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9日傍晚，28岁的Trisha Meili在纽约中央公园慢跑。几小时后，纽约警察在公园灌木丛中发现了她——她满身是血和泥土，不仅遭受了暴力殴打导致昏迷不醒，还被人强奸了。
1989年4月20日清晨，五名被认定前一晚也在中央公园的非裔和拉丁裔青少年被纽约警方迅速地逮捕、审问、关押。二十一天后，他们以企图谋杀罪、强奸罪、抢劫罪、袭击罪、性虐待罪被起诉。一年多后，五名青少年被定罪。从此，他们的命运被定义。Netflix去年拍的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短剧《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豆瓣和IMDb均8.9分）讲述了30年前纽约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也是著名的“中央公园慢跑者案”。案件的受害人叫Trisha Meili，是一名28岁的白人女性。她在匹兹堡的富裕市郊Upper St. Clair长大。1982年的时候，她从Wellesley经济系毕业，并且入选了荣誉协会Phi Beta Kappa。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天主教学生中心的活动，并且组织了一个帮助受虐妇女的志愿者项目。毕业的时候，她不仅拿到了经济系的最高学生奖，还被提名竞选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并且进入了最后一轮评选。她的经济学教授，当年Wellesley的经济系系主任Len M. Nichols称，她是Wellesley经济系近十年来最优秀聪慧的四、五名学生之一。从Wellesley毕业后，Trisha在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两年，然后去耶鲁大学攻读了硕士和MBA双学位。之后，她搬到了纽约曼哈顿，入职了Salomon Brothers（所罗门兄弟），成为了一名投资银行家。Trisha Meili住在纽约上东区的东83街。根据朋友的描述，她从在Wellesley读书时期开始就酷爱跑步。身高5尺5（1米65），体重90磅（80斤）的她还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她每次跑步都要至少跑4-6迈（6.4-9.6公里），甚至有时候到了周末，她一口气从家里跑到华尔街的办公室，然后等忙完了再跑回家（来回大约20公里）。
1989年4月19日晚9点左右，Trisha Meili跟男朋友通完电话后从家里出发，听着音乐开始向着中央公园的方向慢跑。纽约是一个大熔炉，聚集了说着各种语言、来自各种家庭背景的人。纽约的中央公园更是“宇宙中心”——公园的东侧有包括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在内的Museum Mile；公园的东南角有地标性建筑The Plaza；公园的东部有聚集了世界上最多“亿万富豪”的一条住宅街道Park Ave；公园的南侧有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公园的西南角有新建的购物圣地Columbus Circle。大部分中央公园的地图到了90街左右就不画了，所以不得已去Google Maps截图的中央公园全景
可是，到了公园的北侧，就会发现游览景点变少了，犯罪率似乎上升了。而故事里的五位青少年就是住在公园东北侧的East Harlem区。
Trisha Meili和五名青少年分别居住的地方（颜色越深的区域犯罪率越高）
他们五个人当年14到16岁不等，有的是纽约洋基队的球迷，有的在课外学习吹小号，有的刚刚开始谈恋爱……就像世界各地的十几岁少年一样。那天晚上去公园以前，五名青少年之一的Korey Wise和女朋友Lisa在一起
当天晚上，有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从East Harlem的入口进入到了中央公园游荡。据说，这其中有些是帮派分子，但大部分只是一些住在附近的同学或者邻居，三五成群的一起玩儿。逐渐，这个群体中有一些人的行为开始转向暴力。没有人知道具体谁做了些什么，但是根据路人的报警记录，有些青少年开始向行人和骑行者喊话和扔石头，甚至有些人开始殴打流浪汉和过路人。警察接到报警后来到公园，立刻逮捕了所有他们能在公园内找到的“符合描述”的青少年。这时候，没有人能证明自己只是来公园闲逛游玩的，所有非裔和拉丁裔青少年立刻都成为了嫌疑犯。这些青少年听到警察的警笛声就立刻逃跑，有些在逃跑和翻墙的过程中就摔倒了，划破了皮肤。最后，警察当晚逮捕了14岁的非裔青少年Kevin Richardson和同样只有14岁的拉丁裔青少年Raymond Santana。
Kevin Richardson在翻墙逃跑和被警察暴力逮捕的过程中脸颊被划破，但伤口在之后却被警方用来指证他就是强奸犯（认定是受害人反抗的时候划破的）
夜色降临，警察继续在公园巡逻。凌晨一点的时候，他们在灌木丛中意外发现了四个小时前来中央公园跑步的Trisha Meili。当时，她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她全身赤裸，身上都是血和泥土，旁边白色的上衣已经被完全染成了深红色。当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医生称她已经失去了身体75-80%的血液，而且脑出血、内出血、失血性休克、骨折、眼部错位、脑损伤、头骨碎裂……医生称，她大概率活不下来了，而且就算能奇迹般地活下来，肯定也是个植物人了。因此，警察都把此案当做谋杀案来处理，家人和牧师也对她举行了告别仪式。
此时，前一夜出警的24辖区的警方听闻了Trisha Meili的遭遇和案情，他们立刻把她的案件和前一夜抓来的那些14岁青少年联系起来了。警察不仅扣留了前一夜逮捕的Kevin和Raymond，还通过盘问，拿到了Antron McCray和Yusef Salaam两个人的名字，两名前一夜也在中央公园的非裔青少年。当他们去学校逮捕Yusef的时候，他正好和他的好朋友Korey Wise（一名16岁的非裔青少年）在一起。Korey出于义气，决定陪伴好朋友Yusef去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才发现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几名14-16岁的青少年在没有监护人和律师的陪同下被警察连夜关押、审问了两天，中途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准休息。审问的警察对他们实施了恐吓和暴力，承诺只要指认他人即可回家。尽管几名青少年表示根本没有见到跑步的Trisha Meili，也不知道她被伤害了的事实，警察还是想方设法让他们互相指认，承认五个人的集体“罪行”，并且不停给他们洗脑，别的人已经都承认了，而且其他人都看见了“是你和那个女士乱搞了”。可是，否认并没有换来信任，而是升级的暴力和胁迫。五位青少年均表示未参与殴打行为，更没见过什么“慢跑的白人女性”，但是当警察心中已经找到了答案，再多的反抗也只被看作是破案路上的绊脚石，而不是指向其他真相的信号灯。这几天内，陆续有男孩子们的家长找上了警察局。有些家长，例如Yusef的妈妈至少出面维护了自己的孩子。但有些家长，例如Antron的爸爸，完全不懂得如何和警察和法律打交道，甚至误导了孩子，告诉Antron他应该按照警察说的去做，这样才能保住平安，尽早回家。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想到了有一集《实习医生格蕾》就是讲述一个12岁的非裔男孩因为忘了带家门钥匙所以翻窗回家，结果在翻窗的过程中被警察看到以为是在入室抢劫，立刻开枪打中了男孩子的脖子。抢救失败后，Miranda Bailey医生意识到了是时候给她的13岁儿子讲“那一课”了——如何和警察打交道。Miranda和丈夫教育13岁的儿子见到警察一定要举起双手不要跑；如果被逮捕了千万不要在没有家长的情况下说任何话、签任何东西
剧中的Miranda Bailey是Wellesley毕业的著名主治医生……而现实中，那五名男孩子的父母是停车场的收费员或领着救济金的无业人员。他们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懂得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更没有任何社会或政治地位去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他们有些在孩子被关押的过程中因为不敢旷工而只能暂时离开，他们有些自己都听不懂英语，不知道警察在问些什么，只知道让孩子听从指挥。
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陆续被录下了所谓的“招供”视频。当中最惨的是本来陪朋友来警察局的Korey Wise——他本来根本就不在警察名单上，但警察意外发现他已经16岁了，按照纽约州的法律，16岁的青少年就可以按照成年人审问（无需监护人同意），所以他们就更加理直气壮的单独关押和审问Korey。Korey本来就有天生的学习和听力障碍，他在对事情和案件没有任何理解能力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多年后，Yusef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听到了有警察在隔壁殴打Korey和Korey不停哀嚎的声音。当时，警察就对他说，“你就是下一个”，让他立刻吓出了一声冷汗，觉得再也逃不出24辖区警察局了。屈打成招得到的几份招供内容根本串联不到一起。警察发现他们“招供”的时间轴和地理位置根本对不上案件信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可以把他们五个人和Trisha Meili的案件联系到一起。尽管如此，警方不仅想方设法制造出了一条说得通的时间轴，还在起诉前就给媒体泄露了五名“嫌疑犯”的个人信息（虽然有明文规定16岁以下的嫌疑犯不能给大众公布姓名），让大众先入为主对他们的看法。媒体公布了五名嫌疑犯的个人信息和照片以后，此事更是人尽皆知，连Donald Trump（特朗普；当时的身份是纽约地产大亨）都积极点评此事，宣称这些孩子都应该被判处死刑。他还花了大价钱（8.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7.5万美元）在纽约的四大报纸上都刊登了大幅广告，呼吁对五名青少年判处死刑。
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五名青少年却最终也没能在法庭上”安全过关”。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人证和物证去证明他们有罪，就连唯一带有的DNA证据的物品——一只受害者的袜子——都测出来DNA不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匹配。
庭审当天，Trisha Meili还出庭了。是的，她虽然在受重伤后昏迷不醒，但在被袭击12天后奇迹般地清醒了过来。
当然， 她的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她视力受损，导致看东西会有双重视野；她失去了嗅觉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下地走路。但是对案件来说最遗憾的一点是，她因为经历了重大创伤，所以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她记不起来是谁强暴和殴打了她，记不起来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也记不起来施害者的长相。她记不起来从案件前一小时到案件后六个星期这段时间的任何事情。
没有受害人的指证，没有人证物证，没有解释的通的时间轴……就连唯一的DNA证据还显示不匹配——五名男孩和他们的家人都满怀希望噩梦就要结束了。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还是凭借招供视频认定了五名青少年的罪行（检察官提议和五名青少年进行辩诉交易以此让他们减刑，但他们坚持没有接受，因为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五名14-16岁的青少年分别被判了5-15年不等。其中，年满16岁的Korey Wise（之前陪朋友来警察局的）被判的最重，而且要求要在成人监狱和其他成人罪犯关押。当年被审判的“Central Park Five”
五名少年中，有四名都在宣判后上诉了，但是均无济于事，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四名年龄未满16周岁的少年被关押在了纽约的少管所，而唯一年满16周岁的Korey Wise被辗转关押在了四个成人监狱，包括以暴力著称的Rikers Island（赖克斯岛监狱）。虽然五名少年都在监狱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暴力、黑暗和绝望，但每当他们谈起各自的经历的时候，另外四位都会感叹自己在少管所的经历相比Korey在成人监狱所经历的简直算的上是“天堂”了。Korey刚去Rikers Island的时候；害怕和恐惧溢于言表
在Rikers Island的头几天，Korey就经历了监狱中的暴力殴打，而狱警因为没有从他手中拿到“好处”而没有保护他。Korey被打的全身是伤，绝望至极。他前16年人生虽然没有过“大富大贵”，但也是在妈妈和姐姐的爱中成长的，有好朋友的相伴，有和女朋友在一起的甜蜜。他出于哥们义气陪伴朋友去警察局，却意外断送了自己的全部。在监狱中，他时常会想起来去中央公园的那一晚——他和Lisa在一起，去了炸鸡店吃饭，三两好友路过叫他一起去中央公园转转，他答应Lisa“十分钟后就回来”……妈妈下一次来监狱探望Korey的时候，Korey请求她能不能在他的账户里稍微多放一点点钱，10块钱、20块钱就好，但妈妈却哭着说她实在做不到……这些孩子家庭本来就都很困难，因为案件和官司更是已经负债累累。很多家长在宣判后还因为人言议论和歧视而丢失了本来的工作，雪上加霜。Korey妈妈说，连每次来看他的路费和时间都是巨大的负担……为了减轻对妈妈的负担，Korey申请了转监狱，却意外被安排在了离家更远的监狱。
在这所监狱，Korey遇到了一个善良的狱警，帮他在监狱里找到了兼职的清洁工作，并且保护了他的安全。有一天，在清洁电视房的时候，他和另一位狱友Matias Reyes发生了口角。狱警立刻冲了过来劝架，提醒Korey他第二天还有假释听证会，最近要好好表现自己。可是无论如何好好表现，他每次都还是无法获取假释，因为假释的前提是需要“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为了坚持自己的清白，Korey只能选择继续留在监狱里。但是，他因为实在想念妈妈（尤其是中间几年姐姐还被谋杀了），他选择了再次冒险申请转监狱。有时候，人不信命，但是命运却不管你信不信它，自有它的安排。Korey被放在了纽约州离家最远的Wende监狱（文德州立监狱），而且还失去了狱警的保护，再次陷入了暴力侵害中。因为他被袭击了太多次，之后就被长时间单独监禁了。慢慢地，他逐渐接受了现实，可能这辈子都不能真正得到正义了，也不可能真正幸福了。他离妈妈越来越远，离真相越来越远。其他四位青少年在这时候已经逐渐刑满了或者获取假释了，但是出狱后的生活却也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他们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就连所谓的“亲朋好友”也会经常拿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筹码。
Raymond的父亲后来再婚；后妈经常会把他看做那个14岁的强奸犯——一场案件会改变全世界对你的看法和态度
有一天，Korey在文德监狱的院中偶遇了之前在前一个监狱电视房发生口角的Matias Reyes。多年不见，Matias问他是否还在坚持自己的清白。Korey有些不解，但是Matias却说他非常敬佩Korey多年来还一直带着希望和信仰生活。
过了几天，Matias Reyes对检察官和监狱长说出了藏在心底十三年的秘密——是他在1989年4月19日晚袭击和强奸了Trisha Meili。
Matias坦白后，检察官立刻对他进行了抽血和审问——当年的细节和时间轴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同伙作案？他的DNA样本会不会和袜子上的DNA匹配？
经过Matias的陈述和证据显示，他在那天晚看上了正在跑步的Trisha Meili，并且决定跟踪她。跟踪和袭击发生的地点在公园北部，而此时Harlem那群青少年已经在公园南部活动了。Trisha因为戴着耳机跑步所以没有听到后面有人跟着她……等到公园深处没有人的时候，Matias用树枝击打了Trisha头部，把她打倒后拖到了灌木丛中侵害了她。因为Trisha中途还一直在拼命反抗想努力逃跑，所以Matias拿起了一块石头直接砸向了她的脸部。他走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他以为她肯定也必死无疑了。临走的时候，他还把她的随身听给偷走了。
那年夏天，因为Matias Reyes没有被绳之以法，他又强奸和劫持了五名女性，其中一名孕妇还被他谋杀了。当一切都真相大白了（DNA检测也显示了袜子上的DNA属于Matias Reyes），五名已是壮年的男人也终于被洗清了罪名。
最后一个还在狱中的Korey Wise也终于被释放了，获得了真正的自由。Korey从狱中出来，第一顿饭就选择回到了当年和Lisa在一起时去的那家炸鸡店。只可惜，物是人非。在监狱中，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曾无数次幻想，如果当年留下来陪Lisa不去中央公园会是怎样的另一种结局。如果他听了Lisa的，那天陪她去了康尼岛游乐园，而不是和朋友去了中央公园，是不是一切也都不会发生了……非常遗憾的是，电视剧的导演Ava DuVernay曾回应，Korey从狱中释放也再也没有见过Lisa，因为她在他被翻案以前就已经过世了。直到今日，每当Korey提起Lisa都会加一句“Rest in Peace”
Korey是五人当中唯一一个选择留在纽约继续居住的。2015年的时候，他给科罗拉多法学院捐赠了19万美元为了给那些被错判的无罪人士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Antron在出狱后第一个就赶紧离开了纽约。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在亚特兰大生活。Raymond也居住在佐治亚州。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并且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Yusef也选择居住在佐治亚州。他和他的妻子有十个孩子。他现在是一位作家和演说家，提倡司法政策的改革。Kevin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新泽西生活。在他14岁被捕后的28年，他终于在2017年拿到了高中文凭。
除此之外，2014年的时候，纽约市政府给五人在监狱中累计度过的41年时间赔偿了4100万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冤案赔偿额度。
Trisha Meili在案件发生后的14年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2003年，她的畅销书“我是中央公园慢跑者”向世界公开了她的身份和经历。Trisha把她写书的部分收入捐赠给了帮助她康复的机构和组织。当年，她的康复速度和程度震惊了所有人：在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她开始下地走路了；一个月之后，她开始恢复跑步了。1995年的时候——案件发生后的第六年——她回到了中央公园参加了纽约马拉松。她花了四个半小时跑完了马拉松全程，完成了她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和梦想。1990年的时候，在案件发生后八个月，Trisha回到了Salomon Brothers继续工作，并且一直在那儿工作到1996年。那年，她做了两件人生大事：她离开了投行，改去了一个帮助经历过创伤的人的社会服务组织工作，然后还和她现在的丈夫结婚了。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活在康涅狄格州。Trisha Meili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Oprah Winphrey（奥普拉）采访她的时候也问过——就是她为什么要晚上一个人去中央公园跑步。当我们看到无辜的人遭受了暴力和不公，我们经常会遗憾地表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点（"Wrong place, wrong time"）。可怜的Trisha Meili，为什么要在那天晚上去中央公园跑步？可是这句话受害者真的愿意听吗？Trisha说过，其实奥普拉在这么问她的时候，她感觉非常地不舒服，认为奥普拉反复的表示不解其实就是在“怪罪受害者”（Victim-blaming）。奥普拉虽然事后正式道歉了，称抱歉让Trisha有这样感受，但是她的问题确实把错误的重心转移了——到底错的是时间，还是地点，还是人？庆幸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理解Trisha作为受害者被这样责问时的顾虑和不适：任何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真正错了的只有施害者。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苦海深仇或是一败涂地，而是这种没有缘由、只能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去勉强解释的不幸巧合。而这种悲剧除了发生在了Trisha Meili身上，也发生在了五位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少年身上，也发生在了George Floyd和很多其他人身上。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唯一你能说做“错”了的也只有“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方”：George Floyd不应该在2020年5月25日去Cup Foods便利店买烟；Ahmaud Arbery不应该在2020年2月23日下午去家附近的Holmes Road跑步；Breonna Taylor不应该在2020年3月13日夜里在她路易斯维尔的公寓里睡觉；Kalief Browder不应该在2010年5月15日晚上从派对走路回家；Korey Wise不应该在1989年4月19日晚上答应和朋友一起去中央公园……但与其说George Floyd们、Central Park的男孩们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点——与其说Trisha Meili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点——不如好好审视一下谁才是真正做错了的人。到底谁才是那一晚把Trisha击倒在地的；到底谁才是那一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五个男孩的；到底谁才是那个把膝盖死死按压在George Floyd脖子上的。有色眼镜也许是无意之中戴上的，但要摘下有色眼镜却需要很多很多有意识的努力。这种努力，不止需要警察去做（无论是全力维护受害人还是谨慎对待任何嫌疑犯），也需要我们所有大众去做。时间和空间无法被改变，人死也不能复生，但是有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当年的纽约警察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五个男孩，不仅他们可以免于在狱中的绝望和黑暗，五名无辜的女性也可以免于暴力和侵犯。
有色眼镜不是只有警察会戴的。任何一个人形成偏见都会受到他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排华法案和贸易战会让美国人对中国人带有偏见；一个国家的产假政策也会影响每家公司是否对女性职工带有偏见；电视里对黑人的不同描述和演绎也会造成观众对黑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可是，我们每个人除了在社会中会不停地汲取信息从而形成看待各类人群的“眼镜”，我们同样也会输出信息，左右别人的偏见。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同样也在影响着别人如何看待“亚洲人”、“黑人”、“大陆人”、“女性”、“女权主义者”……
“中央公园慢跑者案”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展示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某一群体的最坏后果，以及让我反思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是如何有意无意一起铸成了这一副“有色眼镜”。
暴力和死亡可以瞬间发生，但是摘除有色眼镜、学习放下偏见却可能需要一生去学习。愿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否在美国，是否支持抗议——都可以努力放下对身边一些群体的有色眼镜。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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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2017毕业于Wellesley College，转载： 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深度了解韦尔斯利，广度探讨文理教育和女性教育。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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