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哲学翻译越来越晦涩，想躺平了？还有理了？——中文能力的三个层次

Original 申小龙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新闻学院15级研究生小张同学来信：

我是旁听这门课的研究生。您在5月11日星期三的那次课上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段翻译讲解让我感触极深。这是当代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新闻学院的传播学课程有时要阅读大量的西方社会学、哲学著作，如果原文是英文的还能读英文原版，如果原文是德语或法语，那基本上全部都要靠读翻译了。许多中文翻译非常艰深晦涩。

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文翻译中有大段大段的文字都无法卒读。有时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一团乱麻的语言丛林中跋涉，却一无所获，效率极度低下。

即使偶尔感到似乎懂得了某个意思，但又没有信心确认我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原意的。申老师，您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著作上那种完全挪移西语语法的翻译方式是一种忠实原文的表现，是保留某个学派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哲学思想就在那种语法结构中。如果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翻译就失去了哲学的价值。

比如上周三的那段译文译者是武汉大学的邓晓芒先生，邓先生被认为是国内研究康德哲学最顶尖的专家之一。邓先生的其他学术论文多写得深入浅出，比如《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的一段文字：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

邓先生能进行流畅的汉语书写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他把康德哲学翻译成那样，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这种考量是不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梁实秋曾评论鲁迅翻译日文的很多作品，实在太糟糕，无法卒读。后来的研究者，比如陈思和老师（陈老师也不太认可鲁迅的那种翻译）在讲课中说过，鲁迅认为，中文表达缺乏西语包括日语的那种具体精密、逻辑严谨的表达方式，他未尝不明白他的翻译不合中文表达，但他刻意为之。文言文有含蓄隽永的优点，但容易走向含混晦涩，他以此强制纠偏，引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改造和发展汉语。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小张同学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对小张说：“哲学界把康德哲学译成那样，其背后的考量可以理解，但践行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很难想象一个对中文没有感觉的哲学界，能够在翻译中实现其背后的初衷和考量。这样的翻译不如不译，直接去看英文，因为译文极度扭曲了中文表达之‘格’，提供了一种虐心的阅读体验。”

小张同学提到有些译者能够写非常流畅的中文，但翻译哲学著作却十分晦涩，我想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译者认为直译更好，一是译者没有能力译得更好。

从第一点来说，认为原文的哲思只能建立在原文语言结构的基础上，这当然是对的。

语言结构是思维流淌的“渠道”，它模铸了思维的机制和架构，当然成为思维最佳的载体。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样，语言之间就不可译，何必费心翻译？真的想读，去看原著就是了。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感受，看不懂译文的时候，去看原文，一下就看懂了。

那为什么还是需要翻译呢？

不用我多说，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帮助译入语的社会集团中没有条件看原文的人理解原文。

这就是为什么说翻译是不可译而译之。也就是说，翻译是以功效即可懂度为导向的。

然而我必须指出，“不可译而译之”这个命题，不是来给晦涩的翻译当借口的，而是为流畅的翻译拓开可能性的。

那么，翻译的可懂度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当然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点似乎问题不大。接下来就是译者的译入语能力了。一个中文译者的母语表达能力，我认为有三个层次：

第一，能够流畅地书写中文。

第二，能够深刻地感受和理解中文特点。

第三，能够在翻译中维护中文的流畅，不被原文带节奏。

这个中文能力三层次说，解释了一些译者为什么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却不能译出流畅的中文。

也就是说，对于中文的流畅，知其然，不等于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容易在翻译中被原文带节奏。带着带着译者就“躺平”了，还理直气壮。

说得更直接一些：晦涩的翻译，是因为译者对中文的特点缺乏深刻的语感和理解。在他看懂了原文后，不知道如何从原文结构突围，把原文的意思转化为尽可能舒适的中文结构。

这样一个转化过程，既是理性的过程，也是感性的过程。

就拿小张同学提到的语言与文化课堂上那个翻译的例子来说吧，这是新闻学院15级小马同学问我的：

“我们只能就发生的事情设想两种不同的原因性，一种是按照自然的，一种是出自自由的。前一种是在感官世界中一个状态与它按照一条规则跟随其后的前面状态的连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

小马同学对这个翻译的反应是“根本看不懂，于是我又去看了英文的版本，觉得好理解了一些”。我在课堂上把这个翻译按中文组织的特点重新作了调整：

“这件事的发生，我们只能设想两种不同性质的原因。一种是自然的原因，一种是自由的原因。自然的原因是：一种感知状态按一条规则跟在另一种感知状态的后面，两种状态前后连结。”

我想，调整后的译文，一定不会让小马同学“看不懂”，也不会发生小张同学“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团乱麻的语言丛林中跋涉，却一无所获”的情形。译文的意思没有变，只是更晓畅了。

一些哲学界人士认为，“哲学是一种最为彻底地进行反思的学问，就其深层次来说，很多时候都在与生活世界的常识、语言、思维进行较量。……当这些在自身传统中进行艰难搏斗的‘语言’再次被翻译成汉语时，其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也就理所当然。……因此，‘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传递，而是一个‘接受’他者、‘消融’他者的过程。”对此，我有二问。

一问：语言晓畅和“接受他者”是对立的吗？

语言是否自然和“接受、消融他者”，其实并不对立。在“一团乱麻的语言丛林”中，不要说“消融他者”，连“接受他者”都进退无门。而好的翻译，都是在尽可能顺畅的中文组织中传递原文的逻辑和结构信息的。把两者对立起来，不是思涩，就是懒惰。

语言之涩，源于思考之涩。

二问：你有选择晓畅的可能吗？

作为语言学者，我以为要肯定这样一种“躺平”的翻译观，前提是你（译者）有选择的可能性。就是说你既知道“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的译法，又知道尽可能晓畅的译法。而问题就在于，除了晦涩地翻译，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除非译者有能力译出晓畅的中文，他才有充足的理由说，两者相较，我选择晦涩的翻译，它的表达更有效。

这也就反映了目前在人文社科理论尤其是哲学的翻译上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以忠实原文为借口，以哲学特殊为遁词，掩饰译者经不起外文带节奏的语文能力。

这样的译者，在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翻译面前其实已没有优势。

同学们，学术翻译的晓畅并不深奥，它通常只需要一点点地道中文的语感。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一个我翻译的例子，译的是语言学和人类学家萨丕尔的一段话：

Human beings do not live in the objective world alone, nor alone in the world of social activity as ordinarily understood, but are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which has become the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ir society.

我们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翻译做一个比较：

有道翻译是这样译的：

人类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生活在通常所理解的社会活动世界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语言的支配，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的表达媒介。

通义千问是这样译的：

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生活在通常理解的社会活动世界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成为他们社会表达媒介的特定语言。

两者基本一致，差别有二：

1.有道的译文在语气上比通义千问的译文更理解原文的重点，这从有道用“不仅仅”和通义千问用“不仅”可以看出来。

2. 原文最后一个定语从句的处理，有道把它独立起来说，通义千问把它纳入中文的定语-中心语框架。从通顺的角度说，两种处理各有各的问题。

在有道的翻译中，“这种语言”和“他们”的出现十分生硬；在通义千问的翻译中，“受制于”和“成为”在一起也十分突兀。而翻译中的任何生硬和突兀都在扰乱中文思维，加重读者的“跋涉”感。

然而尽管如此，我想这两种翻译仍然是同学们都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大家自己也可能这样译。

怎样让译文流畅起来呢？我的译文是这样的（见《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的第一句，译文载高一虹等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活动中，而更大程度地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语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表达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