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丁建新：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 ——“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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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   ——“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

丁建新 

中山大学

摘 要：本文以囚犯语言、黑帮行话、引航员俚语、卡车司机车载电台语言、大学校园俚语、说唱音乐等反语言或半反语言形式为例，说明这一另类话语及其构建的另类世界。反语言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来说具有不同词汇的语言形式，是反文化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相对于主流语言，反语言具有寄生性与隐喻性。反语言生成反社会，反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有意识的替代。反语言是构建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重要手段。反语言作为边缘话语的一种极端形式，对社会符号学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关键词：反语言、反社会、寄生、隐喻、身份构建

文献来源：丁建新.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J].外语学刊,2010(2):76-83.    

作者简介：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创院院长，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中山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在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著作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2018）。迄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科、教育部及广东省科研项目近10项。出版的其它专著或论文集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叙事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文化的转向》、《文化研究》、《批评语言学》、《边缘话语分析》等。任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

丁建新教授

特别推荐

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出版信息

出版社: Springer; 2018年第一版

语言: 英语

ISBN-10: 9811070091

ISBN-13: 978-9811070099（电子书）

购买链接：

https://www.amazon.com/Linguistic-Prefabrication-Discourse-Analysis-Approach/dp/981107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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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反语言”（anti-language）的专门论述，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著名语言学家M.A..K. Halliday1976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三期发表的同名文章上。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Halliday《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1978）这部重要著作之中。当时的Halliday正热衷于构建他所谓的“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宏大叙事。Halliday从语言与社会结构、文本与社会语境的角度来观照反语言这一另类语言构建的另类世界：反语言生成反社会（anti-society），反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有意识的替代。它的存在是一种反抗的宣示。反社会与主流社会要么被动共生（passive symbiosis），要么显示出主动的敌意甚至毁灭的力量（Halliday 1976:570）。基本上讲，我们认为反语言不仅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具有不同词汇特征的语言形式，更本质的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是对主导性话语实践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制。Halliday在1976年的这一经典性论述中所列举的反语言包括英国伊丽萨白时期一种叫做“pelting speech”流浪汉语言、现代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黑社会行话以及波兰监狱中囚犯使用的语言“grypserka”等。这些其实都只不过是反语言最为原型的代表。其实，Halliday还提到了反语言的许多外围类型，如美国黑人集居区语言（ghetto language）、美国社会的一种轻歌舞剧语言（vaudeville language）、维多利亚时期工人阶级的一种幽默语言“Gobbledygook”、巫术以及人神交灵的神秘语言（arcane language）、伊丽莎白时期的商籁体（sonnet）等等1。这些形形色色的反语言的使用者大都处于他们所在的社会文化的最边缘。他们试图通过符号手段来表达对主流社会统治的不满与反制，并构筑他们自己的封闭世界。自Halliday以来，国外文献上关于反语言的专门研究主要有：Giblett（1991）关于儿童密语（childhood secret language）的研究，Butler（1995）关于黑帮“说唱”音乐（rap）的研究，Tseng（1997）关于禅门公案（Zen koans）这种“神秘写作”（mystical writing）的研究，Baker（2002）关于同性恋语言Polari的研究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运用Halliday反语言理论来研究边缘语言变体及其文化意义几乎还是空白。我们认为，反语言的研究涉及到语言社会学、人类学、文体学、文化研究等许多研究领域。而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内部，也直接涉及到Halliday语言理论中关于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语域（register）、语码（code）、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等核心思想的诠释。尽管反语言只不过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种话语与文化样式，但它对于一个以社会学、人类学为本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来说决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反语言这种语言现象作为“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我们希望通过对反语言形式与功能的研究来深化我们关于语言作为社会符号、语言构建现实与身份、语言控制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2.  反语言的寄生性

反语言可以看成是社会方言的极端形式。它与其母语之间存在一种寄生（parasitic）的关系。寄生是两种生物之间历史上形成的空间或食物上的一种依附关系。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种受益，另外一种受害。后者为前者提供栖居场所与食物。而反语言与主流语言的关系正是这种寄生的关系。反语言依附于主流语言，从主流语言身上吸取营养，并具有自己的繁殖能力。反语言与主流语言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是一种“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过程。按Halliday（1976：571）的话说，就是“旧词换新貌”（new words for old）。其中的基本原则是保留语法、变化词汇。当然这样的过程并非整体地发生，而是部分地出现。以下是一位美国引航员描绘凝固汽油弹的研制过程的一段话：

 We sure are pleased with those backroom boys at Dow. The original product wasn’t so hot if the gooks were quick they could scrape it off. So the boys started adding polystyrene—now it sticks like shit to a blanket. But then if the gooks jumped under water it stopped burning, so they added Willie Peter so’s to make it burn better. It’ll even burn under water now. And just one drop is enough, it’ll keep on burning right down to the bone so they die anyway from phosphorus poisoning. 

（Hodge & Kress 1993：71)

我们当然很感谢陶氏化工那些幕后研制人员。原来的产品热度不够——如果越南佬手脚麻利的话可以将它抹掉。所以那些研制人员开始往里加聚苯乙烯——现在的产品粘得像大便。可是如果越南佬潜入水里的话这样的产品依然没辙，所以又只好增加白磷使它燃烧得更好。现在在水下都可以燃烧了。一滴就够，可以一直烧到骨子里头，百分百磷中毒，定死无疑。 

[本文作者译]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旧词换新貌”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新的意义用旧词来表达。Boys、product原本是表达中性意义的“男孩”、“产品”，现在分别是指研发、生产杀伤性武器的“幕后研制人员”以及“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词汇化过程显然是淡化了危险性、将危险的东西说轻巧了。其次，旧的意义换上了新的表达。比如说，“越南人”被说成是“gooks”。Gooks的原义是“污物”、“污垢”、“粘性物质”的意思，而这里是指越南战争中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游击队的成员，将有生命的东西说成的无生命的东西，是一种贬义。而Willie Peter则刚好相反，是将无生命的东西（white phosphorus，白磷）说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以上一例是反以上一例是反语言的简单形式，可是基本上体现了反语言词汇重构的一般机制。

 依附只是生物之间寄生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寄生生物的自我繁殖是这种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反语言与主流语言之间的依附关系体现为重新词汇化，那么反语言的自我繁殖则体现为“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所谓过度词汇化，简单地说，就是反语言的自我生成能力太强，繁殖过度了。反语言主要出现的领域是对于某一边缘文化领域来说至关重要的核心活动。比如说黑帮语言中关于犯罪行动、犯罪工具、犯罪类别、受害人、警察、执法机关等等的名称。Halliday（1976：571）指出，关于伊丽莎白时期流浪语言的编年史中收录的关于流浪群体成员的名称就高达20多种，如upright man、rogue、wild rogue、prigger of prancers、counterfeit crank、jarkman、bawdy basket、walking mort、kinchin mort、doxy、dell等等。而加尔各答地下语言对police的称呼的词汇就高达40多种，表达bomb的词汇就有20多个。而据Cardozo-Freeman(1984)关于位于瓦拉瓦（Walla Walla）的华盛顿州立监狱1978年至1980年囚犯语言的研究表明，囚犯语言中就有许多关于die，suicide，drug，crime的同义词。这些区分精细的词汇用符号的形式反映了监禁生活的生存状态。而Eble（1996：126）指出，在大学俚语这种具有半反语言性质的语言中，就有大量表示beer、drunken的词汇出现。而著名社会语言学家Deborah Cameron在1990年春天通过对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大学生调查，就收集到关于penis的183个同义词。从表面上看，这些词汇只不过是某特定语域中存在的大量专业或半专业的术语而已，但实际上这些词汇是某一亚文化的行话中技术程度相当高的词汇表达。它们的数量远远多于主流社会所需要的词汇。Halliday（1976：571）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过度词汇化产生的原因在于语言竞争与展示（verbal contest and display）的需要，或者是用词生动的美学需要，或者是为了保密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反制、突破主流语言和主流社会文化禁忌的需要（如上文中提到的大学俚语中关于酒、色的部分）。而保密对于反语言来说往往是第一位的安全考量。据 Burke（1981：25）报道，1595年被捕的一位罗马地区的乞丐曾向当局交代说他们在来年的五月份“将修改他们的暗号，因为它们中许多已经被外界知道了”。 反语言中表达同一意义的词汇的外延尽管相同，但是它们表达的态度意义却往往有所区别。比如在加尔各答地下语言中关于girl的24种同义词中，就表达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不同的内涵区分，尽管“它们除少数以外都是男性语言”（Mallik 1972：27）。

3. 反语言的隐喻性

      反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隐喻性。比如，北美大陆的“卡车司机”用来相互联络的车载电台“无线电民用波段”（Citizen’s Band, CB）里，就有许多隐喻语言。卡车司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终日与车相伴，奔走四方，通过车载电台来相互提供帮助、互换信息、交友解愁、与警察周旋。CB的广播俚语可以说是一种准反语言。其中就充斥着许多隐喻表达。- M) z0 K: h& V4 z* p- q埃德蒙顿,Edmonton例如，他们把“police station”称为“bear cage”、“bear cave”，把“police helicopter”称为“bear in the air”，把police car称为“smokey on rubber”、“jam sandwich”，把“flat-fronted lorry”称为cabover，把“prostitute”称为“pavement princess”、“dress for sale”、“goldilocks”，把“women”称为“bearer”，把“hunting for women”称为“bearer hunt”。CB的这些隐喻表达具有明显的男性意味（Montgomery 1995：96)。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流浪汉语言”中，cheat的意思是thing to do with，而crushing-cheats、smelling-cheat、belly-cheat分别表示teeth、nose、apron，实际上也是利用隐喻作为构词的手段。

隐喻性本来并不是反语言所特有的性质。所有语言从本质上、根源上讲都是隐喻的。Halliday（1994）指出，语言的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去隐喻化（demetaphorization）的过程：许多刚开始时是隐喻的表达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隐喻性而成为我们日常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隐喻性是所有语言的根本属性。可是反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区别在于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实体（metaphorical entity Halliday 1976：579）。对于一般语言来说，非隐喻性是常态(norm)；可是对于反语言来说，隐喻性是常态。这种隐喻性存在于反语言的各个层次，特别是语音层与形态层。但在词汇层与语义层也同样存在。

(1) 在语音层，反语言的隐喻性表现在通过“音位变换”（metathesis）、“逆构法”（back formation）、“辅音变化”（consonantal change）、“音节插入”（syllabic insertion）等过程构成语音变体。

(2) 在形态层，反语言通过“加后缀”（suffixing）、“复合”（compounding）等过程来形成标准语言相对的语言变体。

(3) 在词汇层，反语言通过“借词”（borrowing）等来构成与标准语言相对的词汇变体。

(4) 在句法层，反语言可以通过“扩展”（expansion）来形成语言变体。

(5) 在语义层，语义变体是指那些在标准语言中没有语义对等形式的新形式。

      Halliday(1976:576)借用Labov(1969)的变异理论（theory of variants）来解释以上反语言各个层次的隐喻化过程。对于Labov来说，所谓变异就是“说同一件事情的另类方式”（Labov 1969）。而反语言中的每一个隐喻都可以看成是“对某个元素的另类实现”。因此，语音变体是对同一个单词的另类实现；词汇、语法、形态变体是对同一个意义的另类实现。这是理解变异的一般规律。可是Halliday同时也观察到，地下语言中语音或词形不相同的项目根本不是变体，因为它们（如ghōt）在标准的Bengal语中并无语义的对等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翻译成标准语（英语、Bengal语等）。它们能够(如翻译成英语pick pockets from footboard of tram)，只不过是它们并不是标准语语义系统中编码（coding）的元素而已。因此Halliday同样把它们看成是变体。他把这些变体都称为“隐喻性变体”（metaphorical variants）。因此，从整体上讲，反语言是标准语言的隐喻而已。

4."反语言“与”反社会“

       Halliday(1976:570)指出，反语言与反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相伴相随，甚至可以说是反语言生成了反社会。关于语言生成现实的论述，Halliday直接地受益于Berger & Luckman（1966）关于“现实的社会性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理论。对于这两位社会学家来说，维持、构建现实的最重要工具是会话：

         会话的现实生成能力最具体的体现就是语言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功能。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将世界客观化，将流动的经验（panta rhei）2转形成为相互衔接的秩序。在建立这一秩序的过程中，语言实现了世界。这不仅包括理解，而且还包括产生两个方面。

（Berger & Luckman 1966：173）

 由于反语言的反叛特征，反语言所构建的现实同样是一个另类的反现实（anti-reality或counter-reality）。这有点像爱丽丝在镜中所看到的世界一样。或者说有点像基督教皈依时所构建的基督世界一样。毕竟，正如人类语言学家B. L. Whorf（1956）所论述的一样，语言会影响到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反语言引导我们看到的是反世界（anti-world）。如果说反语言是标准语言的隐喻，那么反社会就是主流社会的隐喻。二者存在相似性，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相互构成对方的隐喻性变体，也就是说，反社会是主流社会的

隐喻性变体。正如波兰监狱中囚犯使用的反语言“grypserka”所构建的波兰囚犯的“第二生”（the second life）一样，具有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另类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反社会中，“人”（people）之所以被降格成为“吸血鬼”（sucker）是因为违背了语言竞争的规则:

 反语言所构建的反社会首先在于它的隐秘性。这种隐秘性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Nicholas Pieggi在WiseGuy这部关于黑手党的纪实性小说中，曾经收录过以下一段黑手党成员之间的对话：

Mazzei: You know the golf club and the dogs you gave me in return?

Hill: Yeah.

Mazzei: Can you still do that?

Hill: Same kind of golf club?

Mazzei: No, no golf clubs. Can you still give me the dogs if I pay for the golf clubs?

Hill: Yeah Sure.

Mazzei: You front me the shampoo and I’ll front you the dog pills. What time tomorrow？

Hill: Anytime after twelve.

Mazzei: You won’t hold my lady friend up.

Hill: No.

Mazzei: Somebody will just exchange dogs.

（Pieggi 1986:132）

这段话是Henry Hill与他在Pittsburgh的同行之间毒品交易的一段对话。由于不断受到FBI以及警方的监控，他们的交易不得不以十分隐蔽的语言进行。 只熟悉常规语言的一般听者决不可能听出其中golf club、dogs、shampoo等毒品交易行话的意义。在黑手党的语言中，表达kill的意义就有如下一些：get whacked, iced, erased, hit, burned, clipped等等。

    反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来自于反语言对现实权威的挑战与叛逆。反语言所涉及到的人群在主流社会并无政治权力可言，严重者如赌徒、吸毒者、囚犯、黑帮，轻则如大学生、年轻人、爵士音乐人、卡车司机、同性恋者，这些群体都处于社会边缘，在主流权力结构之外。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往往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反对（opposition）的关系，轻则不尊重，重则地直接地颠覆。而反语言是这种反对关系的言语表达与话语实践。Eble（1996：126）指出，囚犯使用他们的语言就像使用武器一样，表达他们的恐惧、被压抑的反抗情绪，来对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进行报复，或者说用来减少他们的犯罪感。他们用反语言来反映监狱的暴力、淫秽、恐怖、无情与非人道。而带有半反语言性质的大学俚语也表达的则是年轻人对年轻人对教育系统、社会与学术的不满与不敬。例如，在美国大学俚语中，就有wasted by a quiz的说法。对于parking monitor，他们会称呼parking Nazis。他们将Pizza Hut称为Pizza slut。将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叫做Redneck Tech。将Student Health Services称为Stupid Health Services，等等。一般来讲，大学俚语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反映的是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叛逆。由于学生身份的临时性、年纪与心理不成熟的因素、经济的不独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学生俚语很多时候更多地具有娱乐性（Eble 1996：129）。

反语言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不仅表现在词汇语法这一层面。其实体裁的叛逆、创新同样是这种实践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华语乐坛流行的“说唱”（rap）就是这样的话语形式。Rap是黑人俚语中的词语，相当于“谈话”（talking），产自纽约贫困黑人聚居区。它以在机械的节奏声的背景下，快速地诉说一连串押韵的诗句为特征。这种形式来源之一是过去电台节目主持人在介绍唱片时所用的一种快速的、押韵的行话性的语言。它的歌词幽默、风趣，常带讽刺性。80年代尤其受到黑人欢迎。台湾英年早逝（23岁）的音乐才子宋岳庭的Life's a struggle被公认为华语乐坛“最为纯正的说唱音乐”。歌词全长1300多字，共123行。以下是歌词开头的部分：

       正当我睁开双眼踏入这个世界

　　妈妈给我生命现在让我自生自灭

　　这让我恐惧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回想过去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延续?

　　我抽烟抽得我的肺都黑了

　　就像整个社会被人心笼罩着它也是黑的

　　我背着宿命的十字架

　　也渴望power, paper and respect

　　我想这大概就是human nature

　　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我暂且不提

　　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母体

　　老妈对不起我时常把你气得跺脚

       你说你后悔当初没有堕胎把我堕掉

　　每当我放学回家放下那沉重的背包

　　家里空无一人只残留着你香水的味道

　　那时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又要加班

　　我打开冰箱拿出微波炉吃冰的晚餐

　　老爸在凌晨两点钟醉醺醺地回家

　　我从睡梦中醒来只听到你们在吵架

　　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

　　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

　　我讨厌穿制服我讨厌学校的制度

　　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

　　that's true 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cool

　　警察不爽我都曾将我逮捕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人家说什么

　　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们算什么

　　没有谁有权利拿他的标准衡量我

       主宰是我自己随便人家如何想我还是我快速机械的节奏、中英文语码的转换、俚语俗语粗话的使用，都体现了这首歌作为音乐创新形式对传统抒情、浪漫的绵绵之音的反叛。而冗长的歌词、密集的叙事、电影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同样是对命运多舛的人生的隐喻。对社会不满的批判、生命痛苦的宣泄，宋岳庭找到了最为合适的话语方式。他用另类的语言形式构建了一个充满痛苦、挣扎、不公与无助的反社会，也为说唱音乐这一反语言形式留下了经典之作。

5.  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

      Halliday(1976：572)认为，隐秘性只能算做反语言的重要特征，但很难说是反语言形成的决定性原因。在考察“第二生”的反语言与反社会之后，Halliday正确地指出，反语言并不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而是构建另类的社会现实、实践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社会结构、构建反社会中的社会身份的重要手段。面对主流社会的不断威胁与高压，反语言是维系反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在反语言的世界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可言。人因此被降格为事物。反世界的构建（其中将他者降格为事物成为感恩的来源，因为它将本应惩罚的东西变为奖赏了），也可是视为拯救与整合自己身份的孤注一掷的办法。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威胁将他们身份解体的不断增加的压力。其实可以解释成自我保护与重构的方式。

（Podgórecki 1973:24）

人类语言学家Malinowski（1923）曾经将反语言称为“intimate language”。对于反社会成员来说，身份认同、群体认同、身份保卫是社会等级关系的建立重要方式。语言为我们画地为牢，我们无法逃脱，除非我们真的能走进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化之中。而“伦敦学派”的创始人Firth(1957)说过，“我们之所以言说，是为了生存”（We speak to live）。这些后来被Halliday(1994)全部划为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这样的功能对于语言与社会是如此，对于反语言与反社会同样适合。对于创造与维护社会身份与社会等级，语言往往有一种魔幻之力。这一点，语言与作为另外一种社会符号的服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Halliday(1976)指出，“个体的主观现实是通过与他者的交往才得以创造与维持的。他者之所以成为‘有意义的他者’（the significant others），正是因为他能扮演这种角色”。而在反社会中，反语言帮助其中的成员构建、维护、寻找这些“有意义的他者”。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重新社会化”（resocialization）。重新社会化的重要工具是反语言，因为反语言能够创造一个替代主流社会的另类现实。这一过程不仅是构建的过程，而且是重建的过程。而重建过程的重要条件，是有效可行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社会结构是“转型”（transformation）的实验室。在寻找他者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的典型的例子来自于湖南江永的女书。江永女书作为社会方言的一种极端形式，也有“反语言”维度。这种“传女不传男”的性别文字，用于妇女祭祀、读唱娱乐、通信往来、记事记史之用。当然最重要的功能还是作为妇女之间相互“诉苦”之用。女性们遇到天灾人祸、孤独寂寞、家庭烦恼、男性不公的待遇等等，都会通过女书这种方式来寻求姊妹的安慰。

至于身份认同，我们可以从《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86）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形得到诠释。《发条橙》是英国著名作家Anthony Burgess的现代经典。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Alex以及他的同伙为了逃离他们所认为的霸权、独裁、没有人性、毫无生机的主流社会而建立的一个帮会组织的故事。这个帮会经常流浪街头，打架、斗殴、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由于哥们的出卖，Alex被捕入狱，政府由于对他实施一种奇特的治疗技术Ludovico。药物加上恐怖视觉刺激，试图改造他的思想，使他一想到暴力、色情，就会感到恶心、呕吐。几年后Alex改良从善，却从此失去反击以前作恶时树的许多宿敌，人人都揍他，他却无能为力。Burgess所探索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一个人不能选择作恶，就必然从善吗？“我这样认为，是由于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恶必须与善共存，以便道德选择权的行使，人生是由道德实体的尖锐对立所维持的”（Burgess 1986）。《发条橙》这部小说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得以诠释。而我们可以像Halliday（1971）诠释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一样来诠释《发条橙》。对于我们来说，《发条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于“反语言”与“反社会”的故事。Alex所处的主流社会枯燥、暴君、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表达任何个人意志的自由，国家操纵国家操纵着每个人的生活。这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极端形式，也是国家主义(statism)的极端形式。而他和他的同伙想逃避这个社会。他们试图构建与之相对的反社会。他们构建、维系这一反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他们的语言Nadsat。这种年轻人的语言是一种“零零碎碎的押韵俚语”、“大多是斯拉夫词根”、“夹杂一些吉普赛话”。这是典型的反语言。而事实上，这种反语言不仅是Alex逃避现实、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伙的重要手段，而且在他们内部也是构建等级制度、服从与挑战权威的重要方式。在他们想要闯入别人住宅的时候，Alex和他们的同伙突然用词汇、语法得体的绅士语言（gentleman’s goloss）来说话，而一旦进入以后，他们马上改说只有他们能听懂的Nadsat。此时此刻Nadsat成为了行窃、威胁的武器。 在刚入道的时候，Alex由于Nadsat说得不标准，词汇、语法不如别人地道而被栽赃入狱。事实上，这一起谋杀案是集体所为。不足的语言能力使他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在狱中，也只有那些Nadsat讲得地道、流利的人才能懂得使用、欣赏讽刺、幽默，从而获得盟主权。Alex出狱从善以后，遇到以前的同伙和敌人，他也由于不再使用Nadsat而得不到同伙的认同，得到的是敌人的攻击。在这里，语言能力、语域的变换能力成了一种武器，成了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魔幻之力。

6.结语

      语言与反语言、社会与反社会，我们可以用“隐喻”、“张力”、“生成”这样的关键词来诠释它们之间关系。反语言是语言的隐喻，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张力为特征；反社会是社会的隐喻，二者同享一个社会系统，却有不同的社会结构。语言构建社会现实，反语言构建反社会现实。语言维系社会关系，反语言维系反社会的身份与等级秩序。反语言从本质上讲是反文化的话语实践，是社会语言变体的极端方式，是“流氓话语”3对“国家话语”的反叛（朱大可 2006）。社会方言变体的根本任务在于表达、象征、维系社会等级秩序。主流语言学所追逐的同质（homogeneous）的、理想的语言并不存在；相反，从“伦敦学派”开始的功能语义传统所关注的语言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将语言看成社会符号的象征。对于我们来说，语言有如服饰，是社会身份的象征。语言有如牢笼，我们走不出它的束缚。语言有如孤岛，将自己困在其中，将别人拒之千里之外。语言有如武器，是社会斗争的重要工具。这是Halliday社会符号学理论精髓之所在，也是我们对反语言、对边缘话语关注的社会符号学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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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欢迎查阅《外语学刊》2010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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