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学府消失了，知识分子还在挣扎
■ 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 1930s
◎ 梁韵琪
南开大学之父张伯苓曾感慨道，「抗战中，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 —— 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先生口中的中央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下称「中大」）。学校前身为张之洞1902年在金陵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期间停办，后复校扩建，几易其名，1928年取名「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中，中大当仁不让位列全国最高学府，与北京大学并立为「北北大，南中大」。
1937年夏秋之交，华东战况告急，五大国立名校（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陆续西迁至川（渝）、滇、黔三省。而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前，时任中大校长罗家伦洞悉时局，命人昼夜赶制大量木箱，内里钉上铅皮，以备长途运输之需。未雨绸缪，有条不紊，中大因此成为西迁队伍中复课最早、损失最少的大学。
战时物质条件匮乏，中大学生人数反而从千余人增至两千人，弦歌不辍、英才辈出，办学规模比西南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1946年，中大在南京原址复校，下设文、理、法、农、工、医、教育共7院37系、6个专修科及26个研究所，系科设置高居国立大学之最。
1949年新中国建制后，国立中央大学先是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其后剔除「国立」二字，定名「南京大学」。1952年，中央政府仿效苏联模式，对高校实施大规模院系调整，以取缔原有的英美体系。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削减至14所，原中大主体先后经历改造、分流，最终被拆分为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在内的十九所高校。
■ 三十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南门（上图）；五十年代的南京工学院大门（下图）。1952年，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前身）在中大本部原址设立，保留了大门、礼堂等主体建筑。
随后，社会系、政治系、心理系等人文科系被裁撤，学者或改行另就，或投闲置散、遁入书丛。高校丧失自主权，二十年逐步建立的学术体系几乎土崩瓦解。一位老教授曾哀恸痛陈「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论中国殿堂级名校，今人或只知清华北大，地位等同 Oxbridge 之于英国，而曾经傲立杏坛的「南中大」却不复踪迹。这所只存在了二十一年的大学，当中不少遗闻轶事至今仍被传为美谈。它的可贵之处，或在于动荡时局中的自由争鸣、独立求真和人文精神。
鸡 犬 不 留
■ 王酉亭（1901 - 1982）
所谓「时穷节乃见」，内迁时那段「鸡犬不留」的往事堪称典范，听者莫不动容。
1937年12月上旬，南京保卫战打响，战况惨烈，国军节节失利，短短十三天，首都告陷。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移驻重庆，中大全体师生、家眷合共四千余人，连同书籍仪器等也已完成西迁，安全到达重庆沙坪坝。迁校工作临近尾声，罗家伦回南京校址作最后一次巡视。
中大农学院属下有一畜牧场，位于南京市郊丁家桥，场内饲养着大批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禽畜。当初撤离南京时，因轮船空间有限，取舍之间，只好从良畜品种中各选一对，随师生一同西迁，恰应了杜牧诗句「鸡犬图书共一船」。但眼见余下千头牲畜无力迁移，罗家伦向职工发放安置费，并宣布结束畜牧场工作，牲口交由各人自行处置，能迁则迁，若实不能迁，亦一概免责。但当罗家伦复巡到此，发现诸工仍坚守原地，牲口在众人照料下完好无损。
此时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城郊河道上一片冷寂，除等待罗家伦回程的船只，早已经没有任何航船。罗家伦遂决定放弃这些牲畜，让全体职工随自己撤退。想到悉心培育多年的牲口被弃之不顾，或落入敌手，众人不由得落下泪来。此时，牧场场长王酉亭自告奋勇，表示愿将这批禽畜从南京经陆路赶到重庆，工友吴谦、曹占庭、袁为民等十六人听罢也主动请缨。为筹集西迁经费，王酉亭甚至背着妻子变卖了田产。
■ 「动物大军」西迁路线
国土蒙难，又正值寒冬，这注定是一场艰巨的旅途。四人将畜禽装笼置于牛背，驱着畜群，风餐露宿，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翻山越岭，一路游牧西去。历时一年，跋涉三千余里，终于到达宜昌码头，途中群畜虽有所折损，但多数平安无恙，其中两头母牛还添了小牛犊。
■ 跟随王酉亭等人西迁到重庆的乳牛
当王酉亭等人乘船抵渝时，罗家伦激动万分，驱车前往迎接。后来他撰文忆述，「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酋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象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
四人个蓬头垢面的人步入校园，全校数千师生一涌而出，报以掌声和热泪。
校 长 难 为
■ 罗家伦（1897 - 1969）
罗家伦在1932至1941年间执掌中大，任期为历任之最。其任内治校成绩显著，首先在科系设置基础上成立研究院所，并将教学经费四分之一用于添置图书仪器，为学术发展树立坚实根基；抗战期间，主持西迁工作得力，师生人身安全及教学秩序得以保全；行政事务上则厉行节约、力持廉洁、用人唯才。
「聘人是我最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职位做过一个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当时大学教师有专任、兼任之分，罗家伦用人时也务求其专任，「凡可请其专者，莫不请其专」。
但与此同时，罗家伦也面临着困局。苦处之一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党同伐异之风蔓延。中大教育经费本已极为拮据，校务几乎难以为继，罗家伦争取拨款收效甚微，加之党内高层又处处攻讦制肘，使他十分气愤。外有党派之争，内有门户之别。中大学人一贯分为南北（即南高-东大一脉与北大-清华一脉）两派，罗家伦既有北大背景，又是前清华校长，难免卷入是非争端。再者，顾孟余深明大义与汪精卫割席，蒋介石有意提拔任用，高校这种清水衙门最好不过。
长期耗于人事，令罗家伦日感心力交瘁。1941年7月，他主动卸任，自此再未踏足教育界。离职后，他旋即受命就任黔滇考察团团长，与云南地方势力斡旋，力求尽快打通滇缅公路，为国军部署争取方便，以防日军进犯西南。
有人投笔从政，也有人戎装执教鞭，说的是蒋介石。
■ 蒋介石（1887 - 1975）在1943年至1944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图为1941年，蒋介石夫妇在重庆黄山官邸附近的防空洞躲避日机的轰炸。
顾孟余出任中大校长后深居简出，作风宽和，但好景不长，顾孟余与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势同水火，到任不足两年便忿然离去。陈立夫欲推选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接任，一众师生称其资望不高，极力反对；于是陈立夫打算亲身上阵，无疑火上浇油，全校上下怨气更甚，斥之为「党棍」。
为平息学潮，一国之长蒋介石决定身兼中大校长，同时任朱经农为教育长，负责具体校务。蒋介石当政时，身兼职位数以十计，其时亦流传着「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迁时期，中大财政紧拙，经费大多用作教学研究，师生物质生活极其清贫。1943届中大校友王作荣回忆道，「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 —— 菜梗一碟，菜叶一碟。」
午、晚饭正餐吃的是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等的「八宝饭」，配以萝卜青菜，偶有零星薄如纸的肉片。当时有学生张贴大字报，抱怨伙食低劣，「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
■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借用重庆大学位于松林坡的地皮兴建校舍。
自从1941年末，日军袭港，孔祥熙「洋狗」丑闻甚嚣尘上，西南联大及中大不时酝酿学潮，食堂抗议逐渐衍化为政治事件。据闻从香港撤离要员时，孔二小姐将行李、家私甚至洋狗等带上飞机占座，以至大批文人政要滞留在港。腐败激起社会各界极大愤慨，中大校内开始出现诸如「拥护蒋委员长，反对蒋校长」等言论。
得知学生发难，蒋介石便说，「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中午时分，校长果真来到食堂，盛了一碗「八宝饭」，取一份青菜萝卜，与学生共桌而食。举箸间，他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学生答曰，「一年四季，顿顿如此。」他立即对随行人员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三碗饭下肚，风波始于饭桌，亦终于饭桌。
兼任中大校长次年，蒋介石退位让贤，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自身仅保留「永久名誉校长」一职。
面 子 与 里 子
■ 蒋介石在中外记者会，1958年9月
蒋氏虽为一介武夫，却也懂得礼贤下士，进而恩威并施。在重庆期间，他师从哲学系教授方东美学习《易经》、王阳明与辩证哲学。蒋介石比方东美年长十二岁，但每次授课前，他均向方东美执弟子之礼，对方则回以公民礼，两礼并行，传为一时佳话。
蒋兼任中大校长期间，常亲自到校视事，他军校出身，待人处事难免流露军人作派。一次他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其随从竟将礼堂座椅全部撤走，师生无论老少一律肃立听训。但毕竟大学不是衙门，文人也非部属，对政治权威似乎并不买账。方东美见如此劳师动众，问道，「来者何人？」听闻是蒋介石，便毫不客气斥道，「既是校长，岂可以不敬师？」众人哗然，遂将座椅恢复原状。
不买账者又何止方东美一人。刘文典拍案对质，马寅初履召不见，中大文学院教授胡小石亦叫他碰过一鼻子灰。胡小石为人素来孤介不苟，只问是非，不问党派，书法家曾家髯称其「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
■ 胡小石（1888 - 1962）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之时，某机构以重金邀请胡小石为元首撰写寿文。胡小石一口回绝。来人不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正色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对方闻之变色，悻悻而去。
话虽如此，但在已知的历史上，斯文与权力并非不相往来，而是命运相连，彼此观照。昔日逢年过节，蒋介石都会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如今在南京大学，仍流传着蒋介石请三位中大教授共进年夜饭的轶事。
2012年，话剧《蒋公的面子》对此一番钩沉戏说，虽为小本制作，但近年来走南闯北，甚至漂洋过海，自成风景。剧中以蒋介石主政中大期间为背景，人物形象参考当年中文系「三老」，即陈中凡、胡小石和汪辟疆。作者温方伊以陈、胡二公为原型，塑造出左派学者时任道与一介名士夏小山，另虚构出建制派文人卞从周，三人立场迥异，形成话语鼎立之势。
■ 《蒋公的面子》剧照，人物由左至右：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 © 牛华新
人物对话间穿插了一段巧妙的「水砚之喻」，各人性格立场从中可见一斑。时任道是理想主义者：「若将文人比水，政治比砚。清水洗砚，砚台才能再用。若水染为墨，那砚台不净，水亦不清。」卞从周强调实用主义：「清水与墨相溶，若不能相溶，又怎么会有墨汁，怎么写得出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者占据主流，而「恂恂如，有古人风」者如夏小山却偏向保守主义。「我？我宁愿当养鱼池水，与笔墨纸砚不相往来。」
故事始于1943年冬，蒋校长邀请几位学者共进年夜饭，时、卞、夏三位教授恰好在列。若易地而处，趋炎附势者自然欣然乐往，耻食周粟者也好办，但文人处世，虽秉持独立人格，亦不免瞻前顾后、明哲保身，这是数千年来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对于是否赴宴一事，三人显然各怀顾虑，或碍于立场、或耽于口腹、或羁于仕途，或役于外物，结果面面相觑，继而同室操戈，最后莫衷一是。
■ 《蒋公的面子》剧照 © 牛华新
转眼已是1967年，三人被禁足于「文革楼」，彼时意气风发，今竟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回想起二十四年前那桩旧事，堂堂师表，困在一张小小请柬里进退维谷。无论把盏还是摸牌，都谈不出个所以然，又转而诉诸「辩证法」乃至人身攻击，扭扭捏捏，到底不过是为了掩饰自身窘况。
二十四年后，文人成为革命对象，他们深知权力已无置喙余地，于是自欺欺人，甚至互相揭发，以求「戴罪立功」。更可悲是，三人之中傲气最重的时任道，晚年气节丧尽，惶惶不可终日。
老年夏小山：「你们走不走？」
老年时任道：「没人说让咱们走啊。」
老年夏小山：「腿是你自己的啊。」
老年时任道：「我人都不知是谁的了，还腿？」
■ 《蒋公的面子》剧照 © 吕效平
导演吕效平认为「喜剧是做出人尴尬的状态」，人物谈话间讥诮滑稽，是喜剧无疑；内里惊遽不安，又接近悲剧；普遍的知行矛盾，则透露着荒诞。兼具戏剧性与生命力，而唯独「不寓褒贬，不彰情仇，不论是非」，殊为难得。
一台饭局，两个时代，三位书生，四方舞台，《蒋公的面子》勾勒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貌，其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亦从中窥得一二。所谓「面子」，实为文人的「里子」。赴宴难题，好比照镜自视，只可惜文人的颜面，终随那副镶玉麻将散落一地，当中尽是难言的彷徨、摇摆和挣扎。比戏剧更戏剧，知识分子真实而永恒的生存状态，大抵如此。
■ 《蒋公的面子》剧照 © 巨云鹏
现今东南大学（前中大校址）梅庵南侧，有一株千岁桧柏，相传为六朝梁武帝亲手栽种，故名「六朝松」。松柏是昔日中大的精神图腾，秉性清劲高洁，象征南京文脉千年不息。这株古柏在历代兵燹中得以幸存，但由于常年病害，已岌岌欲倒，仰赖着仅存的一块树皮和四簇枝叶维系生机。
去年隆冬过后，喜见那遒古累垂的枝梢上又重现苍润，日复一日，怅望着金陵城的悲欢离合、枯荣兴废。 ■
话剧《蒋公的面子》
武汉站
时间：2018年4月14 (六) - 15日 (日) 19:30
地点：武汉 湖北剧院
票价：100 / 180 / 280 / 380 / 480 / 580
演员：杨诚 赵超 高仲玮 张萌
其他巡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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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守涛. 焦土红花：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J]. 同舟共进, 2017
[2] 王国平. 千面温故丨1937年，动物大军的另类「长征」[OL]. 封面新闻, 2016
[3] 许小青. 诚朴雄伟 泱泱大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M].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4] 岳南. 战爆发后高校南迁生活[OL]. 新浪博客, 2013
[5] 行在阳秋. 人事音书漫剧中[OL]. 豆瓣网, 2013
[6] 郭厚英. 一世的风情: 民国才子情事[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7] 周为筠.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M]. 金城出版社, 2008
[8] 龚放, 王运来, 袁李来. 南大逸事[M]. 辽海出版社, 2000
[9] 刘敬坤.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文章图片源自网络（剧照经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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