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丁建新：“韩礼德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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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丁建新
“韩礼德研究”(M.A.K. Halliday Studies 或 Hallidayan Linguistics Studies)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第一次是2018年3月17日在中山大学语言所主办的“首届韩礼德研究会”上提出的。当时我还提出了韩礼德的“六大新核心思想”的概念，包括“语法作为文化的思想”、“功能语言学的人类学思想”、“功能进化论思想”、“互为主体间性的思想”、“社会符号学思想”以及“社会生物学思想”。这些想法是我近年来对韩礼德语言学的一些思考。这次会议是一次五代同堂的会议。韩礼德教授的第一代中国弟子、北京大学前英语系主任胡壮麟教授拨冗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实上，从胡壮麟教授1978最早介绍功能语言学来中国的文章算起，已经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既是中国学术启蒙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启蒙的四十年。时过境迁，情怀依旧。
第二届“韩礼德研究会”于次年的春天同样在中山大学语言所召开。康乐园作为当年岭南大学的校园再次盛情地接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韩礼德研究者。事实上，许多与会的学者下榻的酒店“荣光堂”就是为了纪念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而设。在1949-50年左右，韩礼德先生曾经在岭南大学追随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学习方言研究的方法。这些养分，韩礼德先生每次谈到他的师承的时候都深情满满。事实上，韩礼德语言学也打上了深深的东方烙印。我们曾经这样说过，在反对一极，提倡多元的今天，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又回到中国的语言理论，韩礼德思想的光辉还远远没有被深刻地认识到。
这两次会议地址的选择是象征性的。学术研究从来都绕不过“正统性”的命题。也许，韩礼德研究会将来还会选在中山大学举办。2018年4月，韩礼德先生告别了他在澳洲养老院中的最后岁月，与世长辞。正如他的家人所言，“A mighty tree has fallen in the forest”。一位伟大的思想者的思想戛然而止。还好，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提醒我们的研究者，韩氏理论不仅仅是语法、不仅仅是语言学、不仅仅是适用语言学，它是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宏伟叙事。我们历来主张，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将韩氏理论提高一个高度来看待。它是“韩礼德理论”或“韩礼德思想”，这样才能配得上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而不至于将其理论落入俗套、流于肤浅、沦落风尘。今年5月27日，“国际韩礼德研究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allidayan Linguistics) 在悉尼注册成立，胡壮麟教授任名誉会长。与此同时，全国首家“韩礼德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挂牌，胡壮麟教授亲赐墨宝。这些重要举措也是为了着眼“后韩礼德时代”的功能语言学，使先生的学问薪尽火传。
这两次会议，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共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或论文摘要。我们并没有打算集结出版。在一个学术发表等级森严的时代，那样的工作几乎费力不讨好。然而，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主编田海龙教授多次嘱托就这两次会议出一专栏。唯有先生之托不能辜负。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三篇文章，在这里编辑成专栏，聊以纪念。其中“词汇的境遇”一文，涉及韩礼德的词汇观，即所谓“语法家的梦想”。赵常友、刘承宇两位作者的论文涉及到韩礼德的“反语言”的思想。我们曾经在国内最早介绍过韩礼德这一尘封已久的思想，并指出这一语言现象对理解韩氏理论的核心概念，如语域、功能、社会符号、过度词汇化等概念至关重要。“先生的理论，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点亮了我们不曾看到的领域”(丁建新，2019/4，《东亚学术研究》“反语言”特辑序言)。它是韩氏理论中理解语言与社会的关键思想。赵常友与刘承宇两位学者在云南监狱做的田野调查扎实、富有新的成果。和赵常友一样，吴雅菲副教授曾经做过我的访问学者，她这次的论文属于功能语言学的本体研究，那就是词汇语法。小句复合体作为语法研究的前沿地带，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概念。它的复杂性测量应该得以科学化。
词汇的境遇
丁建新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该论文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词汇研究在二十世纪语言学中的境遇。认为词汇研究是过去百年现代语言研究中的“灰姑娘”。词汇研究由“伦敦学派”开启，遭“美国结构主义”误解；由功能主义学者继承，却在主流语言学中备受冷落。二十世纪下半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语料库研究词汇与语法成为可能，许多传统上语法研究看不到的意义得以照亮。语法研究的传统领地正遭受词汇游牧部落的入侵。
关键词：词汇；美国结构主义；伦敦学派；主流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一、 引言
国外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了我的专著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2017）[[1]]。事实上，这一作品，自完成到付梓，已经经历了整整十五年（2002-2017）。在一个功利社会，这种“十五年磨一剑”的套路多少是有点危险的。翻阅当年写的东西，掩卷沉思，突然觉得词汇之于我，还算是一个熟门熟路的议题，有必要写点东西捋一捋。
与词汇的缘分其实并没有中断过。博士毕业之后，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留校任教。开的就是“英语词汇学与词典学”这一门课程，希望能讲述英语“最具人文色彩”的这部分。一开就是十年，不敢说讲得多好，至少基本能做到座无虚席。而这门课所用的教材，正是我自己主编的《现代英语词汇学教程》（2004/2012）。记得当年重庆大学出版社约稿，我组织了几位年轻学者撰稿。自己为主，总共九章，自己写了四章。而正是这本书，今年要出版第三版。据说销售已超过两万册，这对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我对词汇的兴趣，主要在理论上。我不大喜欢实践的东西。总以为许多学问用一支笔、一张纸可以解决问题，至于理论如何应用，用不着麻烦自己。我重视理论，因为有理论，会使我们豁然开朗，发现新的事实。这一点有点像望远镜，它的发明，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星空。理论如一束光，用它我们可以照亮语言最黑暗的角落。所以今天的文章，仍然只想谈有关词汇的一些理论问题。
二、 关于词汇的几个隐喻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问哈姆雷特，“您在读什么，我的主人？”哈姆雷特答曰，“Words, words, words.”这足见“词”于语言的重要性。词是阅读的全部，文本的全部，意义的全部。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Wilkins在他的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1972）中说过，“没有语法，能表达的意义很少；没有词汇，我们什么都不能表达” [2](P111)。
关于词汇的理论，其实很复杂，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常常用比喻。Mathews(1979)说，词汇如人生，命运多舛，有时会位高权重，有时会家道中落。当然，词的寿命与人的寿命完全不一样。有的呱呱坠地，有的昙花一现，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更多的是，历经千年，仍然活力依旧。[3](P123)这是关于词汇的第一个隐喻。
Gordon（1991）则把词汇比作一座城。他说，一座城最早可能是为狩猎、耕种、战斗的部落而建。人们先建一些建筑，然后新来的部落增加一些新的，修缮一些，容纳电、汽车这些现代的东西，同时拆掉一些古老没用的。而旧的街道与建筑往往多少年岿然不动。[4](P23-24)这也是词汇的运作机制。讲的是词汇的人文性、历史性。
世事变迁，物换星移。新思想层出不穷，新的社会问题此起彼伏。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不断的造词，以满足各种需求。我们可能有一天少了水，少了电，少了吃，少了燃料，可是我们造词的灵感却从来不会枯竭。词汇有如丛林，适者生存，供需平衡，这是语言的不二法则。我们创造一个新词，是因为有人需要它。木匠做一个柜子，是希望有人买它；设计得好一点，是希望顾客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我们创造一个新词，为的是能表达新思想、新情感与新信息。很少有人奢求它千秋万代。我们需要的是它能满足我们当下的需求。至于它的寿命，是生死由天的事情。
词汇是语言的“building blocks”。它与语法的关系犹如砖石与混凝土，一起构建语言的意义大厦。没有砖石，意义的大厦是一个空架子；没有语法，意义的大厦是一堆无形的散砖。我们也可以用血肉相连的隐喻来理解词汇之于语法。词汇是肉，语法是血。没有血，肉是一团死肉；没有肉，血也无从依附。在《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中，夏洛克这位贪得无厌的犹太商人之所以输了官司，就是没有懂得血肉相连的重要性。语言研究，就像从山的两端同时挖一条隧道，一端是词汇，一端是语法。挖的是同一座山，这座山，就是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这是我们关于词汇的一些基本隐喻。[5]
三、 “可怜的老弗斯，你根本不懂”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布伦菲尔德结构主义（Bloomfieldian Structuralism）只重形式不重意义盛行的年代，英国语言学家J. R. Firth以及他所代表的“伦敦学派”几乎是整体被人误解与忽略的。“可怜的老弗斯，你根本不懂”（Poor old Firth, you don’t understand）。这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同行常常用来嘲讽弗斯的口吻。而正是他，却是堂堂正正的英国第一把普通语言学的交椅。他所领导的“伦敦学派”的许多信条至今在功能主义阵营中仍然留下许多影响。用J.R.Martin的话来说，他是语言学界的第一位“后现代主义者”（the first post-modernist）。
J. R. Firh的后现代性在于他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受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影响（当年的伦敦大学人类学系与亚非学院常常举办有热烈讨论的研讨会），他并不把语言看成是“反映思想之镜”（mirror of reflected thought），而是看成是“行为方式”(mode of action) [6](P296)。他关注语音、语法、词汇所在的语境。同时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概念“语境”嫁接到普通语言学的各个意义层次。正是他，孕育了把词汇作为独立的意义层次（lexis as a linguistic level）来考察的思想，并把这一层次纳入描述语法的光谱 [7](P296)。他关注词汇出现的语境，提出著名的“人以类聚，词以群分”（You can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 ）的思想以及“搭配意义”（meaning by collocation）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文体分析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他分析过了李尔王的打油诗，Swinburne的诗歌，十八、十九世纪早期的书信。他提出“限制性语言”（restricted language）的概念(后来韩礼德等“新弗斯主义者”把这一概念发展成“语域”register理论),相信每一种限制性语言都有它各自不同的“微语法”（microgrammar）、“微词汇”(microglossory) [8](P62)。这样的研究从本质上开启了二十世纪语言学关于语言习语性（idiomaticity）、预制性(prefabrication)研究的先河。词典学、语言教学以及描述性语法研究都受益匪浅。而当时J. R. Firth并无现代科技可依，靠的是观察、思辨以及文本分析。他的同僚包括H. E. Palmer(1933) [9], Mitchell(1975) [10]等伦敦学派的先驱者。
四、 主流语言学的“灰姑娘”
二十世纪语言学的主流无可争议的是乔姆斯基（N.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这位美国学界的极左知识分子、永远的不同政见者、自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系（最近据说调去了亚利桑那大学）一直用他的形式主义语言学统领着美国语言学的潮流。从五十年代的“转换生成语法”到后来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比萨讲座”），再到后来的“最简方案”，他的理论的进化模式是批评、否定的模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韩礼德为首的功能主义。后者理论的进化模式是典型的向心、运用模式。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传承了笛卡尔以来“心灵主义”的哲学传统（他的政治理论继承了斯金纳的批评模式），相信用通过构建句子生成的机制的办法来打开人类思维的黑匣子。他因此被称为“认知科学之父”。
十八世纪以降，理性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二分法。对与错、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疯癫与文明，这样的思维模式统治了西方学界两百多年。它的毛病在于一方以理性之名将另外一方扔进无边的黑暗之中。这样的思维同样在语言研究领域找到了它的回响。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到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表现”，到韩礼德的“意义潜势与语言实现”，无一不是这样“猴子掰西瓜”式的思维。拣到西瓜，一分为二，然后吃一半扔一半。乔姆斯基强调“语言能力”，也就是所谓“语言习得机制”的普世性，相信大写的、同质的“语言”的存在，把语言表现（performance）扔入垃圾桶。D.Hymes这些社会语言学家却把他扔掉的东西视为珍宝。事实上，社会语言学自从它出现开始就是反主流、反乔姆斯基的。
对于乔姆斯基来说，词汇就是“语言表现”。对于他来说，只有语法才是语言的创造性部分，因此句法是他情有独钟的东西。乔姆斯基（Chomsky）就把词汇看成是“没有次序的词汇构成的罗列”（unordered list of all lexical formatives），是没有结构的东西（unstructured）[11](P84)，而句法是唯一的、所有的生成句子的机制（a device of some sort for generating all and only the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12](P85)。从此以后，词汇沦为主流语言学中可怜巴巴的“灰姑娘”（Cinderella）。
五、 “语法家的梦想”
相对于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罗马天主教皇”的地位，功能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新教徒”（Protestant）的地位。这一带有浓厚人类学、社会学、修辞学、教学语法色彩的语言学流派一直扮演着一个沉默的反抗者的角色。它吸取了东方汉语的语法思想，深受“语言相对主义”（linguistic relativity）[13]的影响。近年来，我们梳理了功能主义的“六大新核心思想”，包括“人类学思想”、“进化论思想”、“相对论思想”、“语法作为文化的思想”、“主体间性思想”、“社会生物学思想”[14] [15] [16]，希望对功能主义语言学在中国的前辈语言学家胡壮麟先生的“功能语言学的六大核心思想”（“系统”的思想、“功能”的思想、“语篇”的思想、“语境”的思想，“语域”的思想，“或然”的思想）[16]做一补充，以作为本人多年研习韩礼德语言学的一些心得。可是坦诚地说，随着悉尼大学铁皮屋里的语言学系系主任的交椅被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占领，功能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语言流派已经逐渐“渐行渐远渐无书”。J.R.Martin也许是悉尼功能主义“最后的莫西干人”。
韩礼德对导师J.R.Firth的情感溢于字里行间。但那只是个人情感上的。在学术上，韩礼德的语法理论在很多方面都背离（也可以说是发展）了弗斯的许多原则。难怪他早年就已被人称为“新弗斯主义者”(new-Firthianist)。在对待词汇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在Lexis as a linguistic level这篇文章中，韩礼德显然是随弗斯的搭配研究强调词汇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层次的存在的。可是在韩礼德中、后期的功能语法阶段，他已经一再强调词汇与语法作为意义实现手段的统一性：一种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由许多层次（levels）或层级(strata)组成。其中核心的层级，也就是语言的内核，是语法。然而准确地讲，应该称之为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因为他不仅包括语法，而且包括词汇。他们只不过是同一连续统(continuum)的两端而已——它们是不同视角中的同一现象而已。[17](P15)这是韩礼德关于词汇与语法的主流思想。也就是他作为一个语法家的梦想（grammarian’s dream）：通过语法研究来函括所有的语言型式(patterning)，而“词汇是最精密的语法”（lexis as most delicate grammar）。这样的梦想是一个语法学家疆域扩张（territory expansion）的梦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早以前就专文论述过。[18](P43-45)
功能语言学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是“系统”（system）。这体现在“系统图”（system diagram）是功能主义描述语言的经典模式。在系统图的左端，“语法性”(grammaticality)越强，在系统图的右端，“词汇性”(lexicality)越强。在系统图的左端，人们更多地追问合乎“语法性”的问题，在系统图的越右端，人们看到的是“词汇性”的问题，也就是是“组”（set）或“类别”(class)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表示“处理”(disposal)的过程图的描述中看出。
图一：英语表示处理（disposal）过程图
必须指出的是，韩礼德语言学很少会用“句法”（syntax）这一概念。韩氏理论中几乎压倒性地使用“语法”（grammar）或“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句法的概念更多地意味着形式语言学对词汇的轻视。而且，功能语言学的“系统图”(system diagram)与形式语言学的“树形图”（tree diagram）也是摹状语言的两种不同方式。也许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看待语言的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视角。系统图表示的是相互牵制、出现概率此消彼长的选择关系，而树形图表示的是在每一个节点面临的语法合法性的选择。因此原教旨的功能主义论述中，几乎没有树形图的出现。唯一出现“句法”、“树形图”的是“加的夫语法”（Cardiff Grammar）。而事实上，这只是功能语法当中的一个极为小众的“方言”(dialect)而已。而且，时过境迁，这样的学问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在威尔士的学术群山中找不到任何回响。
六、 “词汇游牧部落”的入侵
“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只是韩礼德等语法学家的梦想。对于John Sinclair等一些词汇学家、词典学家来说，他们的梦想却刚好相反。他们希望“从词典中构建语法”（construct grammar out of dictionaries）[19](P38-62) 。事实上，作为老朋友的辛克莱与韩礼德这两位英国语言学界的巨匠曾经一度一起做过项目，可是不久由于理念不同而在工作上分道扬镳：两位老人探索意义的进路不一样。
辛克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伯明翰大学校园里开始做语料库。他受军工部门、科技信息部门资助开始设计软件包，讲授研究生课程，营造语料库研究语言的氛围。后来又与柯林斯出版社合作，编撰《柯林斯共建英语语法大全》（辛克莱，1999）。他的工作是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计算机技术发展相伴相随的。计算机技术发展使语言学家们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语料，而这正是词汇研究的特性所决定的。做语法，一个句子就可以“一叶而知秋”；做词汇，我们需要浩瀚如烟的语料才能“大海捞针”。用计算机收集大量的文本，做成大型语料库（corpus），分类、贴标签，根据索引（concordance）观察词汇出现的环境，也就是词汇的搭配(collocation)状况。这就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词汇、语法的基本方法。
辛克莱分阶段把他的理论与实践分别报道在其论文及著作中[20] [21] [22]。辛克莱相信，词汇的意义(sense)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出现的结构(structure)中。也就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他从鲜活的语料中，完成了《柯林斯共建英语语法大全》[23]。这一语法著作是语料库研究语法的重要成果。他的研究是一位词汇学家研究语法的典范。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语法学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传统上语法研究的领地受到了“词汇研究的游牧部落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lexical hordes）。
七、 结语
二十世纪语言学中，词汇一直遭受“后娘式的待遇”（stepmotherly treatment）。这与美国结构主义给与开启这一传统的伦敦学派语言学的待遇是一致的。在这以后，词汇研究这种“他者”（the other）的身份，也与主流语言学对待功能主义的态度相吻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词汇研究由于计算机的发展使得语料库研究语法与词汇成为可能，词汇研究才方兴未艾。可谓时来运转，“山不转水转”。技术革命带来研究方法的革命，研究方法的革命带来视野的豁然开朗。传统方法研究语法、意义所看不到的许多黑暗角落得以照亮。当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词汇游牧部落入侵传统上语法研究领地的声声铁蹄。
02
边缘话语分析
——一项关于服刑人员语言状态的田野调查
赵常友1, 2，刘承宇1
（1.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 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服刑人员话语是一种反语言。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物种生态位和群居的理论，阐述服刑人员话语，尤其是服刑人员流氓话语的边缘属性，发现它们是狭生态位、种群数量较小的话语变体，是一种极端的边缘话语形式。这类狭生态位边缘话语在服刑人员群体中频繁使用和广泛传播，得益于它们以种内、种际群居的模式，增强其竞争优势而得以胜出，而且少数服刑人员流氓话语已经或即将被正谕话语或官方话语收编，从边缘走向主流。
关键词：语言生态学；生态位；群居；服刑人员话语；流氓话语；边缘属性
02
03
小句复合体关系体系之复杂性研究
——《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原版与简写版难易度对比
吴雅菲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 要：句子的复杂性是由词语、句子结构、复合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所决定。以韩礼德的功能语法为理论框架，从小句复合体的角度来比较《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原版和Stuart改写的简写版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影响句子复杂性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高密度小句复合体的使用频率、多变结构的比例以及多层多变结构的使用。
关键词：小句；小句复合体；复杂性；相互关系；逻辑关系
03
本文获丁建新教授授权发布，为适应微信排版需要，本文挑选专栏第一篇文章全文，如需查阅后两篇文章全文，请关注知网或《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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