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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事件：如何跳出自己挖的“塔西佗陷阱”？
针对丰县“狗链八孩妈”事件，徐州方面已连续发布了4个官方通告，而最近这个“通告四”终于承认了该事件中确实存在非法拘禁和拐卖妇女这两项重大事实，并表示当地警方已经对非法拘禁“杨某侠”的董某民及涉嫌拐卖“杨某侠”的桑某妞及其丈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尽管这个结果在一部分民众看来已算逼近真相，但仍有相当多的人不认可通报的说辞，其中包括确实认为这个通报四有关杨某侠身世认定等内容仍然不真实、不合逻辑的一部分人，也包括不由分说绝不接受官方说法的另一部分人——对后一部分人来说，徐州及丰县官方的信用已然丧失，所以它们说什么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而实际上这样的质疑一直就没断过。
“塔西佗陷阱”一说出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它最初源于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引申为一种现社会现象，即指当政府或其他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人们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很显然，在“狗链妈”事件中，徐州及丰县官方的消极作为和充满瑕疵的信息披露，确实令相当部分民众大失所望，说它们坠入了自己挖就的“塔西佗陷阱”并不过分。下一步当地官方怎么从这陷阱中解脱出来，就要考验其主政者们的政治智慧和官德了。
当然，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早就不在乎你信还是不信了，所有的“陷阱”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存在，“尔等草民才深陷井中不能自拔呢！”——说的也是，但对这个深奥的话题，在下确实无力深究。
“塔西佗陷阱”所揭示的现象，其实不止限于政府公信力这一个层面；在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背后，都可能存在信任危机，只是公权力信用的丧失最为致命，也最难修复。
现实生活中，作为官方所倚重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法律，它一方面应该对信任（信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信任（信用）的替代品。
法律成立的前提，一开始只是防范和惩治犯罪。但当人们过分依赖法律时，便很难不下意识地忽视信任的重要性。尤其当人们发现拐卖妇女这一行为会轻松牟利，铤而走险的诱惑力则会大增，而法律的警示作用却随之弱化。
而丰县事件又恰恰证明了，当信任荡然无存、社会道德崩坏，想仅仅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有多艰辛、无力、漫长……
另一方面，常有人说道德是信任的内核。但是在现代社会，信任其实是文明的产物；而某些“伦理道德”却未必文明。在丰县事件的背后，村民们就普遍信奉一套带有古老特色的道德观，它让他们将买来的女人视为一种私人财产，当成生育工具。而对文明社会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道德问题，成为必须让法律强力介入的议题了。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严重得无以复加。很多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实际上又每每采信自己不信任的东西。当人们发现徐州及丰县的前3次通告自相矛盾，人们已经选择了不信任，又如何会相信第4次通告就一定真实可信呢？所以人们更加坚信自己的不信任是对的，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恶性循环。
如果来自官方的宣传不能回应舆论的质疑，那么就无异于宣传者自己亲手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土壤和空气。如此这般，又势必进一步加深官民之间的不信任。
本文作者：成都朱达志
文章源自公众号：闻道不分朝夕 ID: zhudazhi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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