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新中国文化70年”跨年直播公开课全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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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70年文化发展历程，那些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9年12月31日，范周教授携六位学术导师用4个小时的时间带我们回顾了新中国70年来的文化发展之路。截止到2020年1月5日，全网参与关注跨年直播公开课累计总量为7794万人次。现将公开课内容整理如下，欢迎大家转发留言。

序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各位网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再过四个小时我们就要携手迈入2020年了，相信大家此刻的心情和我一样激动。去年此时，我也是站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化消费的光辉岁月。去年那场跨年公开课，受到了线上线下2200多万位朋友的关注，关注度超过5000万人次，正是大家的支持和肯定，我才有信心把这件事做下去。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小时，我想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七十来的文化发展和建设。

文化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自己的特殊渊源和历史沿革。要谈论建国初期的文化发展，需要从1919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起。

上个世纪初，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先进青年们的聚集地。活跃在思想前沿的先进青年们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变革时代之中勇立潮头的新文化阵营。在他们的感召下，五四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广大市民和工商界人士也参与其中。

伴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30年代前后，国民党不仅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还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为了冲破国民党对革命文化的围剿，传播进步思想，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文委和左翼作家联盟相继成立。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为革命文艺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作品，至今仍被我们熟知，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等，其中曹禺创作的《雷雨》被认为是我国话剧艺术趋于成熟的标志。而鲁迅更是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此外，袁牧之、赵丹、秦怡等左翼电影工作者创作了《春蚕》《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一批经典影片。

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点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代表的鲁迅艺术学院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形成了解放区的“文化现象”：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是代表作。

在那时，有一位美国记者是我们的红军和工农兵的忠实粉丝，他叫埃德加·斯诺，正是他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西方媒体热评“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震惊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也被称作《西行漫记》。为什么一本书会出现两个风格差别如此之大的名字呢？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红星照耀中国》交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三个月后新书问世，立即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轰动。当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国内局势扑朔迷离，出版革命书籍谈何容易？为了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斯诺找到了集编辑、翻译家于一身的胡愈之。为安全起见，胡愈之在书名上不再沿用政治味太浓的《红星照耀中国》，改为比较文艺化的新名字──《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出版发行让无数国人和华侨得知红军将士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始末，也看到新中国的希望。虽然它在“国统区”被定为禁书，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不胫而走，成千上万爱国青年正是读了《西行漫记》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胡愈之先生在晚年感叹道：“如果我这辈子有一点贡献，当年出版《西行漫记》应该是第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接见。在逝世后还遵其遗嘱将骨灰的一部分葬于北大校园。

此外，戏剧在当时也是全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闯王进京》《白毛女》等剧作在解放区广为流传。同时，新秧歌运动也在解放区如火如荼地开展，《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深受解放区人民的喜爱。鲁艺戏剧系学员贺敬之写了一出《挑花篮》歌舞剧，在演出时大受欢迎，其中一首插曲传唱至今，它就是今天为众人熟知的《南泥湾》。还有冼星海、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爱国歌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新中国终于要诞生了，新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它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首由郭沫若写的《新华颂》。我们今天新中国70年文化发展的一课，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部分 律回春辉渐 前路求索长

（1949-1976）

1

熟悉又陌生的“复字第32号”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刻成为铭刻在历史中的辉煌记忆。今年有一部电影重温了这段记忆，同时引发了观影热潮——这部影片就是《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第一部分讲述开国大典前夕，为了国旗的顺利升起，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旗杆设计者林治远争分夺秒排除万难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眠之夜确保建国大典“万无一失”的故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今天许多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一面五星红旗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国旗，它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立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等各界知名人士。若要细说这每一位的身份，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领域的中流砥柱，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文化延续和集大成者。

第六小组成立后，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北平、天津、沈阳、香港等13个城市的报纸显要位置刊登。《启事》发表后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响应。投稿人涵盖工、农、学、商、教员等社会各阶层。地理分布上则是遍及全国乃至美洲、马来西亚、印尼等世界各地。一个月内，收到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不少投稿人一下子寄来两幅甚至更多的方案。

经过几轮讨论，当时只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一名普通秘书曾联松的“复字第32号”，让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四颗小星环绕大星象征团结，画面简洁而意义深远。经过几轮修改，这个“复字第32号”成为了现在的五星红旗图案。毛泽东评价这面旗帜的时说道：“这个图案表明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国旗、国歌、国徽代表了国家形象，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征集国旗国歌国徽，既是一件政治活动，也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文化活动。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其重要的角色、地位参与到崭新政权的建立中，它有力证明了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建设的重要要素。

在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之中，新中国的文化迈出了自己扎实的第一步。

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年轻的新中国，建国后仅10天，中央宣传部就发出《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并指示组建革命博物馆接收各种各样的文物。半年后的1950年6月，中央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当时西藏等地还未完全解放、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在国家一片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文化发展、文物保护被提到了日程上。文物征集其实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缩影，代表着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正在思考，在这样一个战火硝烟还未散尽的时代，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建设？

国家文化体制和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重要政策就这样由此产生了。1950年，关于“京剧的继承问题”在文化界率先产生了一场争论。对此毛泽东提出：“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来他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作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这题词的前四个字：“百花齐放”就是“双百方针”的第一个“百”。

1953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由郭沫若和范文澜这两位史学大家负责编撰，他们在古代史分期上产生了分歧，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主席风趣地回答道：“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实际上，建国之后毛主席多次就历史研究问题作出应鼓励“百家争鸣”的指示。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这份解决了诸多学术、艺术纷争的“双百方针”的哲学智慧，同明清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古今贤文(合作篇)》的一句诗句不谋而合：“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双百方针”促使了文艺界和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万紫千红齐争春”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双百方针”毫无疑问的是新中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长期方针。围绕着这一方针，毛泽东曾经发表过诸多论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讲到这里，有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贾旭东教授就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化政策变迁谈谈他的看法，有请贾老师上场，大家欢迎。

贾旭东：七十年我国文化政策的三个主题

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文化政策，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和完善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70年中国文化政策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研究和分析这一历程，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却不能绕开三个主题，那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人民主体、双重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定位。

人民群众是精神文化成果的创造者，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到文化政策上体现为文化政策的目标就是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民主体的集中表现；从满足人民群众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看戏等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到促进人民群众文化参与，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是人民主体的丰富内容和具体展开。代表性的文化政策包括：“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三贴近”、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创造条件、确立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标准和保障制度等。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原理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体现为文化政策的功能就是推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价值追求。代表性的政策包括：明确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把文化产业培育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原理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体现为文化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是文化定位。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文化定位的集中表现。代表性政策包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

3

我们走在大路上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五六十年代经典歌曲”，一定包括《赞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无不表达了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的歌颂。新中国成立时祖国尚未完全解放，这一时期有一大批反映少数民族兄弟当家做主、过上新生活的文艺作品：例如《翻身农奴把歌唱》反映了藏区百姓有了从农奴到主人的变化。这时期流行的民歌还有《克拉玛依之歌》《乌苏里船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以及我国第一部电影歌剧《阿诗玛》等。

1964年创作的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集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展现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的划时代作品，凝聚了中国最具权威的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不会被忘记，他们或被创作成文艺作品流传在人民当中，或早已转化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流淌在人民的血液里。

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英雄赞歌》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每当《英雄赞歌》唱起，人们眼前浮现的一定会是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感人形象。我的恩师吉林大学张松如教授，笔名公木。他是《英雄赞歌》的歌词作者，他将对人民志愿军深深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融入这首歌中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化记忆，更是民族记忆、民族精神。

文化作品为人民而作，人民同样是文化的书写者和创作者。公木先生同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1950年北京政府启动以龙须沟为典型的旧城改造工程，新中国要让人民干干净净地大翻身，老舍有感而发创作了著名的话剧《龙须沟》。这一年，音乐家王莘，从北京赶赴天津，受到新中国新面貌的震撼，在奔驰的列车上，一气呵成了一首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无独有偶，1961年《电影文学》发表了作家乌·白辛的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军民惊险的反特故事。剧本深受读者喜爱，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当时在长影工作的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他去新疆采风，到达塔什库尔干，登上了帕米尔高原。他还去了许多位于昆仑山上的哨所，有的在海拔4000米以上。

雷振邦从边防哨所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当地广为传唱的歌曲《古丽碧塔》描述的感人爱情故事。带着对边疆军民的感情，他将这支民歌改编为电影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曲中唱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是文学的主流题材，围绕这个主题出现了如《铁道游击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长篇小说。

围绕着土地革命，周立波继他在延安时期的土改名作《暴风骤雨》后又创作出了《山乡巨变》；围绕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了《霓虹灯下的哨兵》；1953年的抗美援朝的胜利，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热血澎湃，于是当代诗人、散文作家魏巍创作了影响一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先后投产。“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8%。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使得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出现成为可能，也使得后来中国文化产业的诸多发展有了无数个可能。

1949年1月31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这是我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对全国的实况转播。

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电影 《桥》。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演的第一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

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彩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3年，《小小英雄》第一部彩色木偶片。

1955年，木偶片《神笔马良》第一部国际获奖美术片。

1960年，《小蝌蚪找妈妈》第一部水墨动画片。

1963年，《孔雀公主》第一部彩色木偶长片。

195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拥有收音机，农村普遍安装了有线小喇叭，广播成为当时城乡居民最重要的文化媒介。

那个年代，《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是大家最喜爱的时事新闻栏目，小朋友们当然最期待《对少年儿童广播》《小喇叭》。老百姓们对曲艺作品情有独钟，像《红岩》《霓虹灯下的哨兵》《林海雪原》等剧目演出使大众文化生活逐渐丰富。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所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北京广播学院，与新中国广播事业密不可分。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成立，后改为北京广播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广播学院，为新中国广播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1958年3月17日是我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天。这天夜晚，我国第一台电视机——北京牌14英寸黑白机诞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现在的中央电视台）落成。从此，这个小小的黑匣子逐渐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娱乐活动最重要的载体。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为配合当时进行的阶级教育而推出的二十分钟直播电视小戏《一口菜饼子》，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1958年至1966年我国一共播出了200多部电视剧。现在的年轻同学可能想不到，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这些电视剧绝大部分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呈现的。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但正因为那代电视人的奋斗，电视剧在今天才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除了广播电视，人民群众对于电影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人们因放电影而早早的搬着小板凳去戏台占座。甚至有的人因为没有位置而坐在幕布背面，看镜像的“反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以献礼建国10周年为契机，出现一批富于民族风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如《林则徐》《青春之歌》《永不消逝的电波》《林家铺子》《甲午风云》《李双双》《革命家庭》《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早春二月》《达吉和她的父亲》《红楼梦》都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典范之作，电影观众也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的46.3亿人次。电影逐渐成为最具大众化也最具意识形态号召力的文艺形式。

此外，五十年代也是中国动画界的光辉岁月，“中国动画学派”出世，《好朋友》《骄傲的将军》等一批优秀作品涌现。1955年洪汛涛先生创作的木偶片《神笔马良》可谓创造了当时木偶片的巅峰辉煌，《小蝌蚪找妈妈》推出后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奖项，“水墨动画”这种如诗如画的意蕴令国际动画界赞叹不已。现在我们看日本是世界动漫的第一品牌，宫崎骏等更是蜚声国际的大师，但是五六十年前中国水墨动画的巅峰期，日本动漫才处在起步阶段。可以说，电视、电影、音乐、动画、舞台艺术以及其他文化门类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外来文化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在文化交流方面，前苏联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早期的苏联电影、苏联小说，苏联诗歌，甚至绘画，还包括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均对我国起到了巨大影响，乃至于在这个时期开始酝酿的中国高校改革，学院建设、学科建设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前苏联留下的印记。

50年代，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女青年们都开始穿上绣花衬衣、花布裙子，而男子们也普遍穿起了春秋衫、夹克衫乃至西装等，在整个物质匮乏的50年代，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个时期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从1949到1954年，仅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译制了《普通一兵》《幸福生活》《宣誓》等苏联电影。苏联也大量播放中国电影，例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儿女》等影片超过100多万人观看。

4

文化要“扫盲”，身体要“增强”

讲到这些文化现象，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的扫盲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我国约有4亿多人口，其中文盲率达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谈文化建设完全是“奢谈文化”，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开始了。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扫盲运动开始后，高家柳沟的村民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用——“干什么就学什么”。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施肥，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锄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扫盲运动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标志性的成就。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先后有超过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这样大规模、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大大提升了我国人口素质。1949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左右，到196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达1.162亿人，入学率超过84%。1957到1958年，全国初中生和高中生人数分别约为485万和84万，到了1965年左右，这一数字上升到1119万和210万。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则是建国前七年的4.9倍。

教育影响着国家的命运，教育兴则国家兴。从建国伊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开始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这项工作被纳入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而当时在国外的大批留学生在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纷纷毅然回国建设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重要力量。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时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国家爱人民，不仅要文化“扫盲”，也要身体“增强”。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到了2017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81.09岁。建国前新生儿死亡率是20%，可以说是疫病横行、缺医少药。党和国家决心通过全民性的体育运动，来提高人民的体质和体育竞技水平。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决定在中央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并在同年11月24日公布了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随后全国出现了一种现象，每天喇叭一响，千百万人随着广播乐曲做操，这是中国群众性体育运动史上破天荒的新鲜事。

在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上后来又衍生出钢铁工人操、纺织工人操、售货员操等。此后50年来，又先后公布了八套广播体操。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套成人广播体操。

5

雷人口号背后的文化浮夸

随后 “多、快、好、省”口号的流行，浮夸风不可避免的吹进了文化领域。文化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荒唐事。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在这之后，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的口号。新壁画运动也逐渐兴起，高大直冲云天的苞谷，渔船都装不下的南瓜，可以装满整个列车的一粒麦子，体型比大象还要肥大的猪，可以载着众人过江的土豆……这些都是“新壁画运动”的作品里最常见的形象符号。

“新壁画运动”是“大跃进”中重要的群众文化活动之一，是当时农村群众美术运动的中心。这些壁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这种一哄而上的、行政命令式的美术创作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缺少了美术作品的灵魂。

“大跃进”从1958年开始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急躁、冒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9月30日，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大跃进”进行纠正和反思。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八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这两个“八”的提出为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6

十年求索，山高路长

讲述新中国七十年发展历程时，文革时期不能回避，这段时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求真务实是做学术研究的基本底线。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央十一届六次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中对这十年有一个定性式的评判和分析，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从看电影到“演”电影

新中国建立后17年生产了600余部故事片，在文革期间200余部被定性为毒草，仅剩《鸡毛信》《小兵张嘎》《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允许放映。其中《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故事片成了影院的看家大片，这三部电影中的每一部观众人次都超过十亿以上，人们还百看不厌，屡看屡激动。很多孩子由于看的遍数太多，可以将台词倒背如流，要是有人做事做得好，大家会学着《地道战》里的那个翻译官：高、实在是高！”要是做错什么了，大家就会学《南征北战》里的那个张军长的参谋长：“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还有像“面包会有的”，“我是王成，我是王成，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等等，一度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但是，这些影片能够为他们提供的娱乐毕竟有限。于是故事片的创作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文革时期的故事影片创作，始于1973年。1973年元旦周恩来在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文艺工作者时作了指示：“电影的教育作用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这是大有作为的”；“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这是对的”。影片生产由此开始逐年递增：1973年4部；1974年15部；1975年22部；1976年35部。这4年中，全国生产故事片总计76部。著名的有《艳阳天》《向阳院的故事》《创业》《闪闪的红星》《金光大道》《第二个春天》《海霞》《难忘的战斗》等经典作品。

这个时期，除了故事片，还出现了一批优质的新闻纪录片，以1974年拍摄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代表。周总理在病中分三次看完这部纪录片，电影在上海放映不到一个月观众超过30万，此片外语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放映达一个月之久。

2019年9月30日，作为献礼新中国七十年的影片《攀登者》上映，再次掀开了那一段尘封的往事，向英雄的登山队员们致敬！

文革时期除了我国自己生产的影片外，还会引进一些国外电影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电影。例如《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卖花姑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第八个铜像》《桥》等影片都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卖花姑娘》当时在国内影响最大，观众哭得一塌糊涂，影片散后走到外面，看谁眼圈都是红的。主题曲也成了当时的流行歌“卖花姑娘日夜辛劳，手提花篮上市场”。

2、时代不能给予，我们自己创造

1965年至1966年底，全国出版的期刊种数790种骤降到191种，1967年再次猛降到27种。到1969年，全国只剩下《红旗》《新华月报》《人民画报》 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 20 种出版刊物。出版业遭受了严重打击，文学界也陷入了沉寂。特殊时期期间，直到1972年才开始恢复长篇小说的出版，到1976年10月总计出版了近百部，代表作品如《激战无名川》《江畔朝阳》《金光大道》《万山红遍》等。

进入到70年代，尽管人民群众表现出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但此时文坛百花衰败。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其流行时间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

悬疑题材作品《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张宝瑞从14岁起就开始这部作品的创作，他和手抄本结缘于1969年，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工厂干活累，夜班最难熬，张宝瑞便开始给工友们讲故事。他常将“厕所下伸出的一只握着梅花的手”作为小说素材吓得工友们不敢上厕所。

这个故事一讲就是十年，直到1979年他考入人大新闻系。在这一时期，张宝瑞讲的故事中有20多个被都形成了手抄本小说被广为流传。之后《一只绣花鞋》还被改编为同名广播剧、电影，他本人还出演了《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网络大电影当中的角色，过了一把“演员瘾”。

手抄本小说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也是对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在那个渴望自由呼吸的时代，对手抄本的作者们而言，时代不能给予，只有自己创造。

3、十年一本《战地新歌》

十年的时间里，也是“无声”的岁月。当时，全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专业音乐表演团体、院校、科研部门、中国音协及其各级分会、音乐刊物和一切正常的音乐艺术活动几乎全部停滞。

为了让老百姓过年听上几首歌曲，1971年12月初，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国务院文化组主管音乐的同志，让相关同志选送几首歌曲并报文化组审议。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新编民歌和相关报告，经批示，五首歌曲在1972年春节前终于播出。这五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西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于是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选编一本歌曲集。通知发出后，上千首曲谱和录音带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相关专家学者讨论后，从中精选出86首，和已经获准传播的歌曲汇集成书，名为《战地新歌》。其中有熟悉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东方红》等经典音乐作品。这本歌曲集的内容不可能摆脱极左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潮，但旋律比较多样，一些少数民族歌曲颇具特色，公开发行后，风靡全国。长达三年之久的无歌可唱的局面，总算有了些许变化。

就在全中国人民深深的为个人、国家未来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1976年4月5日，为悼念周总理，人们在天安门自发集会，缅怀总理，这就是著名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同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化浩劫宣告结束。

结束动乱，重回正轨，这个国家应该何去何从？纵观建国以来直到文革结束，我们的文化建设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其中法制建设不健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我想请我院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传媒法研究，在这一领域颇具影响力的李丹林教授就我国的七十年的文化法制谈谈看法。

李丹林：七十年文化法制发展历程

谈到我国七十年的文化法制发展历程，也曾走过曲折道路。回望七十年，大体经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开国大典前一天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文化教育政策”。这是新中国文化法制建设的最早的宪法性规范。1954年宪法专门规定了有关文化权利的具体条款。这部宪法体现了那时的法制理想、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砸烂公检法”，文化法制建设被破坏。

第二个时期是1979年到2000年。我用“春暖花开、除旧布新”比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议事日程上来。

随后，一系列重要的法律不断问世。如1982年现行宪法，其他还有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文化各领域改革的开启和深化，中国加入WTO，文化法制建设进入新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2001到现在，我用“承前启后、更上层楼”来概括。进入新世纪，2001年，我国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我们在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理念越来越清晰，“规范、保护、促进”是文化领域立法要追求和平衡的目标。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文化各行业的监管；保护文化权利保护和文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促进。徒法不足以自行。与此同时，文化执法日渐加强、文化司法保护功能彰显。相信您一定知道“扫黄打非”吧，这些都是文化执法的体现。你也知道“剑网”“净网”行动吧，这是网络空间清除不良文化信息、打击盗版侵权的行动。你一定知道电视剧“宫锁连城”与“梅花烙”之间的改编权纠纷吧，法院终审判决一审被告赔偿500万元。

您对王洛宾先生的作品一定很喜欢吧，您或许知道多年来王洛宾先生的继承人都是作为原告去维权。但是您是否知道，因为他改编的民歌《高高的白杨》，他的儿子曾成为被告。经过艰难的调查和复杂的证据认定，法院最终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你是否了解和理解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些案件都说明，司法对于公平合理解决纠纷、促进文艺创作、促进创意设计、促进产业发展的意义重大。

总之，文化与法制关系密切，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如今，我们的文化法治虽然还存在不足，但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0即将到来，最后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你知道新的一年或不久的将来，会有哪三部与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重要的法律的制定或修订可能会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参考来源：

[1]大公报，《<红星照耀中国>到<西行漫记>》

[2]《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艰辛探索》

[4]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5]《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人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革电影”风云录》[EB/OL].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1105/c85037-27780900.html

[8]学习时报，《共和国60年阅读史话：“文化热”和黄金阅读时代》

END

责   编 | 万晨阳  

美   编 | 常天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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