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 |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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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流动的、活着的世界级人类文明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文化基因。当前，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区域协同机制；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打造运河文化符号；推动产业融合，创意文化遗产传承方式，丰富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成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成为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利用的中国样板。

中国大运河是纵贯南北、横亘古今的中华历史文化长廊和世界文化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流动的文化。现如今大运河文化，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成为其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展现出巨大的文化和旅游价值。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规划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以运河遗产为核心，以文化带建设为抓手，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是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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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保护形式多样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3200多公里，其中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等段，隋唐大运河包括永济渠和通济渠等段，浙东运河主要指杭州至宁波段。大运河是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以及水利文化、漕运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形态，形成了诗意的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工技艺、众多的名人故事以及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至今仍散发勃勃生机，沿线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名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1200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遗产、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及相关遗产共计58处。在已经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共有837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的区域。

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入“世遗”项目对比

大运河沿岸8省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汇总，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与此同时，大运河沿线各地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和形式。第一，出台相关保护管理办法和条例。已出台《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原文化部，2012年)、《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山东省，2013年)、《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杭州市，2017年)。第二，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如杭州和无锡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角度立法保护大运河文化资源，宿迁、淮安、常州、苏州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进行立法保护，镇江从传承人角度进行立法保护，等等。第三，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如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非遗馆（如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遗传承基地（如无锡市梁溪区非遗传承基地、梁溪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大运河文化长廊（淮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挖掘、征集、宣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此外，部分沿线省市利用大运河及其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打造标志性景点、文化活动及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综合性工程。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加强运河遗产的创新传承和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运河特色小镇，运河主题节庆活动等多层次、立体化的运河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博、会展、演艺、节庆、创意设计等多元业态融合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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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各类规划相继出台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京杭大运河通州段的治理工程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同年6月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报告中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随后，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省(市)委书记、省(市)长纷纷就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问题进行公开讲话。与此同时，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均着手编制地方大运河文化带发展与建设规划纲要，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了部署。如天津市专门成立大运河文化建设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河北省设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京津冀三地协调机制；山东省立足丰富的文化资源，实施大运河(山东段)文化带重大文物保护工程；浙江省将加快大运河文化带(浙江段)建设写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动社会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等。

沿线部分省市已颁布及正在编制的大运河相关政府文件，数据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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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沿线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为保护好“母亲河”，大运河沿线省市积极开展河道疏浚与治理、水利工程复建和水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逐步改善运河水质，同时建立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如大运河无锡段共安装了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每天进行四次检测；苏州每年两次对运河苏州段运用航拍、水下声呐探测技术加强对运河的监测管理，同时还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把运河遗产建模数字化。

大运河江苏沿线积极实施退渔还湖，依靠大运河发展旅游业，既保护了水生态，又改变了渔民的生活方式，实现了水环境治理和生态富民双赢。

此外，各地积极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因地制宜推进航道开通。如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区和河北省香河县签订通航合作框架协议，计划通州－香河－武清”段先后实现旅游通航和客货运通航。河北省沧州市启动“运河生态文化带”一期工程，沿4.2公里河道打造古韵河景，将在安陵闸所建设“大运河吴桥杂技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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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和旅游业基础较好

大运河沿线8省市以占全国不足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超1/3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其中江苏、山东、河南、浙江四省的GDP多年来稳居全国前五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看，大运河文化带贯穿了长三角、淮海、环渤海三大经济圈，拥有雄厚的腹地经济、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以及相对发达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是中国文化产业较为繁荣的区域。

同时，大运河沿线城市利用文化带推动运河生态带、景观带建设，利用文化带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形成良性循环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模式。如京津冀携手编制《京津冀大运河旅游观光带规划》；北京市围绕大运河文化带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天津市积极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建成了一批以大运河为主题主线的生态文化公园。河北省科学规划流域内旅游产业发展，并推动实现大运河京津冀段的观光性通航；山东省把鲁风运河列为省内十大文化旅游品牌之一，实施重点开发建设；江苏省将大运河沿线作为经济重心与创新前沿；浙江省提出以运河为枢纽，以名山大川、著名景点等为重点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和旅游融合，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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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品牌意识增强，系列重点项目有序建设

随着大运河文化价值的日渐凸显，各省市积极谋划和布局项目，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杭州、苏州、无锡、扬州、淮安等地运河旅游都已形成一定规模，无论是景区业态、品牌影响力、客流量还是周边交通住宿的条件都相对成熟，已经初步成为区域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例如，无锡市梁溪区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主打宣传口号为“江南水乡地，运河遗产区”；引入了非遗（如昆曲、古琴等）活态补充旅游项目内容；重视学生群客户的开发；打造运河诗歌节、古运河风情夜游节等大运河文旅项目；成立了国企控股的古运河集团。无锡运河岸边的南长街商业街区有古运河集团主导生产的文创产品，景区内人流量较多。

大运河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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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省市运河文化和旅游发展基础不平衡

第一，运河遗存及使用价值不平衡，尤其是在河道及通航方面。如京杭大运河北方大部分河段断流断航，部分还未淤废、仍然有水量的河流承担起城市排水或引水灌溉的任务；而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和浙东大运河整体均位于水量充足的江浙地区，运河仍然每天承担着大量的航运，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经济发展基础不平衡。受历史发展基础和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影响，运河沿线城市在国土面积、人口方面相差不大，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发达运河城市至今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欠发达运河城市，如山东、苏北运河沿线城市，虽近年来得以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运河城市经济发展较为不平衡。

第三，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梯度明显。整体来看，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U”型格局，河段两端文化和旅游产业实力强劲，中部文化和旅游产业较为落后。从产业发展类别看，两端以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为主，中部更多是以文化产品制造、文化观光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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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仍存在矛盾

一方面，非遗保护、传承、利用严重不足。2014年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省市政府均高度重视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明显提高。但在保护过程中，仍面临着重“有形”遗产、轻“无形”遗产，重静态保护、轻动态保护，缺乏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脱节等问题，使遗产与遗产地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相脱离，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如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程度依然偏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遗产资源开发方式和展示手段传统、单一，缺乏创意设计和科技手段的运用。此外，非遗项目亟待发展和创新，非遗传承发展难以为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背景已远，与现代生活生产不相融合，难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和审美。受传承方式和传承人不足的限制，部分项目难以为继。如江苏徐州市丰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糖人贡，由于国家丧葬制度改革，项目传承形势严峻。

另一方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实施层面上的矛盾，不同部门的职责及依据法律法规的差异是造成矛盾的根本原因。仅以文物和水利部门来说，大运河不同于一般的文物，仍具有重要的水利功能和发展的需求；同时，大运河又不同于一般的水利工程，它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水利科技文明。文保单位和水利部门基于各自的职责，在对大运河的功能定位、处置原则和基本要求上存在一定分歧。到实施层面，由于行政审批归口不同，对审批程序、主体及相关建设的具体技术要求均不一致，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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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运河特色文化体系未形成

目前，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第一，对大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融合不够，许多项目显得简单粗放。目前，大运河非遗项目以年度节庆活动为主，展示频次较低，传播效果不佳；以“运河”为主题的部分活动同质化现象普遍，对运河文化、运河非遗的展示不足。第二，缺乏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与载体。模式创新较少，没有围绕运河IP形成系列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对虚拟价值与形态开发不足。从全国范围看，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由于线型旅游资源历史功能相同或相似，旅游产品开发也呈现出趋同的特征，比如多地正在实施的各类运河博物馆项目等。又如从浙江、江苏以及山东段运河开发现状来看，旅游产品主要以水上游览沿线风光、历史文化遗存为主。产品开发缺少与地域性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的整合。

随着航运功能的衰退，“因河兴城”的城河共生关系日渐松散，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还需重塑。在大运河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可参照学习的成功模式不多，对大运河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的挖掘与研究不够。如何实现大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圆融对接，是必须突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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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

目前，大部分地区各类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多以文献资料和实物的形式保存在当地的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非遗展览和主题活动也主要是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不具备旅游功能。政府主要从遗产管理的视角对大运河文化进行静态的、单点的、项目性的保护，而没有从产业开发视角，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缺乏市场化的定位和创意化的展示利用手段，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相对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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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效的沿线协同合作，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创新

如何统筹好沿线城市的资源与力量，在断航的现实条件下推进协同合作，构建起大运河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纵向上需要在国家、省、市甚至更具体的行政单元形成合力；横向上，需要运河沿线城市之间，城市文化、水务、商业等各部门间协抓共管”，同时还需要协同与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目前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一是国家层面统筹缺位，沿线城市各自为政，同质化趋势严重；二是大运河涉及水利、环保、规划、文物、宣传等多个职能部门，多头管理现象突出；三是宣传力度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热情与程度不高；四是区域协同还缺少必要的组织、制度与政策保障。

大运河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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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顶层设计，打造大运河文化IP

大运河是蓄积了千年文化势能的超级IP。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力作。大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的行政主管部门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相关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大运河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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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资源活化方式，增强文化遗产传承活力

第一，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建设非遗馆。提升大运河沿岸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综合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同时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建设。第二，创新传习活动形式，推动交流。每年以春节、“文化遗产日”为契机组织活动，逐步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同时，通过政府文化部门和一些文化艺术组织的推介，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赴外地展演，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升华。第三，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相融合，促进可持续发展。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生产、生活、民间工艺、表演艺术、礼仪习俗等多个领域，既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要把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积淀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保护好、传承好大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大运河特色体验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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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推动运河文旅价值转化

第一，梳理大运河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对大运河与流经城市的地域文化传统、民俗特色、历史变迁、城市风貌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研究，为旅游项目策划和旅游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第二，挖掘非遗本身的文化价值。尤其是蕴含在其外显形态之中的隐性的内涵、价值观、审美心理与生活方式等，并将其凝练成重要的文化元素及符号。第三，关注非遗与运河的关系。如不同形态的传统工艺、美术、表演艺术等在运河沿线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等。总的来说，要在梳理大运河的水文化、漕运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北京的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及非遗的历史、精神、科学及审美等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挖掘、整合与转化，提炼出大运河特色文化符号，在促进产业融合、做大产业载体、融入运河旅游网等方面下足功夫，最终将运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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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第一，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如构建水陆快速交通网络、5G通讯、智慧景区等。第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以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地方景标，将文化资源保护与公共文化空间结合，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也丰富了群众文化及相关保护知识，营造区域文化氛围，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在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形式的同时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联动。如设计运河沿线景观节点，打造旗帜性运河文化地标；塑造特色文化空间与雕塑小品，渗透运河文化气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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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运河文化品牌体系

第一，培育大运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体系。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及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因此，整合特色人文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品牌，使大运河文化带成为“高品位的璀璨文化带、高颜值的绿色生态带、高水平的全域旅游带”。第二，加大旅游景点的文化融入和品牌营销力度。将区域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利用，组织研究人员编写具有文化底蕴的景点介绍，突出地方特色旅游项目的知识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大运河流域地级市需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型文化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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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融合对接，探索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第一，调动市场力量，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启动“大运河文化+”计划，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文化业态。第二，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文旅发展空间。推进与沿线生态建设、城市功能、经济发展间的融合发展，创建一个文化特色、创新有力、繁荣活跃的发展带和城市群。鼓励沿线城市充分挖掘本地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创新性地将其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丰富城市服务的多样性与特色性。同时运河文化不必局限在河道、船闸、码头等固态遗产上，还应探索以大文化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有机融合，打造一个集景观带、文化带和经济带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群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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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区域协同机制，增强统筹管理能力

第一，推进市域统筹。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政策等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第二，推进区域统筹，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上来，助推运河保护利用与所在地区以及沿线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方位深化国家战略和区域新格局背景下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三，推进国际合作。流淌了2500多年的中国大运河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对此，要加强与国际运河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引领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机制、政策与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第四，推进学术联盟。依托城市人才资源优势，集聚一批优秀专家，倡导建立大运河文化带研究学术联盟，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人才智库，推动“运河学”建设，返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发展。

（本文发表在《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参考来源：

1、李冉.《中国大运河：当文化遗产流向未来文明——对话著名文化学者范周》，《人民交通》2018年07期

2、李云鹏、吕娟，《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水利学报》2016年第09期

3、熊海锋，《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解析与建设对策研究》《人文天下》2017年第23期

END

美   编 | 路俊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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