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万里，生于1982年，山东烟台人。2001—201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其他
翰墨新峰丨丁万里——2017“新峰计划”书法入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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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隶书 《世说新语》 182cm×50cm
隶书 张衡《归田赋》 178cm×47cm
篆书 吴均《与朱元思书》 178cm×95cm
篆书 下笔出门十三言联 176cm×20cm
篆书 有田无树五言联 178cm×33cm×2
隶书 范仲淹《渔家傲》 176cm×86cm
中楷 白居易《庐山草堂记》 177cm×48cm
中楷 周兴嗣《千字文》 154cm×70cm
篆书 龚自珍《病梅馆记》 130cm×63cm
四体书 《菜根谭》等古诗文 28cm×59cm×4
浅论碑刻隶书的“滞后”
简牍和石刻是两汉隶书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并有各自的发展轨迹。
简牍上的隶书依托着文字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贯穿了整个两汉时期。20世纪以前，世人对汉代以前书法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铭刻上，对于篆书是如何向隶书演变、隶书与分书的区别等问题，都有赖于墨迹的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汉简的出土？构成了汉简隶书的书法体系。汉简的发现，填补两汉书法史帖学部分的空白，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及混乱的说法。
石刻隶书的发展有较强的突变性，表现为东汉中期以后汉碑隶书的迅猛发展。这种突变性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石刻形制的突变。在东汉中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刻没有固定的形制和功用，内容方面也没有特定的要求，多以记事为主。自东汉中期始，“碑”的形式迅猛发展，和广义上的石刻不同，“碑”是特指有固定形制和功用的一种石刻形式。其二，书体的突变。汉碑上的隶书多表现为成熟隶书，而其他石刻上多为篆隶相间。石刻上的隶书面貌，完全没有表现出像简牍上那样，完整而清晰的演变过程，而汉碑隶书的成熟也明显滞后于汉简。造成这种滞后现象的原因，并非文字发展的不平衡，而是书写者主观上的不作为和客观条件的不成熟。所以，对于汉碑隶书来讲，无从谈其风格之演变，只能论其因地域、写手、刻手、功用等因素而产生的风格之差异。
碑学兴盛的清代，世人还未能目睹汉简隶书的真容。因此，石刻自然成了隶书发展演变的正宗。但到目前为止，西汉石刻数量稀少，且形制又小，其中篆书占了很大的比例。西汉中期以前，如《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石》都为篆书，《霍去病墓刻石》算是早期的隶书，但还未成熟。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的《五凤刻石》，其文字仍有浓厚的篆意，但也流露出些许汉简的笔意。新莽时期《莱子侯刻石》结体已近乎隶书，但无波磔用笔。从石刻来看，隶书在西汉还处于不完全成熟时期。然而，《青川木牍》的发现，清晰地呈现了早期隶书的用笔特征，之后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年（前217）《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篆隶相间，但波磔分明。由此可见，秦代墨迹已有隶意。再如汉文帝时期《阜阳汉简》用笔方折，波磔用笔已基本成熟。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一批汉简，考古学家定为西汉宣帝时期物，这批汉简是更加高度成熟的隶书，与东汉碑刻隶书毫无二致。成熟的隶书形态大量地表现于在西汉中期之后的简牍之上，而石刻上的成熟隶书形态，直至东汉中后期的碑刻上才表现出来，比墨迹晚了二百多年，远远滞后于汉简隶书的发展。
汉代对文字的应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在习惯上受秦代影响。西汉初期的石刻文字大多为篆书，其功用只是一般记事，所以无论书写还是镌刻，都比较草率随意。随着隶书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些不太重要的记事石刻也逐渐摒弃篆书而改用隶书，但书刻依旧草率。写手不会细致揣摩书写的效果，刻手也不会去认真表现书写者的本意，书风大多质朴。然而，从书写精熟的汉简来看，这些写手并非不会书写成熟隶书，而是主观上没有重视这类书写，只求文字内容正确而已，书写的好坏与否是次要的。写手的态度尚且如此，刻手可想而知。因此，这一时期石刻隶书形态滞后于汉简隶书，原因并非刻手水平不佳，而是由于书写者主观态度的不重视。这种消极的态度，又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无树碑立石风气，对碑版石刻极不重视而造成的。东汉初期，石刻隶书面貌基本延续了西汉风格。直至东汉中后期，由于“碑”的发展和风靡，碑刻上的隶书形态迅速成熟起来。“碑”在当时备受重视，达官贵族争相树碑立传，其功用由记事变为歌功颂德，所以碑文的书刻，一定是挑选最优秀的写手和刻手来共同制作。此时东汉人对篆书的认读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只有在极为重要的场合才会偶尔使用篆书，所以碑刻上的文字自然是用当时的主流文字。写手认真谨慎，而刻手又不遗余力地展现自己的高超技艺，将书写者本意镌刻于碑石之上。至此，早在西汉便已成熟的隶书终于在碑刻上得以体现。除“碑”之外，其他石刻上少有成熟隶书，说明“碑”对石刻隶书的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石刻文字滞后于墨迹的现象，在汉代表现得最为强烈，一方面与文字的发展正处于不稳定时期有关；另一方面，主要受制于“碑”的发展，在“碑”的形制没有成熟之前，碑文也很难施以成熟的文字。
——丁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