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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 | 杜华平：『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
一往有深情
魏晋时期的名士，有一种不同流俗、甚至不同任何时期的风度，他们的率真浪漫、狂放不羁，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中著名的“魏晋风流”。要想深入体会“魏晋风流”，《世说新语》一书不可不读，书中记载了大量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 《世说新语》的《雅量》，最能显示出魏晋名士神情潇洒、内心镇定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特点。淝水之战大捷，谢安得到捷报，却“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谢安、嵇康镇静安闲、不惊不惧的雅量和风度，并不是因为他们修炼到没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因为他们超旷、澄明的睿智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应物而不累于物”。这种超然的精神风度，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点。 有意思的是，《世说新语》的《伤逝》《任诞》《言语》等篇，还记述了许多“钟情”的名士故事。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以“雅量”的标准提醒王戎，王戎回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说：圣人站在比情感更高的层面，超于情，故能“忘情”；还有一种人是“不及情”，那是因为没有血性、情感迟钝；忘情者难以企及，无情者不屑为之，因此应当深于情、重于情。王戎为魏晋时代恣情自适、放浪肆志的风气张本，提出了“魏晋风流”的另一重要特点——重情。 伤逝是重情最直接的表现。东晋名士王濛39岁病危，转动着麈尾，叹息说：“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作为超旷的玄学家，在生死之际，表现的是惘惘不甘之情。而他死后，友人刘惔前来参加丧礼，献犀角柄的麈尾于棺上，痛哭得昏死过去，这是伤逝的典型故事。东晋名士庾亮仪表不凡，人喻之“丰年玉”。庾亮死后，何充前往送葬，说：“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份深情，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在一般的伤逝之外，还饱含着对“美之幻灭”的悼惜。 重情还有更多方面的表现。谢安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人到中年，生离死别，逐渐多起来，有高蹈之志的谢安在亲友分别之际，也如此眷眷不忍。因此，当他听说桓伊（字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时，就明白其中况味，说道：“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一往深情”是艺术的重要境界，《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都深入到这一层面。王戎路过“黄公酒垆”，下车回忆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稽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对于王戎来说，黄公酒垆是他与嵇康、阮籍等人相从酣饮之地，代表的是一段快意人生。嵇、阮的谢世，终结了“竹林之游”。时移世易，王戎感慨莫名，顿生“邈若山河”之感。 名士卫玠避永嘉之乱来到豫章，在赣江边对左右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学者余嘉锡认为，卫玠“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这种解读深得《世说新语》之腠理。 但是，记载在《晋书·羊祜传》的一段小故事又有不同的意义：羊祜镇荆襄时，常到岘山置酒言咏。一次，他对同游者喟然而叹：“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果说王戎、卫玠的深沉叹息背后有较具体的人事内容，那么羊祜的浩叹则超越了具体的人事，是对生命有限的喟叹。无情的时间流动，与对生命、对世间的留恋，构成了历代咏史怀古类诗词的基调。 桓温任南琅邪内史时，曾在郡内植柳。几十年后，他北伐经此，见所种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个故事感动了后代无数文学家，北周庾信便由此作《枯树赋》，末尾赋有四言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无论是潇洒放旷的超然之情，还是专注深切的真挚之情，直至形成“一往深情”的生命气质，这些都是成就文学艺术的重要条件，故而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会心处不必在远
汉语中的“咏絮才”一词，一是指诗才，二是形容女子聪敏。这个词来源于《世说新语·言语》的一则著名故事，讲的是谢安在某个下雪日召集家族晚辈讲论诗赋文章，雪下得很大，谢安以“白雪纷纷何所似”发问。谢安次兄谢据之子谢朗应声回答：“撒盐空中差可拟。”意思是：抓一把盐从高处撒下，白白的盐粒飞落，与下雪仿佛。谢安长兄谢奕之女谢道韫对谢朗的比喻不满意，回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因为她觉得，春风一起，柳絮飞飞扬扬，用来比喻此时的“白雪纷纷”才更形象。 谢道韫咏雪的故事，直接蕴含着文学的重要奥秘，这就是：艺术的深处是自然审美。或者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直接相关。”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山水自然，一直是艺术家面对和描写的对象，但钱钟书先生认为，早期诗歌“有物色而无景色”，自然山水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只有到了《文心雕龙》所说的“极貌以写物”“极声貌以穷文”的两晋以后，物色、景色都蔚为大观，中华审美才出现了一次重大变化。宗白华先生认为，晋人发现了自然山水，固然是因为山水诗在东晋正式确立，更主要的则是自然山水在两晋时期真正成了独立的审美对象。 画家顾恺之游山水之窟会稽，他人问会稽山川如何，顾恺之描述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前三句写出一幅有静有动、生机盎然的自然图画，末尾一句的比喻则尽显山水的奇幻与韵致，堪称点睛之笔。顾恺之对会稽山水的审美感知，整体透出一种气韵，这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有更具体而微的展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这一“信可乐也”的场景中，万物勃发，万类有情，互相感通，交相映带。 晋人对山水之美的发现，是以纯明之心，体贴外在世界、周边环境。《舆地志》引用王羲之对山阴的一段描写：“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世说新语·言语》则记载了王献之描写山阴的文字：“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羲之用平时照镜的感觉拟写“山阴路上行”，镜子映物是将立体、多层次的外物叠合在一个平面，使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清晰化、简洁化。王献之“山川自相映发”的感觉，突出了物与物之间的“映发”关系，侧重写出审美主体的“应接不暇”和“尤难为怀”。 人对自然的情感回应，正是诞生美的根源。因此，晋简文帝入华林园，对随从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美并非只存在于远离尘俗的世外，只要能“会心”，但凡水木清华之地，都可忘怀凡俗，与万物融通为一。 当晋人发现自然山水之美，文学的感性描写就占据了突出地位。自然描写在魏晋时期不仅见于专门的山水诗文，同时也广泛渗透于其他场合，尤其是人物品藻方面。《世说新语》评王羲之云“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评王戎云“眼烂烂如岩下电”，评王恭云“濯濯如春月柳”，评嵇康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在大量的类似描写中，气韵生动的自然美都以比喻的形式品藻人物，以自然美彰显人物内在的品格和风神。对自然美的深入感知和充分表现，正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华传统艺术的重要推进。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谢安有一次与家族子侄辈讲论诗赋，他问《诗经》何句最佳，谢玄马上举出《小雅·采薇》中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很细微，讨论哪首诗或哪句诗最佳，这是文学修养、艺术审美能力的碰撞与考验。谢玄的回答说明，他认为形象生动、饱含深情等特点是诗歌最需要有的。 谢安自己则举出《大雅·抑》的句子“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认为有“雅人深致”。这两句意思不好懂，大约是“确定远谋大略和法令规制，及时告诫天下四方”的意思。这样的句子，谢安为什么觉得“有雅人深致”呢？《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寄情丘壑，高卧东山，朝廷多次征召，他都坚辞不出，但司马昱总理朝政时，谢安终于应召出山。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谢安借这两句诗将大臣经营国事的心曲传达出来，也就是说，谢安从这两句诗中感受到政治家的胸襟抱负，这种胸襟抱负高远、深沉，超越了个人的一丘一壑之好。谢安所谓“雅人深致”，就是超越一般艺术直觉的更高远境界。 晋宋之际的宗炳是画家和音乐家，史书说他好山水、爱远游，老病归乡，将所游览的山水都画在壁上，说道：“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又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的根本目的在于从山水中“澄怀观道”，“道”是老子创造的一个概念，用以指称宇宙万物的本体。晋人又拿佛教“即色即空”的观念解释万物与“道”的关系，认为“道”是本体，万物是现象物质。宗炳在《山水画序》中有两句名言说得很清楚：一句是“山水质有而趣灵”，是说“山水有具体的形质，更含神妙的意趣”；另一句是“山水以形媚道”，原来在宗炳看来，山水之形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道”。 魏晋并非人人都是哲学家，但似乎许多人都有探求宇宙本体的玄理追求，由此自然生出一种幽深意趣。王羲之《兰亭诗》说：“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前识非所期，虚室是我宅。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相与无相与，形骸自脱落。”人在世间，非常短暂，犹如过客，因而在“逝者如斯夫”的浩叹之后，人们反思历史时都会油然生悲。但是，在王羲之看来，若能探寻“真”与“玄根”，便可以克服这种悲伤，直至超越世俗、清虚无欲。 魏晋人一方面爱好山水自然，有活跃的感性生命，另一方面则神思超旷，超越感性、超越欲念是魏晋人的精神风姿和审美特色。荀羡登京口北固山望海，说道：“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这正如刘勰所说，“观海则意溢于海”。荀羡东望大海，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并未望到，但已有凌云欲仙之意，进而想到，若是秦皇、汉武登此，便要涉海寻仙了。联想到晋简文帝入华林园而“有濠濮间想”，谢安坐石室悠然而叹“此去伯夷何远”，三人都是“由物色而思接千载，由实景而迁想虚境”。他们都有典型的艺术家气质，以充盈的意趣、活跃的情思、丰富的联想，超越目接耳闻的有限，克服时间、空间的拘絷，在看似无关的现象之间接通意脉，使偶然、一般的存在产生幽远意味。 魏晋人玄远意趣最幽邃、最美妙的表达当推嵇康和陶渊明。嵇康《赠兄秀才入军》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宗白华先生认为，嵇康是以音乐家的心灵领悟宇宙、领悟“道”。于是，有限的生命个体、无限的宇宙空间、幽深的“道”，都带上了音乐的节奏与和谐的境界。因此，嵇康所描写的形象是如此潇洒自在，引人神往。陶渊明《饮酒》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栖居于人间，采菊于东篱，诗人却悠然神远，精神飞驰于南山，与山岚、飞鸟自在飘动，共同沉冥于宇宙大化之中，与“道”相合共生。 魏晋时代的超旷美，每每从眼前的景象生发，寻觅内心的深邃、宇宙的悠远，探求“道”的本真。而在魏晋人笔下，“道”也与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言一行融为一体，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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