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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丰县“铁链女”，用冰冷摧垮田园乌托邦
八孩母亲的大儿子“愤然”报警，指控对象居然不是囚禁、凌辱其母亲的人，而是某个声援其母亲的作家。
这令人无法喘息。从受害者长成共犯，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把命运系成一个死结。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以正能量自居的八孩父亲，俨然以明星派头，开始招摇过市、代言各类广告，脸上红扑扑地洋溢自得和欣喜。
下意识地掐一把自己，分明有痛感。这一切并非在梦境中。
自从进化论出现以来，文明的兴衰似乎有着固定的解释方式。然而，单向的线性文明进程，似乎无法解决人类所有的生存困境。
在人性沦丧的状态中，丰县一群由残忍、凶狠、丑陋、无耻者组合而成的集中体，令道德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消解和颠覆。
党红叶的“嫂子”，当年被迫嫁给其哥哥，曾经作过激烈反抗、挨过惨烈毒打，现今却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成了囚禁党红叶的严厉看管者。
身为村长的赵扛印认为，人贩子解决了本村男性打光棍的问题，不仅为猖獗的妇女买卖行为张目，而且鼓励村民以暴力方式驯服试图逃跑的女性。
身负保障社会治安、打击贩卖人口职责的派出所熊所长，因为金钱利益放任拐卖妇女犯罪在当地泛滥。
我曾经以为，这些只是文学作品的描述，是高于现实生活的。
现实比艺术更魔幻，民间比艺术家更有想象力。“铁链女”的极端化叙事，以粗砺的画风展示了底层生活的残酷真相。
我决计相信，《断侉子》中写到的每一个人，在丰县欢口镇董家集村，都能一一找到对应者。
相同之处在于，既然被买卖的妇女是男性及其家庭花钱买来的商品，那么就应该被视为男性家庭的私有财产，他们即拥有对其绝对的掌控权、支配权。
这种理念不仅被男权文化既得利益者——乡村的一些男性所接受，也被男权文化受害者——部分女性所内化。
甚至接受了一定现代文化熏陶的青年和乡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也自觉遵从、予以接受。
它们合谋着以一种剜心剔骨的镜像，展示出人性中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昭示着当代乡村道德伦理的脆弱与困境。
某些乡村的空壳化，发展到人性的空壳化这个层次，更是鲜有论及。
“铁链女”所在的欢口镇董家集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山恶水”之地。资料显示，欢口镇于2012年7月被命名为徐州市首批中心镇，2014年被命名为全国重点镇，成为县域次中心。
位于欢口镇东北5公里的董家集村，是该镇首批“文明村”之一，在全镇第一个建起了敬老院，第一个办起了村级电影队，第一个办起科技夜校。
“铁链女”被锁身囚禁多年并非秘密，在该村应是人尽皆知，而这却是一个麻木得令人窒息的村庄。
除了对自身境遇的麻木，还有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无感。就像鲁迅《药》里的围观者一样，同样是底层的人，却对先知者的将死抱着一种观赏的态度，以为其想要的改变是无谓而徒劳的。
其中甚至包含着，“过来人”对新人的各种招安与冰冷的提醒。
这里的乡村社会，处于费孝通先生概括的 “无讼”状态，是乡村社会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计算和选择，通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稳定性结构，他们从内心接受、服膺这种不成文的规训和约束。
“铁链女”的生存场景，清晰地昭示着农耕生产观念和宗法伦理系统解体的情境下，乡村传统道德的失落、现代道德体系的未及构建、乡村社会道德批判与规范功能的丧失。
乡村治理中的潜规则，客观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游离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铁链女”正是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
乡村一直意味着物质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蒙昧，但这些缺点转而又常常被自然山水和貌似淳朴的民风所赦免。
在现代性的望远镜里，乡村是孕育着希望、充溢着闲适的诗画田园。丰县的一根铁链，用冰冷摧垮这种田园乌托邦。
我们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规避那些隐藏在乡村的人性之恶和道德沉沦？是道德教化、法制约束，还是宗教信仰的滋养？
文章源自公众号：老萧杂说
咱就这点能耐，也只能说说姜昆了
五味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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