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 | 思考与判断——在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集体学习中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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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组织内部学习，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教授参加学习并作中心发言，下面是范周教授的发言摘要，与读者分享。

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抓好文化顶层设计

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从“一带一路”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雄安新区的设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再到海南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设立，这些都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加强对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力度，要求把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区域布局、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等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实施路径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要突破五年规划的限制，进行长期的战略性的全面设计、统筹规划，更要始终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抓好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

二、当前文化发展需要特别关注的五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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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他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当前，文化发展中，部分行业呈现 “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现象。从供给内容看，社会效益重视不够。在市场条件下，对“双效统一”重视不足，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方向，不重视产品的社会责任、价值使命和时代精神，把排名、销量、利润等“数据化”指标作为自身竞争力的衡量标准，导致文化产品境界和品位的下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遭遇冷落。在无价值观的算法推荐推动下，今日头条系产品上出现了大量低俗内容，虽然带来了巨大流量和话题，但也招致了自身的发展危机。

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其基础，社会效益是其灵魂。只有探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性互动的合理途径，发挥市场对文化产品生产的激励和调节作用，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化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的条件和规律，才能有效避免庸俗文化、落后文化充斥市场，为弘扬主旋律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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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文化安全受到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冲击。而我国文化产品未能确立话语权，表达自身的价值立场，缺少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立场与态度，存在着“失语症”和“他者化”的倾向。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文化安全、防范文化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刻不容缓。而最根本的措施则是培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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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数字化、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内、外产业链环节融合发展，实现传统文化产业自身的升级换代，塑造了新型的产业和消费方式，也提高了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2017年，全国34家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基地总体营业收入达到126923.07亿元，集聚、孵化企业479792家，吸纳就业人员5475361人。被誉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文化科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30%以上，其中，重点文化产业企业80多家，创业板上市1家，新三板上市8家，已经形成了创意设计、直播电竞、文漫影游、新媒体、在线教育、出版和VR/AR竞相发展的格局。斗鱼直播、盛天网络等互联网文化企业快速成长为行业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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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新业态建设成为常态

文化产业是一种与其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业类型。文化与相关产业跨界融合、应用新技术、活跃消费市场需求，可推动关联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文化新业态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推动文化产业在与相关产业的竞合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成为了未来发展的必然。国家统计局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以重点反映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创新创业、跨界综合管理等“三新”活动为基本出发点，制定出台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其中文化产业相关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占比较大，成为“三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三新”为助推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化运营将会继续深入，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互联网+”“文化+”“IP+产业”等新业态全面融合和新技术广泛应用，催生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以文化娱乐服务（0810）为例，列入“三新分类”统计的有7个小类。这些全部都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新型文化服务业态，而且在日常文化消费中越来越常见，有些新业态已经成为90后、00后们日常文化消费的“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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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能转化下重新思考文化的作用

新一轮国民经济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由过去的投资拉动向城镇消费转变。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6.2%，高于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12.4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消费成为消费升级新牵引。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的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和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1.7%、15.6%和13.5%。

在可喜成绩的背后，依旧要看到我国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文化市场的不成熟、缺乏质优价廉的大众文化产品等问题，导致我国目前存在较大的文化消费缺口，城乡文化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三、当前文化治理工作中面临的五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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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不仅仅是文化旅游的融合

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并不是职能上的简单相加，未来工作重点不是只抓“文”或者重视“旅”，而是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和载体、内容与形式、休闲与体验的结合，是有机融合、有效融合。但当先的融合已经不再是文化旅游的融合，还有文化与体育、广电、农业等领域的全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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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面临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阐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至今，改革开放发展40年的成绩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硬骨头”已经严重制约我国未来发展，人民的需求也已经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对“美好生活需要”。

区域结构上，东中西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协同矛盾突出。分区域看，以2018年1季度为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500亿元，占全国76.1%；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2723亿元、1630亿元和198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4.3%、8.6%和1.0%。

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居民对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需求迫切，但是这些文化服务因存在分散性、流动性、和规模小等特点而不被重视。相反，相关部门为居民提供的网络、无线电视等现代化信息服务却存在利用程度低的问题。其次，这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没有跟上。例如目前农村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许多农民通过手机获得各种消费娱乐信息，但是当前我们在服务供给上，还停留在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数字内容、数字服务产品等供给方面，还非常缺少，特别是具有高品位的网络文化产品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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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展现出以下阶段性特征：第一，经济增速从过去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下降到目前6%左右的增长；第二，必须向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增长的模式转变；第三，加快推进有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

也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第一，中小城市将发力消费市场。2017年，二三四线城市消费金额增速达59%，增幅显著高于一线及新一线，且增速优势不断扩大；一线城市消费主体地位仍然坚挺，消费规模占全国41%；新一线占22%；二线与三线均在18%左右。其次，数字经济繁荣发展，互联网文化消费快速增长。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网络娱乐消费也在进一步向移动端转移，手机端网络音乐、视频、游戏、文学用户规模逐步增长。我国网络文化消费快速增长，文化消费潜力在进一步释放。第三，数字化赋能消费动力。数字化时代下消费者被极大“赋能”，消费者对于质量、服务及健康的需求大大增加，线上线下的界限逐渐模糊，手机成为了消费者接触商品和服务的主流入口，社交与消费同步。特别是消费中使用支付宝、微信等方式的比例增长，无现金城市成为可能性。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依赖移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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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出去”到“走进去”需要寻找新的文化支撑点

近年来，我国在文化走出去中取得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文化产品的输出与进口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逆差”和“赤字”。中国文化如果想要真正走出去、走进去，必须克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隔阂。 

文化走出去水平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而目前我国文化出口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仍不相符。同时，随着对外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瓶颈制约作用也日益凸显，受到“文化折扣”影响。文化产品不能适销对路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在2000年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10家中国公司，其中9家为国有企业。但到2017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07家为中国公司，其中75家为国有企业。美国电影有超过三千家的企业，真正有全球竞争力的却只有六家。但是这六家每年产生和辐射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所以，培养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和在国际舞台上能够顺应潮流、具备话语权的企业巨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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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法治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立法成果显著，《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的制定实施弥补了我国文化立法的空白，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我国文化立法仍需更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文化立法是我国文化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交往中，法律建设是重要环节，文化法律的缺失和立法层次不高的问题，对中国要建立的国际大国形象极为不利。而通过立法和法律手段来依法有效地保护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才能更加平稳、更加可持续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加大文化立法覆盖面，补齐文化空白点是处理文化领域新兴事务的现实需求。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影响下，我国文化发展日新月异，新业态、新产品等不断涌现。现行文化立法内容的前瞻性和涵盖面不足，导致在面对当前文化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业态、新模式时，往往力所不能及，监管的空白点或灰色地带始终存在，规范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解决。

END

美    编 | 祁吟墨

责    编 | 赵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