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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白 | 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
毛泽东住在东湖甲舍。他开会有个习惯，就是不要秘书参加。他还对罗瑞卿说:“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毛主席又对我说:“小梅，你来我身边，我高兴。但不要什么研究研究，审查审查，要随便。有一个人除我上厕所外，都可以随时来见。”我问他，“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主席又说，“他是一大代表，我没叫他李达同志，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他又说:“不要秘书参政，更不要秘书专政，你到我身边来，不能干扰我，你可以做那些减少我的劳动，增加你的智慧的工作”。
毛泽东告诉我如何整理报纸，必看的画红记号，反动的新名堂划蓝记号，让我代看的报纸有香港的《真报》《大公报》，苏联、英、美等国家的报纸。我懂一点英文和俄文。但主席一看我帮他在报纸上做的记号和翻译(靠字典)时就说，“你懂外文，这不简单，六月的鸭子不拣(简)蛋(单)呀!怎么懂的?"
我回答:“沈忠姨教的。”他惊问:“她在哪里?"
我说:“她在保卫马德里时，在战场上牺牲了。”毛主席连呼，“可惜呀!可惜呀!"
1959年4月初，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刚才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 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他对我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他还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 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他又说，“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
毛泽东又谈到人定胜天的问题，他说，“这一点是我同四川的农民，从成都到武汉沿路的同志，同党内一些同志，同鹤鸣兄的分歧。四川的老百姓一怕老天爷，二忙瞎指挥。我毛泽东管不了老天爷，马克思也管不着。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一方面要"听天由命’，另一方面要'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尊重科学。......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的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他说:“1958年12月26日你写信给我，实际上是否定三面红旗，我打击你没有?你同我唱对台戏，我保护了你。”我笑说:“我只是奉你的命及时反映情况，没有下结论，你抓不住我的辫子。”他又问:“你有顾虑?”我说，“有。”他还问我，“你敢当海瑞吗?”我回答说:“我不敢。何必呢?”我同主席直来直往，是因为有历史原因，是他把我当做“小伢子”，是他多次要我对他讲真话，我就讲了，从来未克我，我的胆子就大了些。
1959年，我的诤友，诗人郭小川所写的长诗，“望星空”发表之后，在北京受到批判。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他问我:你的朋友郭小川出了什么事?我从小川很久没有给我写信，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这时我在庐山会议上担任中南组的纪录，彭德怀是我幼年就认识的长辈，小川是我相交十年的知己，两人同时受难，我心里很难过。我分别给作协的邵荃麟、丁玲等在京同志写信为小川探问，通讯地址写在武昌我的住处。
7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到家只接到丁玲的一封短信:“中国是个大海，无风三尺浪，文艺界是这大海的最敏感的一角，自然也常有'风浪’，郭诗我看过，如果在'挑削’专家手里，鸡蛋里也可以挑出骨头来的。你远在武汉，请勿过问此事，弄不好，反而帮了倒忙。下署“小丁”二字。说来，我们这位“文小姐、女将军”，早已被抛到北大荒去了，此信大义凛然。写给邵公的信，这位长者过了好些日子才来信说:小川的“自由”已经恢复了，他还在长安街一带“望星空”，不知是何人有此“神通”，竟然使他免去了一场灾难?
在毛泽东兴致勃勃回到武汉的时候，他叫我把《真报》转给小川看，并说，“他有什么反应，你再告诉我。”我从文艺界找到小川的诗，仔细读了三遍，给主席写了一信，是我亲自送去面交的。使我吃惊的是，毛泽东以为我又要为“彭大将军”说什么，他笑着说，小伢子，再莫谈你的彭大叔了，中央还 要 重 用 他的，你说说你的朋友郭小川吧他跟王胡子(指王震同志)当过秘书，他不是什么反党分子，我一向认为他是“中国的马雅 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也是“楼梯”诗，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你也常发一些新诗，什么“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是你那回说我对新诗有偏见，你说当代青年喜欢新诗，尤其喜欢郭小川的诗，你送给我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等，我都看了，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
以前我总觉得新诗不好，前天在这里游泳，竟然听到珞珈山有人背诵郭小川的“我号召.....”真怪，这个只比你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自己写过我号召!我只希望此时趁机把小川的“望星空”和我作的记号和眉批，加上那封信面交给他。我说，小川同志的“望星空”，至多不过像我们至今还没忘记的伟大爱国诗人当年所写的“天问”那样发挥诗人对空间对人间的希望和幻想，也提出了“天问”中提过的一些需要天文界来回答的问题。毛泽东莞尔而笑:是的嘛，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像郭小川那样忠于宣传职守的人，也寄希望予所发出的幻想啊!此人不愧为马列学院的学生，不愧为三五九旅的战士，我给有关人士打过招呼，只说了一句，不要做受《真报》欢迎，也就是受蒋委员长欢迎的蠢事，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予以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小川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给我写了信，大意是:小梅，我情愿生活在我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里，那些民族的阶级的敌人叫我“投奔自由”世界，难道，我同你的亲身经历能有一秒钟去梦想那种“地狱的入口处”吗?请你放心，其实你比我更有信心，所以你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之间是用不着多说一个字的，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在那样的风浪中，居然敢提我的“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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