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惟昆：关于中外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葛惟昆教授）

我国在一般人才的培养上规模宏伟、成效显著，但杰出人才的涌现是块短板。于是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现在又有杨振宁之问；“对于创建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存在问题。为了找出问题，就需要做些比较研究。

在知识的传授和掌握上，我们的教育并不差，甚至可能领先于世。大学如此，（好的）中学更不差。一位华裔美国教授对中学毕业生做过研究，发现在基础知识方面中国学生优于美国学生，而在分析能力方面，两国学生水平相近。他的结论是：知识的优势未必可以转化成分析（或研究）能力的优势；而知识是会忘记的，能力才是终生受用的。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新领域不断开拓，他们毕生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突破新界限、达到新高度，从而成为大师。所以自学的能力、自我更新的本领，对于创新型人才是最根本的能力。

我国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大量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做出了基础贡献。但是我们的人才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呈现扁平状分布，缺少出类拔萃的特别杰出的人才，即所谓大师、或一流科学家。根据我在境外高校二十多年学习和教学科研的经验，我觉得西方教育体制和成才模式有几点值得借鉴之处。

第一， 自由的环境、开放的空间。这一点从孩童时期起特别重要。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小，使他们有展现天赋的自由空间。而根据兴趣和特长发展是培养人才的第一要素。不像我们的孩子，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应付各级考试，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显露才华、发展才能。美国学生的压力在大学和高中才开始显现，那时他们自己、或在教师及家长的帮助下，大概有了选择的方向。而发现和强化一个人的特长正是教育的闪光点。应试教育是扁平式的人才格局的温床。人才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而这个抓起，其实就是不要去抓，要放任、放养。朱邦芬教授为清华学堂物理班提倡的放养，对小孩子最为重要。这样到了成才之年，就像清华优秀毕业生祁晓亮教授所体验的，就可以永远“寻求内心自由的种子”，让它们成长为科学的参天大树。

在我国的具体环境和教育背景下，青少年对个人专长和志向的自我意识往往开发得比较迟。他们在许多其它方面早熟，唯独这一点晚熟。我在本科招生时经常遇到学生家长这样的问题：“我们想读理工科，但不知什么专业好。”我的回答永远是：“那就选物理，肯定不会错。”这话也并不是忽悠，因为有了物理基础，再做什么都可以。其实家长所谓的好专业，涵义也可能很复杂，包括有没有用、好不好学，最重要是将来就业前途如何。因此有些学生读了本科以后改变方向，固然可能有社会的影响，例如金钱至上，但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启蒙，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尊重学生的选择。没有兴趣、缺乏激情，是学不好任何一门专业的， 更遑论成为突出的人才。

第二， 通识教育的正确理解和实施。无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知识面的扩充或素质教育，都是狭隘和不正确的。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其实应当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这或许是中西方教育理念最基本的差别。大学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许多专家认为，美国更重视前者，我们更重视后者。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像清华这样的名校，不但移除了曾经有过四大名师的辉煌的国学，甚至把工科不可或缺的物理也取消了。不但取消，直到在八十年代试图恢复时还困难重重，不得不假以“现代应用物理系”的称呼。

所谓通才，并不是万金油，不是一无所长。耶鲁大学一位华裔学生的家长、他本身也是学者，把耶鲁的通识教育概括为：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批判性思维”。鼓励盲从、强求看齐的文化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钱颖一先生认为通识教育旨在“为人”，而只有做好“为人”，才谈得上“为学”。这话固然很有道理，但其实忽视了通识教育对于“为学”的基础作用。通识教育所欲达到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建设，更是为学之根本。所以我体会美国大学之所以看重通识教育，其实是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最坚实和最深厚的基础，将来他们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有极大的空间。他们从通识教育所获得的自由思考、逻辑辨析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会使他们终生受益。我们所学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总是要不断更新的，所以只有自学能力极强的人，才能具有创新能力，才能攀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

第三， 关于体育教育。许多人可能觉得这和杰出人才的培养不相干。其实这正是我们长期的误解和民族的缺憾。

体育绝不单单是体格的训练，它对于人的成长具有全面的价值。体育锻炼意志和集体主义，提升领导才能和领袖意识。所以美国的总统基本上都是运动健将。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精神中非常宝贵的因素。许多西方以及我国早期受西方教育的著名科学家也是杰出的运动员，体育运动是他们毕生的爱好和习惯，也使他们终生受用无穷。

有人说中美教育的一个根本差别在体育。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量来自各个高校。在学校里，杰出运动员远远比学业优秀的学生更引人瞩目、受人尊敬。在中国，我们曾经有非常伟大的先行者。大约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人格培养、体育为先”的至理名言，但在中国教育的长期实践中，并没有贯彻这种精神，包括在蔡先生自己曾经精心呵护的北大。相对而言，清华大学对体育的重视在我国的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无体育、不清华”，都是响彻校园、深入人心的口号。另外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校园体育与社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一个人可以是名校的高材生，同时也是社会上著名的运动员、比如某个足球俱乐部的成员。这样体育又把学生同社会相联系，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融入社会之中，对他们的全面成长也至关重要。这就好像一个民族具有尚武精神一样，一个学校和它的学生如果有体育的气质，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和一块响亮的招牌。

本文从自由空间、通识教育和体育精神三个方面，分析中外教育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试图提出改进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一些积极的建议。囿于有限的经验和知识，见解未免偏颇，仅供有关部门和相关学者参考，并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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