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 | 国内外文化建设的比较研究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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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提出“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随后，上海、南京、深圳相继提出建设“文化中心”的目标与路径。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知名文化中心城市的建设中可以吸取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北京如何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近日，范周教授以“国内外文化建设的比较研究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启示”为题在2020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进行主旨演讲，现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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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文化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较为丰富，如欧洲创意指数 (ECT）、 香港创意指数 （HKCI）、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 （UCII）、 中国文化发展指数 （CDI） 、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等。结合各项规划、政策、文件以及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六个维度——价值导向力、文化资源力、文化服务力、文化创新力、文化市场力、文化传播力。
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六项指标中，价值导向力是首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是第一标准。文化资源力是指某地区既有的文化资源状况与水平，既有物质的层面，又有非物质的层面。文化服务力指公共文化服务，包括政府层面的公共文化治理与公民层面的公共文化参与，旨在考察多中心协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创新力是以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等要素推动力，以创意创新驱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能力。文化市场力以文化企业与文化从业者为主体，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与自我造血能力，以及创意人才的重要作用。文化传播力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层面，文化贸易是国际文化传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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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城市文化建设案例比较分析
在价值导向力方面，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些熟知的党媒、官媒总部都设在北京。在搭建价值引领平台方面，成都起到了很好地示范作用。成都始终致力于网络文明传播工作与游戏、短视频等互联网新技术的有效结合，积极搭建“全国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传播平台，实现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管理规范化。与此同时，成都还依托网络游戏、APP、H5等多种技术创新，实现网络文明传播工作载体多样化。
从文化资源力方面来看，北京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民俗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但尚未形成合理的开发层级，孵化的顺序与规模难以控制。同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在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南京坐拥500多处文保遗迹，300多项非遗项目等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且自古就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人才资源丰富。在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南京由“旧城改造”转为“老城保护，全域更新”。同时，注重文化资源“活起来”、“用起来和“走出去”。2018年，江苏以明城墙为依，秦淮河为引，将中华门、大报恩寺、赏心亭、孙楚酒楼等历史文化资源有机串连，在南京秦淮区打造了江苏网络文学谷，有效地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开发。
在文化服务力方面，面对原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方式单一、信息传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雄安建立了“城市－组团－社区”金字塔式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实行公共文化场景端和公共文化数字端两端“全域、全时、全龄”覆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同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等多措并举，为北京文化服务力方面的提升提供借鉴。
在文化创新力方面，上海积极发展文化新兴业态，打造“电竞产业重镇”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依托自上而下成熟的产业链和浓郁的电竞氛围减少了赛事筹办期间的沟通成本，为电竞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上海通过文化金融平台的搭建进一步助推上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18年末，上海银行服务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客户已达1.3万户，其中不仅有上影集团、万达文化、游族网络等行业龙头企业，也包括了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
从文化市场力来看，杭州和北京都在积极布局“文化新兴业态”。然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落户限制等因素使得创意人才在集聚时遇到了一定政策瓶颈。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拥有着诸多便利，在人才吸引与宽容度等方面存在优势。一方面，杭州的文创企业众多，现有规上文创企业6000余家，上市文创企业31家，文创企业的发展为新兴业态的兴趣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从业人员与文化人才丰富，全市文创规上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约72万人，高素质文化人才的集聚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文化传播力方面，深圳以其突飞猛进发展成为文化传播力发展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深圳着力打造世界级“设计之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设计重镇和现代设计的核心城市之一，拥有实力较强的设计企业6000多家，专业设计师6万余人。另一方面，深圳以文化贸易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对比来看，北京文化传播力在全国也位居前列，但在文化贸易上与深圳还有一定差距。为此，要在文化产品的供给上转变发展观念，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需求，调整出口方式，助力文化传播力。
二、国外城市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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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顶层设计，
制定落实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法规
英国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新的《广播电视法》，2004年，伦敦市政府颁布了第一份市长文化战略报告《伦敦，文化之都：实现世界级城市潜力》，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知识经济迅速发展，在2017年达到1025亿英镑。巴黎历来重视传统文化景点布局与文化创新。近年来，通过延长营业时间、增加剧场夜间演出场次等政策，推动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夜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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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要素投入，
迅速累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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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
在伦敦西区的产业复兴过程中，其通过内部改造使自身的功能不断混合，业态越加丰富。高度混合的功能利用使得西区能够以剧院文化消费为核心向其他商业消费扩散，发挥市场在使用用途转换中的效率，形成伦敦的“夜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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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素
2007年法国推出了“大巴黎计划”，并于2010年成立大巴黎公司，募资325亿欧元用于建设高速火车线和文化设施，陆续新建270个文化设施，大大拓展巴黎的文化版图。巴黎市政府为旅游者设立了路上城市观光大巴与水上渡船，两种产品的行驶线路，分别由不同的巴黎地标式文化建筑景点串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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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要素
许多国外城市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地建设经常依托当地的大学或相关职业学校，如澳大利亚依托昆士兰大学、南澳洲大学建立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而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动画产业园区中，仅动画电脑学校就达到12家。这些专业化的人才培养系统成为打造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队伍、助力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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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
随着文化产业更多地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产生深度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已经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知识，从日常文化生产与消费产生的海量数据，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这些数据都对城市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中心城市往往具有更丰富的统计口径与更详尽的统计数据，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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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场环境，
推进市场工具和公共服务措施与时俱进
在人才引进方面，新加坡通过减免税、提供高薪与住房、政府资助培训等方式吸引人才，重点强调新加坡“博采东西之长的国际化教学模式”和“大力强化对创意产业领域的教育资源”来吸引年轻人到新加坡学习和从事创意产业工作。目前，新加坡已经吸引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多名国际学生，他们为新加坡在艺术、信息、广告、设计、管理等多个创意产业领域积累了巨大的潜在力量。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日本很早就确立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2002年，日本设立直属于首相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同年颁布《知识产权基本法》，并于2005年成立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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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市形象，
提升城市居民的城市文化建设参与度
在文化节庆活动方面，日本一些地区举办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节事活动或节日祭典，包括烟火大会、祭典游行、表演、娱乐活动等，周边的店面在这天也会装饰一新并开展各种特别活动。活动的举办为城市塑造了良好的形象。我国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保留了旧庙会固有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充实以健康丰富的现代生活内容，充分发掘传统庙会的文化内涵，把民俗文化和民族特色融合，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将百戏名曲、民间花会、天桥绝活、祭地礼仪等不同文化系列汇于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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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形成创意产业集群
洛杉矶最为仅次于纽约的全美第二大都市区，在产业结构布局中，主要布局国际贸易、旅游业、影视娱乐、科技产业和商业和专业服务等领域。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共享的区域性平台，使洛杉矶好莱坞电影产业集群的成长能够更为广泛地汲取区域发展的活力。国际化城市进一步使好莱坞电影产业集群融入全球化竞争，并通过强大的文化产业影响世界文化价值观。
三、“十四五”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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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信为基底
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先进文化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发展文化产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文化产业内容创作与生产，将文化自信外化于文化消费、文化传播各环节，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更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其次，要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实现文化资源资本化有两大路径。一是横向延伸，由点到面，例如打造中轴线景观就是对文化资源开发的横向延伸。二是纵向挖掘，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文化资源价值最大化。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国潮热，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前沿审美和技术趋势的国潮文创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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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多元市场主体
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为此，要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时要从群众实际文化需求出发，满足人们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要构建文化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强做大国有文化企业，支持小微、初创文化企业发展，对种子企业、准独角兽企业、独角兽或行业领军企业精准施策。
此外，要不断优化文化产业营商环境，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服务改革。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减事项、减时间、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提升文化领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水平。一方面，要做好疫情常态化下文化消费补贴扶持，加强政府采购力度，撬动市民消费。第八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通过文旅消费券等形式，鼓励人们进行文旅消费。文化消费的回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要提升文化金融服务水平，发挥北京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作用，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服务平台和服务网络体系。培育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市场体系，发挥文化企业信用促进机构作用，完善信用评价体系与文化资产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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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做好产业融合文章
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兴前沿科技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当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形成了双向互动、协同创新的过程。因此，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首先需要依靠科技赋能文化消费新业态，推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其次，要不断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构建首都高精尖产业结构。一是推动文商旅联动发展，推出多品种、多门类、线上线下结合的文化消费大联促活动，鼓励名人名家参与活动宣传。二是促进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一城三带一区一圈”的融合发展格局，聚焦老城，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典范区。三是大力推进“文化+体育”，从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入手，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促进体育竞赛与文化表演的互动融合，创作开发冰雪运动竞赛表演和冰雪主题演艺。四是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扶持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例如针对演艺、游戏动漫、影视等产业，加强对政策扶持力度。五要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建立资源类、资产类、资本类“三资”项目投资引导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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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协同联动机制
增强城市内生动力和辐射带动力
首先要优化文化空间载体，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新优势。着力推动产业功能区建设，以朝阳区为例，可在CBD区域打造“国际文化商务核”，在定福庄区域打造“文化创意创新核”，以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按照全国文化中心“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落实产业空间布局。在老旧厂房改造的过程中，要打通打通老旧厂房转型政策“最后一公里”，建立工业遗产评估体系，解决好土地性质变更、企业注册难、审批难等问题；发挥全国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联盟作用，推动老旧厂房改造经验“走出去”。
其次要加强区域合作，发挥城市辐射带动引领效应。健全中央相关部委、北京市、各区县三级工作联动机制，加强北京市城六区与其他区县的协同发展。建立各区县部门沟通协商机制，促进政策落实落稳，引导全市形成“一区县一特色文化产业”的总体布局。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不仅服务于首都，更需要发挥其辐射带动引领作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速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推进以及雄安新区对北京功能区的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将最大限度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增强整体文化竞争力。
最后要强化产城联动，打造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高地。着力构建环高校经济圈、文创经济圈，形成文化产业与创意人才的良性互动，让学科教育立在产业链、需求链上，让学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加强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持续释放叠加效应。2020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文化、艺术、博物馆、艺术院团等诸多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在美育方面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美育的社会资源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学校美育教学服务。《意见》的出台，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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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个中心建设
展现大国首都良好国际形象
首先要持续扩大开放，推进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扩大文化开放融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贸易，疫情后的文化贸易需要延续和维护“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要不断推进文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助推培育外向型品牌企业。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建设，打造文化保税综合服务中心。
其次要讲好首都故事，全面提升对外传播影响力。坚持以重大节事为抓手，构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全球平台。北京既是全国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国际交往中心，二者具有联动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打造首都文化传播力时，要依托于这两个中心的建设。同时要促进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多元化。传播主体层面上，从传统的政府合作交流等官方单一渠道传播转向为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化发展方向，特别是鼓励民间渠道的文化传播交流。传播内容层面上，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抽象化的高级表达转向为对多元、立体、生动的现代中国形象具体化、符号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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