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解析与建设对策研究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2500多年以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推动民族融合、促进文化交流、兴盛沿线城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14年，中国大运河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成功申遗，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进入“后申遗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不仅是活化千年文化资源、打造世界级文化发展平台、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更是强化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提升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选择。本文在资料整理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阐述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出发，归纳出当前文化带建设的五大难点，提出六大对策建议。

熊海峰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讲师

一、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探析

欲建设大运河文化带，首先要理解大运河文化带；欲理解大运河文化带，首先要研究大运河文化。

顾名思义，大运河文化是指千百年来因大运河而产生、发展、流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大运河文化具有四大显著特征。一是工程性。这是区别于丝绸之路、藏羌彝走廊等文化线路的最本质特征，大运河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科技和工程领域的杰出智慧。二是线廊性。大运河绵延约4000余公里，涉及8省（直辖市）35个城市，遗产种类众多，地域情况复杂，是一个涵盖文化、经济、生态等多要素的巨型线状系统。三是活态性。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余年，虽历经改道、断航，但其航运、灌溉、防洪等功能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季节性通航里程达1100多公里，年运货量近7亿吨。四是融合性。正如扬州博物馆馆长、大运河研究专家顾风所言，“它将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甚至东南文化、岭南文化、黄河文化、西部文化等几乎全部错综融汇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悠久时空里”，绘就了绚烂缤纷的千年中华文明图卷。

简而言之，大运河文化带是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以保护、传承、利用为主线，以带状地理空间为载体，以区域交通束为基础，以沿线城镇为发展主体，集遗产与生态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与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功能区域。

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五大难点

根据资料整理分析与实地调研访谈，本文认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存在以下五大难点。

第一，如何梳理好大运河庞杂而分散的文化资源，弄清文化“家底”，为研究、规划、监测、管理等工作奠定基石。大运河文化带2500多年的历史，4000多公里的河道，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古闸、古塔、古桥、古镇，以及丰富的故事、传说、艺术与民俗，如何将这些庞大而分散的显性与隐性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和盘存，形成涵盖文字、图像、视频的，权威、统一、动态的数据库，是一项需要时间、金钱与精力的巨大系统工程。

第二，如何保护好大运河的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让运河岸绿水清，让文化遗产在商业化浪潮中不失原真性与整体性。与当前许多文化遗产严峻的保护形势一样，大运河困境难免，或许更甚。在保护理念上，一些沿线城市仍存在着“重申报、轻管理”的思维，后续管理不济。在水体保护上，污染控制不足、监测能力薄弱，垃圾随倒、污水直排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文化保护上，一些城市拆掉真遗址，建设假古董，以开发的名义严重损毁了历史遗存。

第三，如何传承好大运河的文化基因与内核，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构建起国人的精神家园。保护的目的是传承，是让世界遗产焕发出永续的生机与活力；而传承就必须找到恰当的路径与载体，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圆融对接。正如冯源、蒋芳等人在《旧运河，新担当———流动的文化动脉：大运河新使命调查》一文中所言：“大运河作为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类型种类繁多，状态各异，目前在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可资参照学习的成功模式不多。”因此，如何实现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是我们必须突破的难题。

第四，如何利用好大运河这个超级IP，创新文化发展模式，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实现文化价值最大化。大运河是蓄积了千年文化势能的超级IP。就目前来看，对大运河的运用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一是大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融合不够，许多项目显得简单粗放。二是模式创新较少，没有围绕运河IP形成系列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对虚拟价值与形态开发不足。三是随着航运功能的衰退，“因河兴城”的城河共生关系日渐松散，大运河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还需重塑。

第五，如何统筹好沿线城市的资源与力量，在断航的现实条件下推进协同合作，构建起大运河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国传媒大学范周教授在《对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构想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纵向上，需要在国家、省、市甚至更具体的行政单元形成合力；横向上，需要运河沿线城市之间，城市文化、水务、商业等各部门间协抓共管”。同时，还需要协同与整合多元的社会力量。但就目前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一是国家层面统筹缺位，沿线城市各自为政，同质化趋势严重；二是大运河涉及水利、环保、规划、文物、宣传等多个职能部门，多头管理现象突出；三是宣传力度不足，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与程度不高；四是区域协同缺少必要的组织、制度与政策保障。

三、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六大对策

针对当前文化带建设的难点，结合国际对线性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实施“大运河文化资源普查与数字化工程”，建立权威、统一、动态的大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集管理、研究、展示、监测等功能为一体的大运河数字公共服务平台。由国家文化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委和沿线城市，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要依托，邀请考古学、水利学、经济史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大运河文化资源、生态环境等内容，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实地调研、文献收集等方式，进行彻底调查，全面摸清底数，建立起大运河数据库和三维数字图景，并在整合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遗产数字管理平台和监测预警系统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整个大运河流域的数字公共平台。

第二，站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高度，加快顶层设计，做好大运河文化带的专项研究与总体规划，处理好保护与利用、整体与部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将大运河打造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旗帜性品牌。由相关部委、专家学者、运河沿线城市等联合组建战略规划小组，在参考和整合各地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如《大运河（江苏段）文化带建设规划》，高质量制定大运河文化带总体规划。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明确文化带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明确带状空间的整体功能布局，提炼出沿线城市的特色定位与发展侧重点，促进各个城市间的协同合作，指引大运河建设成为生态之河、文化之河、经济之河、开放之河。

第三，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启动“大运河文化＋”计划，创新发展模式，推进与沿线生态建设、城市功能、经济发展间的融合发展，创建一个有文化特色、创新有力、繁荣活跃的发展带和城市群。鼓励沿线城市充分挖掘本地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创新性地将其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丰富城市服务的多样性与特色性。同时，运河文化不必局限在河道、船闸、码头等固态遗产上，还应探索以大文化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的有机融合，打造一个集景观带、文化带和经济带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群廊。

第四，实施聚焦战略，选择重点河段、重点城市、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进行重点支持，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增长极和排头兵，然后“以点带面”，拉动区域整体崛起。根据区域经济的“点轴开发理论”，经济中心总是最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呈斑点状分布，然后逐渐拓展为繁荣的发展轴线。大运河文化带绵延4000公里，沿线各城市发展水平梯度较大，不能平均用力，应在支持上有所侧重。建议先在大运河沿线上选择几大节点性城市，支持一批创意性强、震撼力大的优质项目，重点引入或培育几家战略性文化企业，发挥其先锋示范与引擎带动作用，促进文化带快速隆起。

第五，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政策等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在组织上，由国家相关部委指导，沿线政府主导，联合市场主体与社会机构，组建“大运河文化带发展联盟”，促进多方通力合作；在机制上，进一步强化沿线城市遗产保护联合行动机制，加快建立大运河文化带联席会议制度、信息沟通制度、评估考核制度；在政策上，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沿线城市联合出资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发展基金”，发起“大运河文化带国际高峰论坛”，联合打造“大运河文化庙会”、大运河主题演出或影视作品等。同时，组织招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志愿者”，组织文艺工作者宣传大运河文化。

第六，推动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为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提供基本的规制与遵循，为文化带的永续发展奠定法制基石。良法才有善治。在国际上，通过立法推动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亦是重要经验。因此，应尽快制定大运河生态环境、文化遗址、历史风貌保护等方面的法规条例。目前，我国已出台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就整体而言，当前的管理办法行政层级较低，法律约束力不够。为此，应参考《长城保护条例》等条文，尽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用法律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保驾护航。

文章来源：《人文天下》2017年23期

END

美    编 | 祁吟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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