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翻译活动就是要有文化自觉——从赵彦春译《三字经》谈起

《英韵三字经》

引用文献：朱振武. 翻译活动就是要有文化自觉——从赵彦春译《三字经》谈起[J]. 外语教学, 2016, (5):83-85.

注：本文适应微信文体已作适当删节，全文请参照中国知网，或者《外语教学》期刊。

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典籍的翻译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忠实才说得上是好的译本。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每行三个字,每一首四行,而且是韵体,翻译的时候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与之对应当然比较困难,这也是《三字经》几百年的译介历程中的最大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赵译《英韵三字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就翻译过《三字经》,后来俄国人、英美人、法国人相继迻译。这些译者大都把《三字经》的题目译作“每行三个词的经典(书)”,但并没有哪个译者严守这个“每行三个词”规则去翻,导致书名和内容严重脱节。另外,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家译的只是一种口水话式的解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离了原文,在深层的忠实上则差得更远,并没有像赵译本这样简明扼要,保留原作的神韵、气质和风貌。至于一百多年前翟里斯的译本则更是以解释说明为主,基本上不能叫翻译。

赵彦春还翻译了《千字文》和《弟子规》等多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增贤广益》、《道德经》等经典古代文化英译作品相继与大家见面。他翻译的三曹的诗歌等也即将付梓。《千字文》翻译的难度首先在于要用一千字英文常用字来迻译,语义要通,语法要通,句式要通,但还不能有一个字的重复,要做到多方面的对等,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赵彦春竟然都做到了。我们无暇把赵彦春翻译国学经典的要义和体会都叙说一遍,但这的确让我们对文化走进与走出的诸种现象进行反思。

回想一下几乎全体国人包括高层媒体等对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美利坚(America)、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等许多源自西方语汇或奴性翻译词汇的泰然接受,想一想我们跟着欧洲人把我们西边的地方叫近东和中东,甚至跟着人家把我们自己叫远东,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翻译和接受这些语汇的时候似乎太多欧洲中心论,太多跟着西人的话语走,太缺少权衡和批判意识,太缺少了民族立场和文化自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地理上说那个地方叫西亚,我们的古人则十分准确地把中土西边的地方都叫西域。他们至少还没弄错方向。

这样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还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不少译者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信心,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甚至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品译出,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这与我们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等先辈们比起来可就差得远。

梁启超等众多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彼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1898年,梁启超在《印译政治小说序》中说:“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梁启超1989:22)。随着国情的变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愈加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翻译的积极意义。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所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译家们已经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正如王晓平(1987:155)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所说,“他们要做生活的评判家、读者的引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们对原作的选择、迻译中的增、删、改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为当时社会改良服务的思想。当时的翻译观中,“豪杰译”可以算是个代表。“豪杰译”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面做随意改动,如删节、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蒋林2009:45)。鲁迅说这是“削鼻挖眼”似的翻译,有人称之为“滥译”,则多少有失公允。梁启超一般被看作是中国“豪杰译”的始作俑者。作为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良家,梁启超从事小说翻译的目的极为明确,就是维新救国和开通民智,因此,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会对原文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其实,林纾、苏曼殊、周桂笙、吴檮、陈景韩、包天笑、甚至鲁迅的早期翻译,都是或一定程度上是“豪杰译”的产物。应该说,“豪杰译”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们秉承了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传统,西学中用,更积极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以达到对传统文学和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改造的目的。鲁迅、瞿秋白、矛盾、巴金、郭沫若等就都是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而从事文学翻译的。但这些先辈们从事翻译活动的共同特点是自己的民族利益,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我们当下的翻译活动中所严重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推广和宣传赵彦春式的翻译的要旨所在。

文化学派的兴起及进步发展使翻译研究不再依附比较文学而存在,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存在,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地位(薛芳2010:84)。费孝通于1997年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告诫大家要有文化自觉,其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及其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而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总是被经济政治所影响甚至主导,因而翻译不再是与政治和经济斗争无关的事件。但我们的一些翻译评论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为西方人的某种或某些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实行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和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和观众。这点从探讨受众意识的论文的重心和数量上就可看出,讨论中国读者受众意识往往是一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许多学者对西方的各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成了“奴译”或曰“仆从译”。从这点来说,我们倒可以把赵彦春式的传统文化翻译称为“豪杰译”,当然与上文所说的随心所欲的翻译迥异,是真正的豪杰的翻译。

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传播让世界来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等显得极为重要(魏泓、赵志刚2015:109)。的确,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文化、翻译批评蓬勃发展,各种各样或者说花样繁多的西方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文化和翻译事业。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的批评活动言必称西方的某某或某某学说,不这样说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批评了,就不是学问了。试想,没有自我意识、特别是自主意识的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批评吗?能够给学界带来有较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吗?能够走得很远甚至走向世界吗?有些人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葛浩文的翻译功劳,全然忽略了莫言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是其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全然忽略了莫言是个有着强烈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地道的中国作家。

我们经常抱怨西方的许多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的不忠实和不准确,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和他们的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做简单的技术评判。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当然,中国文学走出去还要求译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还要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和勇敢的社会担当。有些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当然,作为译者,你还要像赵彦春这样既有深厚的双语文学文化功底,又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翻译学者为我国的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时是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自我,迷失于西方文学文化批评话语之中而不能自拔。提高自主意识,加强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大胆地走自己的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之路,中国文学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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