后世俗的的宗教回归。首先，农民工群体对基督教的感知是基于一种情感和具身性的体验，也是一种对劳动政体剥削和无根性的一种回应；其次，农民工群体在教会活动的参与不仅使乡村宗教性得到延续，也为他们获取社会文化资源和实现增权提供了一种可能；最后，基督教伦理为农民工协商工厂政体的剥夺和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一种神学解释，但同时也通过工作伦理的形式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结构。

       本研究展示了世俗化在不同尺度上的表现。在民族—国家尺度上，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巩固；在地方、社区和本土实践尺度上，世俗可以理解为每天都要面对和协商的新的现象学形态。这两个层次的世俗性是相互联系的，共同为当地文化习俗的重新神圣化提供了背景，精神性的体验和实践能帮助农民工协商人生变迁、生之艰辛以及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国家话语。本研究首先强调世俗化的混杂性、矛盾性和反思性，由此产生的不仅是“脱离”的信仰和内在意识，而且还有对宗教信仰的新渴望以及新宗教信仰的形成。

结论

       本研究对世俗化和再神圣化如何同时发生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寻求对世俗化范式进行多尺度、在地化的重新表述，就三祝里而言，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和中国融入全球资本在宏观层面上启动了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质疑了Wilford的观点，即世俗化的尺度与再神圣化的尺度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别。相反，本研究认为，世俗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过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尺度的结果。此外，世俗化并不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它抹平了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空间：在三祝里，当地村民在物质富裕中找到了舒适和新的身份认同，农民工移民和部分年轻村民恢复了宗教信仰以适应工业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

       本研究对世俗性和后世俗性地理学做出了两个理论上的贡献。首先，确立了世俗性是一个多尺度结构的观点，不同尺度的世俗性相互交织，最终在社区、日常生活和自我层面上产生了脱离信仰和内在意识；第二，世俗性是有争议的和混合的，它总是暗示着后世俗的反思性。在这项研究中，移民的宗教信仰植根于其他世俗的救赎（例如，为上帝工作而不是为资本工作），但同时也是暂时的和内在的关注，如物质支持、对疏离的情感反应、主观安慰，但这些最终只是移民主观性的替代框架，与素质话语形成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性是世俗现代性的生存和延续方式的组成部分。“后世俗”并不必然超越世俗性，而是依赖于世俗条件来形成宗教解释、精神特质和身份认同。

资料来源：华南文化地理人

本期编辑：毛雅倩 常贵蒋 徐晓凡 芦志霞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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