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胡壮麟先生学术思想与治学心得访谈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胡壮麟先生学术思想与治学心得访谈
李战子1 胡壮麟2
（1.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2.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访谈围绕胡壮麟教授在语言学尤其是功能语言学和外语教育领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及治学经验展开。他简要回顾了开创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经历。他以功能语言学为引领，兼容并包，立足外语教学和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变迁，将符号学、文体学、多模态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融会贯通，并对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及回归做了系统探究。
关键词：胡壮麟；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外语教育；《语言学教程》
作者简介：
李战子，女，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与国际合作系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军事英语教学和军事外交话语研究。
胡壮麟，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双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语言规划、符号学、认知与隐喻、中小学英语教学、多模态话语分析、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等研究。
学习文献：李战子，胡壮麟.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胡壮麟先生学术思想与治学心得访谈[J]. 英语研究，2019（2）：1-10.
期刊查询：
《英语研究》官方网站：
http://column.sisu.edu.cn/engstudy/
《英语研究》知网入口：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注：本文获得作者和期刊社授权推出
【访谈者按语】胡壮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双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国内43所高校兼职或客座教授，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语言规划、符号学等研究。发表论文245篇，编著著作42部。主要著作有《语言学教程》《语篇的衔接与连贯》《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理论文体学》《认知隐喻学》《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语言·符号·教育》等。胡壮麟教授是中国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界勤奋耕耘、建树卓越的资深前辈学者，荣获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中国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李战子（以下简称“李”）：胡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学术著述丰硕，思想深邃，如最近出版的《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被出版社评为最受欢迎的语言学著作之一。很想知道您在科研中感到的最大的惊喜是什么？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胡壮麟（以下简称“胡”）:是这样，最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网上让大家投票，这本书开始排在第三，后来获得1000多票，成了第一。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语言学联合书单——2018年好书榜单”的帖子，其中每个出版社一本，《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也在其中。
下面谈谈科研中让我感到“惊喜”的时刻。
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会惊喜。1979年初，我刚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收到社科院语言所赵世开先生来信，他要求我写有关语用学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pragmatics这个名称，于是请教了导师韩礼德（M. A. K. Halliday）。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关语境的研究非常契合语用学领域，并介绍我看Journal of Pragmatics杂志。我看了好多篇，居然把任务完成了，最终在社科院的杂志上以《语用学》为标题发表，这让我有过惊喜之感。
成果受到肯定会惊喜。如我主编的《语言学教程》荣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如果说及外语教学或语言学研究之外的惊喜，令我终身难忘的是1957年还在部队时，经过资料分析，我写了一份关于美国将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的报告，上报给了国防部及党中央，并被当时的总参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最后，能成功培养出几位超越自己的学生也会感到惊喜。请看这几位，高一虹在教学、科研和管理方面都非常出色，现在还是我的领导（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李淑静现在是北大外院的党委书记，也是我的领导；还有我教过三年的七五级工农兵学员刘振民现已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都让我感到在教书育人的漫长生涯中收获颇丰。
至于“烦恼”问题，不是太多，我就略举一二。20世纪80年代，许国璋先生曾让我负责英语专业四、六级测试的项目。每年暑假集中阅卷和讨论都很费时间，要是全国高校都参加，那我就更没有暑假了。许先生发现我的思想情绪后，曾批评我。有时参加一些成果的评奖会议，我也曾为如何平衡领导与评审委员的不同意见、如何满足不同单位和申报者的要求感到难办而烦恼。
李：胡老师，大家都知道您担任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多年，之后又担任荣誉会长。在多年来的功能语言学研讨会上您都作了大会发言，一直有新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您还记得1995年在北京大学组会的情景吗？那是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首次在中国召开，随后又在清华大学举行了国内的第一次功能周。请问，这一次和随后的十几次研讨会及功能周对推进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胡：1995年7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对我来说是一次锻炼和考验。我有个缺点，怕负责大型学术会议，既费时间，又要想办法筹集经费。考虑到此次大会无法推脱，我便采取了几个措施：与香港理工大学特伦斯（Terrance Low）合作，总经费由他负责，境外与会人士由他联系；与清华大学的方琰教授合作，会前的功能周在清华大学召开；我的博士生田贵森、范文芳分别负责境外专家和国内参会者。因此，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集体的力量。
从日后的发展看，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你，并接受你来北大读博，同时也结识了黄国文，他当时随同其导师——英国的福塞特（Robin Fawcett）参会。再则，当时天津的汉语界语言学家马庆株也来了，后来他在汉语界推动了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也正是通过这个会议，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日后与国际有了更多的合作，并参加学会的理事工作。
李：胡老师，这些年您曾经接受过一些学术访谈，和读者分享了您的学术历程。那您觉得在您的学术成果中，哪一项或哪几项研究是您最珍视的呢？早些年您曾经和我说过，您很看重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论巴赫金（Bakhtin）的论文，现在您的看法改变了吗?
胡：先谈谈你提出的我在北大学报发表的论巴赫金的论文。的确，我很珍视这项成果，因为它与符号学和文学有关。
苏州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准备成立符号学会时，曾提出要求挂靠在北京大学对外文学比较学会下。北大除了建议把“符号学会”改成“语言与符号学学会”，这样与语言专业结合更为密切以外，还提出让我代表北京大学任该学会会长。我准备了《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这篇论文参加成立大会，受到肯定。当然，我个人心里清楚，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不如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外语》等刊物发表，后者在外语界有更多的读者，会产生更大影响。鉴于上述原因，我此后非常珍惜与文学有关的成果，如《让巴赫金给巴赫金定位——谈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康拉德的〈黑暗的内心深处〉》《“光明使者”与“白人奴隶”——谈谈〈黑暗的内心深处〉中的库尔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讽刺诗四首》等。
我当时特别注重多开设语言和语言学课程，是为了协助教育部解决有关语言方向的课程和培养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帮助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老先生解决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中语言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建设及培养问题。这涉及的问题是：把我国的大学外语专业办成只会开设听说读写课程的“外语专科学校”，还是需要再增设一些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外语教学法、外语测试等专业课程。
现在，我内心非常坦然，我们这些从事语言教学和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老师问心无愧，我们对得起这些老先生，我们对得起教育部的改革开放，我们对得起语言方向的学生，我们对得起这个时代。
继续谈我对哪些研究项目重视的问题。除上述之外，我认为能提出一些别人尚未认识到的问题是自己的进步。除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外，据说我对日语主位的研究推动了日本学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我对美国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的研究也是国家领导和外语教育决策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对于一些新的领域，如符号学、澳大利亚研究、修辞学、多模态学等，我也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的《跨越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的《修辞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现代汉语言语类型及其修辞功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功能主义纵横谈》等。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太喜欢别人说我是语言学家，我认为自己只是教语言学课程的老师。我重视语言学，是希望它有助于外语教学。为了完成各种任务，我要熟悉符号学、外语教学、文体学、修辞学、澳大利亚研究等内容，因此我认为自己是“杂家”更甚于“专家”。
李：胡老师，您领衔编著的教材和您的几部专著在语言学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不可以说迄今为止您的教材代表作是《语言学教程》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它们分别获得过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英语语言学考研和教学以及功能语言学学习者的口碑佳作。关于这两部教材的编写和打磨，您有什么故事和我们分享吗?
胡：就我本人来说，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搞好教学，思想上还没有写教材的准备。应该表扬的是山东大学李延福先生，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由于我是教指委英语组副组长，又负责教学大纲的制订，他很谦虚地请我牵头。
这本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抱着让它自生自灭的态度，没有再太多考虑。可我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部突然找我，要我负责修订第二版。也没有想到第二版出版后，各方反应难度较大，它可能只适合像北大那样的少数学校，难以在更多学校推广。于是，我们决定出第三版，由我邀请部分兄弟院校的老师一起编写，难度适当控制，社会效益较好。
后来的第四版增加了两位副主编：姜望琪和钱军。因为当时我已78岁，为了保证这本教材的持久性，主编必须后继有人。出版社同意这个想法。姜老师是在英国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任教的，底子厚，经验丰富。钱军是我国研究布拉格学派的权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在大家的努力下,《语言学教程》从第一版到第五版已经印了近250万册，为语言学教学和研究做出了较为显著的贡献。
考虑到《语言学教程》是用英文编写的，中文系的师生阅读会有困难，我们又决定把它译编成中文，由汉语部负责。这样，中文系学生也能学习《语言学教程》的内容。后来，许多学校要求为语言学研究生提供教材，于是有了《语言学高级教程》。这样一来，过去因难度大而被从《语言学教程》中取下的内容有了出路，同时许多本科生难以驾驭的专题也能收入，如生成句法学、功能语法学、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语言习得等。此外，高职高专院校的老师提出内容需更简单些的要求，于是，我积极组织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们，出版了《语言学简明教程》。总的来说，有关语言学教程的系列教材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1989年，我与朱永生和张德禄合编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此，我有以下几点认识：我虽然跟着韩礼德学习系统功能语法，但1981年回国后，心中牢记的始终是完成学校和外语系要求我完成的教学任务，而不是当语言学家。在开设课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英语专业语言方向学生所需的课程，如文体学、语篇语言学、语言测试等。2005年，经过修订和增补，《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期，国内外对“语法”和“语言学”两词有时混用，但到该世纪末就有了较明确的区分。经过十多年的课程改革，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的语言学知识水平均有提高。因此，需要修订旧版。新版除了介绍传统的三大元功能、衔接语连贯等，还增加了有关语类、语域、评价理论和理论应用等新内容。这样不仅系统介绍韩礼德的相关理论，也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其他学者的成就，对这个理论的介绍更为全面。当时，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队伍已日益扩大，我也很高兴邀请了你撰写《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这一章。
李：胡老师，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可否认为迄今为止您的专著代表作是《语篇的衔接与连贯》《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功能主义纵横谈》和《理论文体学》? 关于这几部厚积薄发、理论深厚、观点新颖、叙述清晰的著作，您自己是怎样评价的?
胡：你所谈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完成于1992年底，于1994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最早完成的一部专著。1981年，我在悉尼大学攻读M.A.Honours学位，最后递交的论文是“Textual Cohesion in Chinese”。把学位论文重新整理作为专著出版是学术界的惯例，不同的是我在十多年后才完成。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不仅有汉英对比，也考虑到符号学、语用学或语境学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
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主要增加了第二章关于语篇研究在此期间的发展，如两种视角、语篇研究发展的四个时期、全国语篇研究的发展和语篇研究的重要性等。还增加了第十二章有关多模态语篇研究的内容，如模态和多模态的区别、多模态化和多模态符号学、多模态语篇的设计和连贯、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框架、PowerPoint演示稿图形程序等。
我很高兴，你所列举的《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和《功能主义纵横谈》都是论文集。这说明我们某些观点比较接近。为什么这么说？一般在人们心目中，会把专著看得比论文更重，其实不然。我回到北大后，在学校召开的一次学术委员会上，主持会议的校领导曾明确表明这样的观点：论文比专著更为重要，因为许多创新思维和实验数据首先是在论文中提出的。因此，我在治学过程中，更多的是研究问题，写成论文。
回到《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这本论文集上。我对它非常器重是因为我敢于否定自己一度存在的错误认识。从20世纪末，我就有一个牢固的错误思想，由于种种原因，我把韩礼德看作弗斯（J.R.Firth)伦敦学派的继承人，但通过日后的研究和韩礼德本人的论述，我逐步发现韩礼德学术思想主要源自中国，即王力、罗常培、高明凯等。这从另一面阐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何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
这本论文集从不同方面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语式变异、语法隐喻、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语法化、诗性隐喻、主位分析、超学科研究、认知等。这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这类普及著作中很难得到深入介绍。这本论文集也是我在语篇分析方面的部分主要成果的汇集，如语音系统、语言教学、语类、意义的多模态构建、积极话语分析和文体学等，表明我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我特别重视在第四部分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如语序和词序、小句和复句、语言类型及其功能、关系、汉语语法、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等。其中好几篇论文受到汉语界的肯定，并收入他们主编的汉语研究的论文集中。尽管我一方面向韩礼德表示歉意，未能在汉语研究上投入较多力量，但在内心和行动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到了力尽所能，问心无愧。这些论文就是例证。
201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功能主义纵横谈》是我前30年有关功能主义的主要论文汇集。该论文集除了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外，还较多地介绍了美国功能主义，谈到该流派代表性学者派克（K. L. Pike）、切夫（Wallace Chafe)、吉汶（Thomas Givon)等，理论涉及位学与素学、可证性等，这本书的其他主题还有语篇分析、汉语和汉英比较、符号学和认知等。其共性是强调功能研究。我始终认为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个国家某个学者，而应关注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成就。
关于你谈到的最后一本书，即2000年10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理论文体学》，写作的前后过程在“前言”中已有交代，在此我不赘述。就今天的认识，我想谈以下几点：我是教语言学的，课程面向语言方向的学生，但我认为文体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和文学的结合，也可以吸引英语系内部文学方向的学生来听课。事实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在教指委开会时，我发现北外从事文学研究的王佐良先生也很重视文体学这门课，这无形中对我的上述认识又是个支撑。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书你没有提到，那就是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认知隐喻学》。我觉得有些想法也可以和你交流：它与《理论文体学》的共同之处是结合课程教学整理的。虽然我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但我也意识到，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有较多研究，因此提出《认知隐喻学》这个书名。尽管我对认知语言学了解不多，但我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是肯定的。
李：韩礼德等第一代功能语言学家是从研究系统功能语法转到语法和语篇的关系的研究，而马丁（J. R. Martin）和麦锡森(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等第二代研究者则在语篇语义上走得更远。您的新版著作《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是兼具了语法和语篇研究的杰出代表。我看到第三代年轻人更热衷语料库和功能语言学的应用，如翻译等领域。您能否预测一下，功能语言学研究在新世纪还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您在多次大会发言和论文中都提及的多模态研究是否正在成为功能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新领域？
胡：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完成理论建设后，通过语篇研究表明它的实用性并进一步完成、充实理论的方方面面，这是必然的趋势。你谈到的有关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多模态语言学等领域的发展，我也同意。除上述情况外，黄国文和何伟等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已非常明显。你所谈到的翻译，实际上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比语言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应注意彭宣维的研究动向，他毕竟在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指导下从事过多年的汉语研究，并组织韩礼德全集的翻译工作。
有必要指出，上海交通大学“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建立，说明韩礼德已考虑到今后发展的指导方向。一方面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理论，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的对比；一方面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如悉尼学派（the Sydney School）和卡迪夫学派（the Cardiff School)，悉尼学派内部马丁（Martin）和韩茹凯（Hasan）观点的不同等。我们不能轻易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而应从适用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不同理论、不同学派在哪个方面更有应用价值，更具适用性。
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汉语研究的启示是非常大的，而另一方面，韩礼德的理论渊源有来自汉语语法学家的深远影响，您在《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中对此有深入论述。我们看到一些学者目前致力于英汉语的对比研究，您的很多论文也涉及汉语的语料，您认为在未来我国的功能语言学研究者是应该更多展开对汉语的研究，还是应该在拓展应用领域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胡：我认为有充分材料证明韩礼德的学术思想主要源自其中国导师和中国语言学家，因此这个理论必然适用于汉语研究。但有若干问题亟待考虑。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韩礼德能把他中国导师在不少场合发表的观点进行系统整理，并发展成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家，包括王力先生的中国学生，没有做到？可能的原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语言学界被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垄断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生成语言学的研究。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肯定应当研究汉语。如果我国高校有语言学系，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可问题是我国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半是学外语的。如果注意力不放在外语，特别是英语上，而放在汉语上，如何向教育部、校系领导汇报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个原因，我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汉语上，而且我认为由于自己的专业是英语，我比不上以中文为专业的语言学家。
李：胡老师，下一个问题还是关于研究路径的。您在语言学领域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有卓越建树。您发表了两百多篇论文，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及教材，在文体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多模态研究、英语教学、语言政策和规划、澳大利亚研究等众多相关领域都有突出的见解和贡献。当然，这经历了几十年长期的积累，有您的勤奋、敏锐和活跃的学术交流为基础。对于年轻学者，您的建议是应该在一个领域深耕，然后或同时多领域开拓？还是应该在一个领域持续深耕直到成为真正的专家？
胡：就我本人来说，有个人的特殊情况。我是英语教师，搞好英语教学是我的主要任务。我之所以研究语言学，是因为1977年教育部请英国专家来中国教学，他认为要教好英语语法，需有一点普通语言学的知识。我之所以研究“语用学”，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时，社科院语言所赵世开先生要我向国内介绍这门学科的情况。我之所以给研究生开设语言学课程，是因为“英语语言文学”的“语言方向”不能单单学听说读写等课程。我之所以从事外语教学和外语政策研究，是因为北京大学英语系要我参加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我之所以从事符号学研究，是因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知道我退休了，有时间了，于是让我代表北京大学去苏州大学担任其“中国语言和符号学研究会”会长。我之所以从事澳大利亚研究，是因为北京大学国际交流处和英语系领导要我出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可见，各人有各人的具体情况。对年轻老师来说，应该先专一门，熟悉后再向外扩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面广了，能多一个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
李：胡老师，有的年轻学者可能还未关注到，您在北大的澳大利亚研究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有《中澳合作的广阔前景》，多次受邀参加澳中文化教育合作的一些活动。放在当今外语专业新发展的语境中，您对外语专业开拓国别区域研究有什么基于亲身经历的见解或建议？
胡：我与澳大利亚的缘，是因为1981年1月教育部指派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当时一同前往的有九位中青年老师。回国后，我们的领队北外胡文仲老师开展了澳大利亚研究活动，我参加了第一次会议。1997年北京大学校方和英语系商量后，决定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让我担任中心主任。为了参加会议，我每两年递交一篇论文。我写的论文涉及教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题材很广泛，最后这些论文被收入《中澳合作的广阔前景》一书。鉴于上述原因，加上21世纪初教育部决定设置翻译专业，我认为“外语语言文学”除原有的文学方向和语言方向外，还应增加“文化”方向和“翻译”方向，使外语人才的培养能满足不同需求。现在又有了区域国别研究方向，从我亲身经历来看，这很好地呼应了国家对外语人才在新时代的新需求，值得嘉许。
李：最近我重新翻阅《八十回眸：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自选文集》，为老师学术人生的丰富容量和满满的正能量而深深赞叹。老师您对这些年来交往中的亲情友情和学界情谊都有清晰记录，并以图片为证，还在多人合影中分别列出每一位的名字。请问您在科研中怎样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有序管理？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现在的年轻学人?
胡：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这个问题侧重于要我谈谈自己的治学方法。
从事任何研究，首先离不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与我的兴趣和成长经历有关。上小学时我就喜欢去学校的阅览室，主动帮老师整理图书。至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课间休息时，我帮老师把一摞图书从二楼搬到楼下，结果下楼时一不小心，直接从二楼滚到楼下。其次，我喜欢去书店看书买书，对书店里各个书架的内容和位置非常熟悉。对买回家的书籍我也会很好地分类管理，至少在那时能把一些文艺书籍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进行有序排列。
随着电脑的广泛运用，我注意把一些材料储存下来。最初只是把一些有价值的论文以英语首字母保存下来，文件积累多了，就很难从这些首字母的组合回归这篇论文的原名，得一篇一篇打开核对，浪费不少时间。因此，文件的标题，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一定要清楚。
为了研究和写某篇论文，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往往也会接触到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好文章或新内容。为了不影响当前工作，我会把这些材料分别储存在不同文件夹中。如2018年末我参加了北京语言大学的一次有关人工智能和语言智能的会议。我认为，首先，两者关系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语言智能的培养还与其他智能，如音乐智能、交际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智能、动作智能等多元智能有关。于是我把有关材料收入“19 Intelligence”这个文件夹内，等有时间再进一步研究。
不久前，你邀我进行访谈，我新建了一个“19李战子访谈”的文件夹，并把与访谈有关的资料存入该文件夹。北京大学老干部处要求我们退休教师写建国70周年的感受，我就建了一个“19国庆70周年”的文件夹。看到网上热烈讨论英语专业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中提到文学体现了“人文”精神，而语言只是“工具”的观点，对此我不完全同意。因为“工具”本身就是文明的依据和体现，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的文字演变等。我觉得这个内容将来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又列了“19文明文化人文”这个文件夹。
这样，到2019年1月20日为止，我已有四个准备研究的课题。多年来我都是这么做的。2016年以“16”开头的有关学术研究的文件夹有22个，2017年以“17”开头的文件夹有21个， 2018年的有31个。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当年未能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可以将它转入下个年度的选题。因此，我不会为文章写什么内容而发愁，我脑子里琢磨的是哪个题目更有价值，材料更多，思路更清晰。
李：老师您在《八十回眸》一书中，收入了很多篇为年轻学人和同行写的序言，我数了一下，有82篇，肯定还不止。我知道您目前还在做推荐学术著作和科研项目等学术公益。您花费了大量心血撰写这些序言，这些序言的学术影响力超越了您的著作和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您成为许多年轻学人热爱和敬重的伯乐。那您在写序言时是怎么想的呢？您是否拒绝过一些请求?
胡：我的确写过好多序。到2019年1月为止，总共写了136个序或前言。有的作者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我支持其他老师的科研成果，特别是中青年老师的成果，而对这个作者认识与否不是我决定是否支持他的标准。能完成一部专著，或一本教材，或一部词典，本身表明这个作者是花了心血的。因此，我一般在序中都以肯定和表扬为主。对不足的问题我再私下和作者交流，在序中的确谈得不多。我始终觉得在序中批评和否定书中的内容不符合这种语类的要求。一般来说，作者所谈的内容在某些方面超过我自己原来的认识或水平。虽然我为该书写序，但也是一个向作者学习的过程。单就这一点，我不会轻易否定或拒绝这个成果。
李：您对学界的动态非常关注，您认为目前的国内功能语言学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各自具有什么特点？您对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有什么寄语？能否透露一点您目前手头还在从事哪些研究工作？
胡：韩礼德强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功能，其作用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国内有许多学校和教师开设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并充实这方面的研究。如有兴趣，可参阅我的论文《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认知观》（《外语学刊》，2010年第4期）。在该文中，我提出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是同路人的观点。评估一个语言学理论必然要联系它的应用价值，也就是韩礼德在最近几年提出的适用语言学的观点。
至于我目前的计划，都是别人要我完成的任务。如外语院校请我讲学，一些学术会议要我参加，一些杂志刊物要我写稿，一些朋友完成专著要我写序，甚至校内外一些教师写了文章要我提意见或者帮助发表等。总之是满满的学术日程。
李：胡老师，您不仅是我国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育的杰出前辈，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资深咨询专家，还是年轻学者的伯乐，也是学术养生达人！对弟子们来说，您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好导师呦！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思想之树长青！谢谢您的慷慨分享！
胡：感谢《英语研究》编辑部，也谢谢你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