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馥芳：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模式的认知诗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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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

王馥芳.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模式的认知诗学分析[J].外语研究,2019,36(01):6-11.

作者简介：王馥芳,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词典学。

基金项目： 北京社科基金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重点项目 “北京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18JDYYA001) 的阶段性成果。

注：本文获得编辑部授权发布

一、选题价值

本文旨在运用认知诗学的方法论揭示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认知和策略模式。首先, 我们简介了认知诗学的发展、基本研究内容和目标。其次, 我们介绍了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时代和媒体背景。接下来, 我们从认知诗学的视角分析了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前景化”特征。最后, 我们提出: (1)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高度“前景化”的根源在于“强区分”认知模式; (2)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践行了“超人秀”话语策略模式, 保证了其竞选前后话语风格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二、要点解析

壹 引言

在国内外学界, 特朗普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目前国内外有关特朗普的多数研究集中在大众传播、国际关系和经济学领域。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特朗普政治话语的研究, 主要有:

(1) 特朗普话语风格研究:Wang&Liu (2017) 和翦树芬 (2018) 主要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探讨特朗普政治话语的文体风格;Waikar (2018) 主要从话语分析视角探讨特朗普话语的叙事风格;李新、吕滨汐 (2018) 主要从批判性语篇分析角度探讨特朗普2018国情咨文演讲风格;Mcmurry (2018) 探讨特朗普个人交际风格的独特性, 并用“特朗普方言” (Trumpolect) 这个词来突显其个人话语风格的“怪异性”。

(2) 美国政治理念和特朗普政治话语之间的冲突研究:张颐武 (2017) 主要基于特朗普的就职演讲探讨美国政治观念和特朗普话语之间的冲突;王璐 (2017) 主要基于“特朗普革命”探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转变。

(3) 其他相关研究:王春 (2017) 探讨了特朗普推文的会话策略。Liu&Lei (2018) 用基于机器的方法分析了特朗普政治话语的主题模式和话语策略。王馥芳 (2018c) 揭示了特朗普政治话语的“滴流”话语本质。张森、刘风光 (2018) 以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文本为例探讨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人际意义。

上述研究为特朗普政治话语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 目前为止, 还未有学者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对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认知和策略模式进行研究。研究话语的理论工具有很多, 为什么一定要用认知诗学理论来研究特朗普的政治话语?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的政治话语本质上是“滴流”话语 (王馥芳2018c) , 具有极其凸显的语言“偏离性”和“乖戾性”特征, 而认知诗学主要是运用认知工具来指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偏离”现象, 以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认知重估 (Gavins&Steen 2003) 。有鉴于此, 我们拟用认知诗学作为理论工具, 在深入剖析特朗普政治话语之理论本质的基础上, 揭示其话语构建的认知和策略模式, 以便能更好地把握美国政治话语的本质和核心。

贰   认知诗学简介

Part I 认知诗学发展简史   认知诗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认知诗学研究试图把文学理论和语言及心理认知研究关联起来。从广义上来说, 任何以认知科学模型作为描述框架来研究文学的方法论都可以称为认知诗学 (Stockwell2002) 。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说, “认知诗学是一种思考文学的新方式, 涉及把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应用于文学文本” (Gavins&Steen 2003:1) 。

根据Gavins&Steen (2003) 的研究, 认知诗学的先驱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 Tsur教授, 他的一个认知诗学研究项目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主要是把认知科学这一新学科的早期发现应用于研究文学结构和效果之间的关系。此后, Turner (1987) 把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Johnson 1980;1999) 应用于文学研究。Lakoff&Turner (1989) 则进行了诗学隐喻 (poetic metaphor) 研究。真正奠定认知修辞学 (cognitive rhetoric) 理论基础的是Turner (1991) 的研究, 其后续研究发展成“认知诗学” (Turner 1996) 。Stockwell (2002) 、Gavins&Steen (2003) 和Harrison&Stockwell (2014) 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认知诗学的发展。

Part II  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目标    认知诗学主要研究语言“偏离”现象, 即语言的“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其主要研究目标是依据文本“前景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前景化”创造性的强弱来重新评估文本的文学价值。

“前景化”原本是文学文体学 (literary stylistics) 的一个概念。Simpson (转引自Person 2016:31) 指出:“前景化是指一种语篇模式 (patterning) , 其动因尤其是源于文学—审美 (literary-aesthetic) 目的。前景化能作用于任何语言层面, 典型性地关涉到某种文体畸变 (distortion) 。这种畸变要么是由文体的某个方面偏离某个语言规范 (norm) 所致, 要么是通过重复与平行 (parallelism) 把文体的某个方面带到前面 (fore) 。这意味着前景化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前景化作为一种‘规范偏离’和前景化作为‘比同样更多’ (more of the same) ”。

基于文学文本的某些方面通常被认为比另外一些方面更为重要和凸显这一文学事实, 借用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 认知诗学提出了“前景化”这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文本中的前景化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取得, 比如重复、不同寻常的命名、创新性描述、创新性句法顺序、双关、押韵、头韵 (alliteration) 、韵律 (metrical) 强调、使用新颖隐喻等等” (Stockwell 2002:14) 。所有这些手段都被看成是对语言使用规范的“偏离”。

叁  特朗普政治话语的背景环境分析

要有效分析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理论本质, 有必要先了解其所处的背景环境, 包括政治外交环境和信息传播环境。

part I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政治外交环境  特朗普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外交环境。自特朗普执政以来, 无论是世界政治环境还是美国政治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逆转这一国际新形势需要新的政治话语来应对。1991年, 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大事件是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1991) 。这波民主化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之后开始出现逆转势头, 甚至出现了“民主的衰退”:“不仅民主国家的数量下降了, 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已经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强势。与此同时, 在美国和欧元区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丧失其吸引力, 民粹主义正威胁着其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支柱” (赵纪萍编译2018:第七版) 。为应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逆转趋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亟需新的政治话语。

其次, 美国政治外交政策的调整需要新的政治话语来推动。国际环境和形势大变, 促使美国的政治外交立场开始由着重于民主制度国际输出转变为聚焦于国内民主制度的捍卫、加强和改善。特朗普意识到, 随着世界其他力量的崛起, 美国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的份额有下降之势。在美国国际话语权有所削弱的背景下, 特朗普意识到, 美国必须调整政治外交政策;若把过多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国际事务, 势必会忽视美国国内事务, 导致美国国内经济衰退, 从而可能威胁到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根基;一旦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体制根基不稳, 美国不但无力按照其意识形态构想去塑造世界和构建国际秩序, 还可能陷入国内危机之中难以自拔。有鉴于此, 特朗普试图通过改变国际贸易机制、规则和秩序以及专注于美国国内事务来保持和稳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美国政治外交政策的调整需要新的政治话语支持。

Part II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信息“娱乐化”环境   从信息传播因素来说, 特朗普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愈演愈烈的信息“娱乐化”。信息“娱乐化”是近年来话语构建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趋势。话语信息“娱乐化”策略指的是试图把话语信息和娱乐功能融合在一起的话语构建策略。从本质上来说, 在话语信息“娱乐化”这一概念中, 娱乐第一位, 话语信息质量第二位, 即它更多地关注话语信息所带来的娱乐化功能或效果, 而不太关心信息本身的质量, 如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信息组织的逻辑性、信息结构的自洽性、信息本身的真实性等等。

近年来, 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上的“标题党”就是话语信息“娱乐化”的一个范例 (王馥芳2018d) 。要读懂特朗普的政治话语, 我们必须了解当今世界新闻传媒的信息“娱乐化”背景。从特朗普的政治话语实践来看, 其话语信息“娱乐化”特征非常明显。“在信息传播媒介方面, 特朗普不但擅用而且喜用‘推文’这一娱乐性为主的社交媒体传达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观点、攻击或反击政治对手、凝聚政治力量。有国外批评者把他的推文键盘看成是‘核弹键盘’ (nuclear button) , 认为其威力比北朝鲜的核弹还要厉害” (王馥芳2018c) 。

肆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认知诗学分析:

高度“前景化”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看, 特朗普政治话语的独特性之一是其“前景化”程度极高, 而成就这一特征的关键, 是特朗普在语言使用上对语言规范的肆意“偏离”, 具体体现在:

Part I 简单词汇  在话语产出方面, 特朗普深谙:用词越简单, 越有助于信息的快速记忆和“病毒式”传播。整体而言, 特朗普政治话语所使用的几乎都是能够被快速理解的基础词汇。此外, 他还使用很多“小词”。有国外学者基于对特朗普话语的语法和词汇分析指出, 其话语水平在美国六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之下;另一项分析发现, 特朗普使用的语词中, 78%都是单音节词汇, 其最热衷的词诸如I (我) 、Trump (特朗普) 、very (非常/很) 、China (中国) 和money (钱) 这几个单音节词 (王馥芳2018c) 。虽然有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多数政治话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 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他的支持者却认为, 他讲话非常“真实”:不玩弄辞藻、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学问。

Part II “断裂”句法  在信息组织方面, 特朗普多诉诸“断裂”句法。王馥芳 (2018c) 指出:特朗普政治话语的语义多不连贯, 话语意义似乎是“滴流” (Trickledown) 而出。从句法上来说, “滴流”话语是因“断裂”句法所致。“断裂”句法的一个凸显特征是大量使用各种话语停顿填充“标记词”, 如OK (好) 、well (嗯、哦) 和so (因此/如此) 等等。由于特朗普讲话时使用了大量的话语“标记词”, 以至于有学者撰文指出, 特朗普话语里面没有话语, 只有话语“标记词”。过多“标记词”的使用势必阻断句法组织的连贯性, 造成“断裂”句法。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来说, 使用“断裂”句法有助于创造出一种McHale (1989:148) 所言的“本体闪崩” (ontological flicker) 效果, 或者Cobley (2001:241–242) 所言的叙事“断裂效果” (rupturing effect) , 也称“碎裂框架” (breaking frame) 效果。这种效果的认知意义在于:受众原有的认知框架突然碎裂之后, 很容易进入一种智力应急性障碍状态, 理性能力容易受挫, 从而容易陷入某种“病急乱投医”的慌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新的认知框架很容易被当做“救命稻草”草率接受。

Part III 模糊信息源  在信息传达方面, 特朗普常常有意模糊信息来源, 以达到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信马由缰的话语效果。“认知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撰文说, 特朗普经常用‘人们说’或者‘我听过很多次’作为话语开端, 以增强其话语的可信度。事实上, 特朗普讲话, 素来是娱乐化效果大于内容本身” (王馥芳2018c) 。对于特朗普而言, 模糊信息源的最大好处在于:其不但不必为话语的真实性负责, 而且为其制造“假新闻” (王馥芳2018a) 提供了话语支持。

伍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模式的

认知诗学分析

Part I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认知模式:“强区分”模式   话语“前景化”可能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事实上, 高度“前景化”的特朗普政治话语确实产生了戏剧性的话语效果——“两级化”撕裂性效果:他的话语一方面得到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狂热支持, 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缘何会产生这种“两级化”效果?主要根源是, 在概念系统层面, 特朗普践行的是“强区分”模式 (王馥芳2018b;2018c) 。

何为“强区分”模式?基于认知诗学, 它是一种对各种概念范畴进行系统性强区分的图式性经验组织模式。“概念范畴”指我们对世间万物或者现象进行范畴化操作之后所得到的概念化结果。从理论上来说, “概念范畴”的本质在于理论区分, 即通过范畴化手段进行的概念化区分。本质上, 这是一种主观化的理论区分, 通常和现实世界并不吻合, 且区分的程度有强弱之分。“强区分”认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经典范畴化理论。

仔细分析特朗普政治话语, 我们发现其话语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强区分”的认知模式。

首先, 对自我身份的“强区分”。自特朗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 为了突出自己的能力优势, 他一直致力于在话语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政治身份。他在竞选阶段就致力于把自己标榜为反对精英政治的“斗士”和“勇士”, 而且成功地把自己打造为领导美国再次走向强大的“复兴者”。此外, 他反复强调自己是永远不会输的“胜利者”或者“赢家” (winner) , 而把众多政治对手和组织或者团体贬为“失败者” (loser) 或者懦夫 (coward) , 如他把《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George Will、新闻记者Tim O’Brien和演员Richard Belzer称作“失败者”;他说“标准普尔债券与信用评级”全部是失败者;他称《赫芬顿邮报》为“失败者”。据国外学者统计, 截止2017年5月底, 被特朗普称作“失败者”的个人和机构数量达到42个之多。他还把反对他的作家和记者称作“懦夫” (coward) , 而把自己称作拯救美国的“英雄” (hero) 。在很多政治场合, 他反复强调自己“确实极其聪明”, 有能力“使美国再次强大”。不仅如此, 他有一次发推文说:“我不仅仅极其聪明, 我是一个非常稳定 (作者注:意为他心智非常正常) 的天才”。特朗普将自己称作“天才”, 是对自我身份的“强区分”。

其次, 特朗普对美国社会进行各种“强区分”。一是, 他把美国和其他国家严格区分开来。他在竞选时提出建造“边界墙” (border wall) , 意欲把美国与其邻国分隔开来, 并反复强调边界保护、边界安全的重要性;二是, 他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三是, 他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严格区分开来, 把反对者称为“其他人”或者“他者”;四是, 他严格区分美国人和移民, 严格区分移民的地区或国家来源, 称来自挪威等北欧国家的移民是“好移民”, 来自非洲国家的移民是“坏移民”, 认为“能为美国社会作贡献、能发展美国经济并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是“好移民”, 而那些“威胁勤劳肯干的美国人的移民”则是“坏移民”。他把墨西哥移民区分为“带来罪恶”的“强奸者”。

“强区分”认知模式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它人为地强化了概念范畴之间的强区别性, 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享特征或者说共性。事实上, 该模式是“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简单化理解, 基于该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和文化建构在当今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王馥芳2018b:第6版) 。特朗普基于“强区分”认知模式所构建的政治话语遭到了极大的挑战, 直接导致其话语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两级化”效果。

Part II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的策略模式:“超人秀”模式   第一， “超人秀”话语策略模式的理论本质   基于美国演讲政治或多或少的“表演”性质, 再考虑特朗普个人成长、从商、当“真人秀”明星、竞选和执政的经历等, 我们发现, 特朗普政治话语高度“前景化”的理论根源在于其所践行的“超人秀”话语策略模式。

“超人秀”模式本质上是“真人秀”模式的升级版。所谓“真人秀”话语策略模式, 即说话者不是站在自我之本真的立场上言说, 而在很大程度上为“表演自我”言说。“真人秀”策略致力于通过各种话语技巧“真实地”表演自我。尽管有表演的成分存在, 但“真人秀”话语策略有一个基本原则:拒绝撒谎。人在“秀场”, 可以制造使人激动的气氛, 可以作富有煽动性的广告, 可以使所有新闻媒介都为其宣传, 还可以稍有言语夸张, 但是不能欺骗人, 至少不能长时间欺骗。因为若有欺骗, 人们最后总会明白过来 (特朗普1991) 。一言概之, “真人秀”话语策略是在说“真话”的基础上, 运用得当的话语表演技巧把自我“真实”地表演出来。

基于“真人秀”模式, “超人秀”模式本质上是站在自我异化为“超人”的立场上言说。如果说“真人秀”话语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乐、宣传或者广告推销, 那么, “超人秀”话语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征服听众, 进而实现对他们的概念化操纵。

第二， 特朗普话语策略模式升级改造:从“真人秀”到“超人秀”模式    特朗普从政前有两个标志性身份:一是商人, 二是“真人秀”电视明星。1987年, 特朗普出版了一本自传———《做生意的艺术》。在该书中, 他颇为自得地向公众炫耀自己如何依靠看似“不靠谱”和“惊悚”的言语行为为自己制造各种话题并成功“搏出位”, 从而使自己成为“话题人物”。特朗普不在乎围绕他的话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在他看来, 只要通过制造话题赢得了公共的关注并使自己成为“明星”, 他就成功了。为保持其强大的话题制造能力, 特朗普不惜把自己变成现实中的“真人秀”明星:在表演中生活, 在生活中表演。他在《做生意的艺术》一书中说, 把自己打造成“名人”可以为自己的生意节省大笔广告费。事实上, 特朗普在涉足商场早期就熟稔如何运用“真人秀”话语策略助力其生意经营。

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之后, 深谙信息“娱乐化”背景下,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且极度不被外界看好的美国政坛新手, 靠传统的中规中矩的政治外交话语毫无胜算。此外, 他深知, 自己最有可能赢得大选的捷径有二:一是让选民相信其有非同寻常的治国理政能力;二是让选民相信其对现实政治有强大的摧毁力 (强大的摧毁力暗含强大的重构能力) 。作为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政坛新手, 特朗普显然不知如何治国理政。由此, 他在竞选初期就致力于对奥巴马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毫不留情的“摧毁”。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摧毁”效果, 他很自然地诉诸于其驾轻就熟的“真人秀”话语策略。

特朗普赢得大选正式入主白宫之后, 有鉴于美国民众对政治家能力的超高期待, 自然要对他所熟稔的“真人秀”话语策略进行升级改造。如何升级?特朗普深谙美国文化中的“超人情结”。美国“超人”的形象首次于1938年出现在漫画中。此后, “超人风”一直在美国长盛不衰, 并最终形成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超人情结”。超人的种类有多种:力量超强类、智商超高类 (比如天才) 、身体超强变形类、超能力类等等。特朗普不止一次在推文中将自己称作“稳定的天才”, 意为心智健康的天才。由此, 特朗普潜意识中把自己看作是“超人”。一旦形成“超人”的自我意识, 特朗普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运用“超人秀”话语策略来构建其政治外交话语。

第三，“超人秀”话语策略的运用  揭示了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背后的“超人秀”策略模式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在政治外交舞台上运用这一模式来取得异乎寻常的话语效果。

首先, 若一个人真是“超人”, 那么他势必具有超强的话语能力。何为超强的话语能力?鉴于公众对政治人物一般请写作班子或者秘书代写讲稿的做法甚为不齿, 那么, 公众对政治家具有超强话语能力的最朴素的理解就是:讲话不请人代笔, 自己写讲稿;若讲话事先不准备讲稿, 能边想边讲那就更厉害了。为了满足公众对于“超人”具有超强语言能力的期待, 特朗普在很多重要场合所说的政治外交话语听起来非常随意, 就像是在跟公众聊天或者拉家常, 似乎根本没有提前准备讲稿, 更没有御用写作班子为其写稿, 而是脱口而出。特朗普的家常式话语风格和奥巴马的精英话语风格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虽然奥巴马的政治外交话语听起来更有水平, 但是, 不少普通民众认为奥巴马显然是事先准备了讲稿, 而特朗普似乎没有讲稿。两相对比, 特朗普看似随意的话语风格赢得了不少美国民众的喜爱和支持。

其次, 若一个人真是“超人”, 那么他就无需掩饰自己, 敢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公之于众。同一句话, 由普通人说出, 公众会觉得其人癫狂;但是, 若由“超人”说出, 则效果迥异。特朗普深谙此道。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话语多用“战略”“政府”“国家”“发展”这类“大词”, 或者用模棱两可、得体而无实际内容的“外交辞令”。“外交辞令”素来被称作“正确的废话”。特朗普深知美国普通民众素来诟病美国政治精英的政治外交话语, 认为其“虚伪”“不真实”, 形式大于内容。有鉴于此, 特朗普从竞选开始, 就力求说“实话”, 说“真话”。虽然这些话语在精英们听起来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但是, 在很多美国普通民众听来却是“肺腑之言”, 说出了他们心中的真情实感。特朗普说“实话”的话语风格为其赢得了不少加分。

再次, 若一个人真的是“超人”, 那么他就敢于挑战现实, 甚至有能力“终结”现实中的所有“丑恶”或者“罪恶”。特朗普执政之后, 面对其前任奥巴马留下的政治外交遗产, 完全是一副“灾难终结者”的姿态。美国竞选政治中, 后任总统为了显示自己比前任更有治国理政能力, 多选择挑战甚至废除前任留下的某些政治遗产, 这是美国竞选政治的特点。但美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任总统像特朗普这样致力于全盘摧毁前任留下的政治外交遗产。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 联结特朗普各项政治观点的核心理念就是“反奥巴马”。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奥巴马赞成它, 我就反对它”。到目前为止, 他已废除了十多项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涉及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为了达到全面摧毁并终结奥巴马政治外交遗产的目的, 特朗普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对公众很有说服力的话语框架:“灾难—终结者”框架。在这一框架中, 特朗普把奥巴马的政治外交遗产看成是美国的“灾难”, 而他则是美国“灾难”的“终结者”。他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描绘成“对我们国家的强奸”;把伊朗核协议称作是“有史以来议定的最糟糕协议”, 一个“灾难”, 并警告说若不废除它, 可能导致一场“核屠杀”。

最后, 如果一个人是“超人”, 那么, 不管他说了什么, 他都有能力兑现诺言, 最终说到做到, 特朗普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 他执政之后, 不遗余力地去兑现其竞选诺言, 以给公众留下一个“说一不二”的“超人”印象。说到特朗普的政治外交话语, 不少人对其感到困惑, 觉得特朗普说话匪夷所思, 极不靠谱。事实上, 若对特朗普竞选期间和执政后的政治外交话语进行系统的比对, 就会发现, 特朗普的话语风格前后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并且他上台执政之后, 一直致力于兑现其竞选诺言。这使特朗普“说一不二”的话语风格赢得了不少美国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三、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运用认知诗学方法论揭示特朗普政治话语背后的认知和策略模式。从认知诗学的基本方法论出发, 基于深入的话语构建分析, 我们发现特朗普的政治话语构建具有高度“前景化”特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发现: (1)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高度“前景化”的理论根源在于“强区分”认知模式; (2) 特朗普话语建构践行了“超人秀”话语策略模式, 保证了其竞选前后话语风格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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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李莉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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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当代美国政治语篇的架构隐喻模式分析：以布什与奥巴马的演讲为例》突破了以往的语言研究范式，从政治语篇的核心问题——道德模式出发，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架构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对比研究与演讲的架构隐喻模式，自上而下从社会和认知两个维度，从受众视角建构美国当代政治语篇，挖掘语篇 背后的思维和认知机制，视角独特。本研究服了以往缺乏系统性、偏重于理论探讨等传统的政治语篇研究方法，凸显了架构理论在政治语篇分析中的动态性和可操作性。使用了语料库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以分析隐喻的疏密度，有利于较完整地总结政治演讲中的概念隐喻系统和架构隐喻模式，使研究成果具有系统性，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联系社会文化认知，从整体上构建当代美国政治语篇体系，既有解构，又有建构，系统性强。这对语言学、政治学、传播学和靠前关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认知语义学》（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Ⅰ&Ⅱ）为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Leonard Talmy倾尽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认知语义学》奠定了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领域，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必读之作。该书原创性强，各章理论自成体系，且包含多种理论系统。全书基于大量的语料，理论基础牢固。该书不仅对语言学领域内的分支（尤其是语义学、句法学、类型学等）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而且对人类学、文学（尤其是叙事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神经科学及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话题也有重要影响。此书使作者一举成为举世公认的认知语言学创始人。

《认知语义学（卷2）：概念结构中的类型及过程》的核心是“概念结构系统”。作者（塔尔米）在卷Ⅰ和卷Ⅱ的副书名中均使用了structuring一词，表示概念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系统，而是通过不同的认知过程“构建”（structuring）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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