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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 | 李山：《论语》中的生活哲学
何谓戾气？戾气原是中医名词，“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后引申为凶暴的情绪，一种极端的个人心理或社会风气。其实，戾气发作之人未必是坏人，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后往往追悔莫及。如何消除戾气、控制情绪？读些儒家经典非常有用。
《论语·颜渊》中有如下对话：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老师三个问题：崇德、修慝和辨惑。“崇德”关乎德行提升，“修慝”是杜绝自身的奸邪现象，“辨惑”则是如何消除人生之大惑。
如何消除人生之“惑”？孔子的回答是控制自己，不让“一朝之忿”爆发。成年人，一朝之忿，掐监入狱。他受到了惩罚，他的亲人可能比他更加难过。孔子说“一朝之忿”是“惑”，就在于这样的人不考虑后果，只是一味任情发作，害己害人。
此外，在《论语·颜渊》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也是关于人生之“惑”：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这段对答涉及崇德、辨惑两项。有关“辨惑”回答所指的情况，比“一朝之忿”的戾气发作和缓一些，性质则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样的“惑”常体现于那些读过书、有身份的人身上——喜欢一个人，就想让他活，厌恶一个人，就恨不得他马上死，这也是“情绪做主”。
古人讲修身的目的是成贤成圣，即使不想成为圣贤，也应该在人品上成为君子。《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之后，马上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愠”即不恼怒，与教导樊迟不要“一朝之忿”是相似的意思，只是轻重有别而已。
子贡曾问孔子修身的途径，进而联想到《诗经》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古人治石器、玉器，必须反复地切磋琢磨，既需谨慎又需坚持。子贡理解了改造自身脾气秉性方面的艰辛，所以孔子高兴地回答：“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要想自控，就要对脾气秉性进行一番切磋琢磨的功夫，从而修炼出自己的品格。《荀子·荣辱》对此有更警策的说法：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
“狗彘之勇”是“猪狗之勇”，这种动物之“勇”是为争一点利益而不顾死活。现实中，这样的“猪狗之勇”便是戾气发作。从小处而言，不利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也会使发作之人付出代价；从大处而言，则会导致人心惶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便是戾气之害，荀子将戾气说得如此难听，也正是想以此警醒人们吧！
应该如何理解“忠恕”？《论语》是这样记载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曾子看来，孔子贯彻终身的做法就是“忠恕”。简单地说，“忠”是忠诚、诚信，“恕”是理解他人、原谅他人。“忠”比较好理解，“恕”的内涵就很丰富了。
《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回答与曾子的理解类似，他认为自己终身奉行的就是“恕”，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绝不强加给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关于“仁”的表述。由此可知，“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为人处事层面体现了“仁”的精神。
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恕”的典范，比如“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钱时管仲拿得更多，鲍叔牙不以为意，理解管仲的行为是由于贫困；管仲替鲍叔牙做事，每件事都不成功，鲍叔牙虽然狼狈却不往心里去，将事情归咎于管仲运气不佳；管仲从军打仗，屡战屡败，鲍叔牙却不指责管仲怯懦，认为管仲要赡养老母，不敢战死沙场。最终，管仲成为一代名相，鲍叔牙也因此名扬天下。管仲由衷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司马迁也感慨：“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鲍叔牙与管仲的故事，正可以用来解释孔子的“恕”道。
“恕”还与人生幸福与否密切相关。遇到不如意之事，是一味向不好的方向揣测，还是替对方着想，努力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不同的心理会导致不同的人生哲学，前者只能将人的内心引向偏狭、积怨，后者则是“恕”道。有时，原谅对方就是原谅自己，让自己的视野和心胸更加开阔。古人所说“德福一致”便是此理——有一份宽容之德，就能兑现一份内心的平和。
“恕”并非无原则回避，也并非怯懦、软弱，而是内心强大的表现。他人一些可有可无的过错，便惹得自己激愤不已，那么遇到更糟糕的情况，又当如何？如果内心不够强大，就难免在困境中迷茫、颓废、陷落，也难免在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之中迷失自我。强大的内心，应该可以涵容一切、转化一切，而不使内心淤积郁结。这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与人相处的关键。
古人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以宽容体谅之心对待他人，探寻“恕”的力量，一定是有益于正心修身之道的。
“中庸”不能理解为“平庸”“庸常”，而应该是“中道”“中和”，通俗地说，就是找到为人处事的“平衡点”。《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即合乎时宜，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时中”很重要，孟子将“圣人”分为“圣之清者”“圣之和者”“圣之任者”“圣之时者”，认为只有“圣之时者”才是圣中之圣，这样的圣人其实就是能够“时中”之人。
《中庸》强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人性，是高于原始动物性的那一部分。因此，“中庸”之道便是循着人类的“高贵之性”前进。
循着“人性”前行，首先遇到的难题和困境，便是内心情绪。平衡自己的情绪，做好自己情绪的主人，这是人生的大学问。《中庸》这样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是因为人类拥有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未发”是说这些情感先天便有，“未发”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发而皆中节”。“中节”是均衡和谐，让各种情绪有节制发作，这便需要“致中和”的功夫，要磨炼意志，加强自我管控能力。
修炼这种功夫并不简单。一个人想在纷纭复杂、矛盾交错的人生世界前行，要先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要做到心无杂念、静如止水，这正是儒家“心性”之学所研究的。丰富的情感既是人类高贵之处，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动物没有如此丰富的情绪，按照本能生存即可，也就无所谓犯错与否。人则不然，情感与情绪变化既是做人做事的动力，也往往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致中和”可谓关乎生活的一切。
《中庸》讲述了不少关于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故事，顺着“天命之谓性”的中道而行，必然落实到现实层面的人生事业，这正反映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与“内圣外王”的思想。《中庸》还提出“诚明”等概念，具体阐释如何修身，主张由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最终承接“天道”。
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开始，《中庸》的话题转为“天人合德”，这是亦宗教亦哲学的命题。上天四季变化，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云行雨施，从无差错。人也应该如此，从“率性之谓道”开始，不断努力，不断升华自己的境界，最后像天地日月那样，无私无偏，包容负载，这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当然，儒家也知道，在“天人合德”这件事上，即便如尧舜般伟大，也无法十全十美。然而，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价值方向，也是做人应该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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