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创风气之先，成立国内第一个经济学院，招收国内第一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术团队引进国际前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实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秉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理念，积极开展工作，不仅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经世济民之专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经济研究所与其图书资料一九二六年六月，何廉从耶鲁大学毕业，应聘于南开大学商学院[1]。一九二七年九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何廉任主任导师。一九二九年十月，张伯苓与何廉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会议，正式确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太平洋学会的项目合作关系[2]。一九三一年五月，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文学院经济系合并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经济学院，何廉任院长，颜惠庆任学院董事会会长。同年夏天，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长期资助，直至一九四六年私立南开大学转为国立大学为止。一九三四年春，经济学院改称南开大学商科研究所经济部，简称经济研究所[3]，何廉任所长。一九三六年夏，何廉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方显廷[4]代理何廉在南开大学的全部行政职务。全面抗战初期研究所由天津迁昆明，后迁重庆，而设办事处于昆明，何廉兼任所长，方显廷任研究主任。一九四七年春，经济研究所自重庆返回天津，陈序经、鲍觉民先后任所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经济研究所在研究工作方面，关注当时各种专门之经济问题。截至一九四二年，先后刊行专刊五十八种、大学丛书七种、中英文季刊各一种。教学工作方面，招收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各类经济建设之专门人才[5]。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即自设图书室，在留美学者何廉、方显廷捐献图书[6]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至一九三七年，拥有经济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典籍两万余卷、中外文杂志六千余种。一九三七年，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因被先期运出学校，幸免于日军的战火，被历尽艰辛运至昆明[7]，后抵重庆，以支持经济研究所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战后，又被运回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曾回忆：“经研所所长何廉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经研所十余名师生及六十余吨图书得以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得以北运至天津，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保存学术资源与力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8]至一九四九年初，经济研究所共有中西文图书两万八千余种、六万四千余册。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经济研究所藏图书主体资料移交南开大学图书馆（以下称“南开馆”）。一九五八年河北财经学院[9]创立之初，相关部门希望调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部分资料入该校图书馆，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冯文潜认为图书资料和专业门类一样，自有其内在逻辑性，不宜拆分，故图书馆藏经济研究所图书仅有少量被调至该校[10]。之后，留存于南开馆的资料经过内部的分类调整[11]，不再集中管理统一存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冯承柏馆长任期内，将经济研究所旧藏图书从大库挑出，编专目并建立独立的电子书目数据库。如今，南开馆经济研究所特藏资料中，中文图书七千余种，英文图书八千五百余种，日文图书七百余种。经济研究所的师生一方面积极学习国际前沿经济学理论与调查统计方法，购买外文书籍、翻译外文著作，同时注意将自己结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国际同行。他们的著述，常常是中外文并行发布，或者因受到同行的重视被翻译成其他语种。以方显廷为例，其编著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黎本佑平的日译本一九三九年就在日本改造社出版了。二、师资队伍与研究生培养一九二九年一月，方显廷来南开任教，成为何廉长期的得力助手与教育事业上的伙伴。一九三〇年，方显廷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出版，书名《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受到英国经济学专家A.雷得复（Arthur Redford,一八九六—一九六一）高度赞扬。一九二九年冬，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托尼访问南开大学，此后他开始关注方显廷有关华北工业化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六年他在《经济史评论》发文评价方显廷的著作《华北乡村织布工业和商人雇佣制度》时称：“他既运用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又运用了自己的调查技巧，取得了令他和南开经济学院都感到庆幸的成果。”[12]在何廉、方显廷的领导与感召下，研究所汇聚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门人才，各项社会调查与学术研究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与学生培养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西南联大为呈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各种报表呈教育部函》对当时研究所的师生情况有清楚的说明，该函有三个附表，附表一为一九四四年度第一学期经济研究所教员调查表：方显廷，讲授经济理论；陈振汉，讲授经济史；汪沅，讲授统计学；朱炳南，讲授经济思想史。吴大业、叶谦吉、李卓敏，三人因公赴美，陈国平赴美进修。附表二为同时段在学的两个年级的研究生名录，共八人。附表三则报告研究所概况、所长、教员人数（专任、兼任情况，男女性别比例）、研究生人数（年级、男女性别）等信息[13]。从表中信息可以看出，所长之外，专业教师人数和研究生人数基本上是一比一。就南开馆藏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所见之答辩老师签名与答辩阵容，即可窥见二十五年间经济研究所学术实力之一斑[14]。首届（一九三五—一九三七）毕业生论文之地方行政专题评审组教授有张金鉴[15]、沈乃正[16]、张纯明[17]、张锐；土地主题评审组专家有李庆麐[18]、 萧铮（李庆麐代）、李锐、王海波、裘开明（方显廷代）、方显廷、崔敬伯[19]；合作主题评审组教授有章元善（于永滋代）、寿勉成[20]、符致逵、方显廷。第三届（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毕业生论文评审情况如下：经济史专题之吴于廑（原名吴保安）毕业论文评审者有万国鼎[21]、陈振汉[22]、方显廷，万国鼎点评；货币银行主题之王正宪论文评审者有杨荫溥、陈国平、李卓敏。第五届（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国际经济主题之宋侠毕业论文评审者有吴大业[23]、朱炳南、伍启元（清华大学教授）、陈振汉。第七届经济理论主题评审有刘大钧参与[24]。还可见参与第十届（一九四七—一九四九）毕业生论文评审的有陈岱孙[25]、徐毓枬[26]，参与第十二届（一九四九—一九五一）论文评审的有滕维藻，参与第十三届（一九五〇—一九五二）毕业生论文评审的有傅筑夫、杨曾武、潘源来、易梦虹[27]等先生。另外，参与第五、六、七届毕业生论文评审的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专攻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褚葆一。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受战乱影响，文、理科相加，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几年中全国累计有二百多名毕业生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七十余人，毕业获得学位者六十余人[2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强调工作的两大方向：其一，利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做服务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工作；其二，招收、培养研究生，为中国培养专门的经济类人才。由于负责人有相关学术背景，所以对研究生的招收、培养、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及毕业程序诸环节的设计，都呈现出严谨而专业的特点。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入学条件：必须是本科毕业生；必须有原校所习全部课程的成绩表和该院长或系主任的介绍证件；通过汉语、英文及至少三门专业学科的考试，及格后择优录取。通观各届学生登记信息可见，学生大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大夏大学、东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西南联大、重庆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岭南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等二十余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系。专业方向：何廉、方显廷等认为，中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是因为农业基础薄弱，所以他们在研究方向以及人才培养方向上将与农业相关的专业作为首先关注的门类，即以发展经济学方向为重，包括土地问题、合作经济、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经济史等专题，学制一般为两年。但各阶段的培养目标与方向又略有不同，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学生主要学习地方行政、土地制度、乡村合作、经济史四个方面的内容，教学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相辅而行。第一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相关课程学习；第二年分赴国内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经济史则可代以专题研究），然后写成论文。在西南联大时期，据方显廷回忆，受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货币通论》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影响，一九四〇年前后，研究生培养方向重点从实际领域诸如土地制度与改革、乡村合作、地方行政和财政，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29]。对学生的培养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主要分为经济理论、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史和统计七组。随着培养方向的变化，课程也相应地做了调整。第一年必须完成的课程有：近代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高级统计学、社会科学方法及文献等；第二年先从事专门学科的研究，再撰写论文。战后，在工业经济、国际经济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政策、财政金融科目，进而增加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国际贸易理论等课程。毕业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按其学习成绩的等次，每年给予六百元至一千元的奖学金，并且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予照顾[30]。两年学习期满，笔试及格，论文经论文审查委员会评审通过、答辩及格，授予硕士学位。南开经济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基础扎实，训练有素，不少人以优异的成绩继续赴海外留学深造。他们或从商，或从政，或治学，大都成为业界翘楚，直接或者间接对培养新中国经济类人才、建设新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团队里，我们能看到这些经济研究所培养的学子的身影，如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滕维藻、陶继侃、钱荣堃、李竞能、李建昌、赵纯孝、杨叔进、张隆高、孙兆录、熊性美、何自强等，北京大学的赵靖，清华大学的周华章，中国人民大学的董浩、张毓宝，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光第，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曹康伯、姚念庆，辽宁大学的宋则行（宋侠）、李钟，东北财经大学的汪祥春，复旦大学的黄肇兴、宋承先，上海财经大学的屠修德、杨鹤九，上海海事大学的王义源，重庆大学的王叔云，西南财经大学的胡崇能，中山大学的王正宪，西北大学的刘君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吴保安）、王治柱，广西大学的文广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绍智、聂宝璋、吴兆契、苏国荫、郑光华、孙国锡，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应荣、雍文远，辽宁社会科学院的方秉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周林。在海外，有英国利兹大学的陈志让，曾任联合国高级经济学家、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圣约翰大学客座教授的桑恒康等。三、毕业论文概况除去一九三七年入学的第二届、一九四八年入学的第十一届以及一九五一年入学的第十四届[31]，因为局势的变化多数人未完成毕业论文以外，其他届次的学生大多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并通过答辩毕业。在当时物资供应不足、办学资金奇缺的情况下，师生没有降低人才培养与学业的标准。南开馆馆藏中除了五十二种、六十三册毕业论文外，还有二十种、三十余册毕业论文提要，均是手写本，大多工整有序，结集成册。只有少数人因身体或者别的原因而肄业[32]。论文选题大致分为四类（见附表）：（一）现代经济理论与概念介绍。马歇尔与凯恩斯以来的经济理论介绍，如就业、利息、货币政策、功能财政等理论的介绍分析，均衡概念、弹性概念的解读，近三十篇。（二）现代国际经济理论下的中国现实问题分析。包括土地陈报、地值税、省县财政关系、贸易统制、信用合作、货币金融等，有十余篇。（三）一方事务相关的具体方略。如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中央地方职权分配等，数篇。（四）少数的政治、历史类论文[33]。毕业论文选题与两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首先，和经济研究所的办学理念、研究方向相一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注重结合中国实际，硕士学习过程中就有实际考察的设计，故师生一起进行田野调查是研究工作和完成学习的必要环节。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们的论著、毕业生的硕士论文，相当一部分正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梁思达的毕业论文序言中介绍所使用文献时说“合作专刊、书籍、杂志、报章与作者年前赴各地考察道经清河、定县、无极县之考察笔记等，亦为重要参考资料”。其次，还和学生个人兴趣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不管哪个年代，选择学习经济学专业向来方便毕业后找工作，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本科毕业生而言，经济系的学生“就职的多半在银行界、工商业界、交通运输界和教育界”[34]。能继续读硕士，进而出国留学，和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很大的关系。第六届毕业生方锦在毕业论文文末总结说：“虽然因为文献的不足和个人精力、学识、时间的有限，不能于此有充分的发挥，无论如何，作者向这个终点前进的兴趣是很显然的。”第七届毕业生陈志让在毕业论文序言中说：“求知的欲望与随意的好奇心，也许是本文写作的动机。”吴保安（后改名吴于廑）本科就读于东吴大学历史系，一九三九年在昆明遇见陈序经教授，相谈之后先生“颇奇其才，遂推荐其到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班攻读经济史”。一九四〇年夏，吴保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留美公费生[35]。其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答辩委员之一的万国鼎点评到：“吴君此文，旨在说明结束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而开创未来社会者非为商业势力，而由于士之活动。理论条贯而确有见地，可以澄清近人对于秦汉以来社会经济史之争辩。”给予很高的评价。吴保安后来留学哈佛大学，修政治思想史并获取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武汉大学，毕生孜孜以求的，依然是历史研究。有资料显示，其读硕士期间还旁听过南开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相关课程。这充分显示毕业论文选题中个人兴趣的重要性，当然，也显示出南开经济研究所老师们爱才以及对学生学问旨趣的尊重。四、毕业论文整理与出版的意义二〇一二年，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同仁一起，完成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项目“西南联大史料资料库”建设，在南开大学“联大部分教职员名录”“联大经济研究所历届研究生名录”“边疆人文杂志”“语言人类学专刊”“联大时期南开相关信件”“部分师生著述”等栏目之外，提交了“南开大学师生著述之南开馆藏联大时期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全文资料，供四校师生免费使用。项目完成之后，继续将去西南之前的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返回天津之后的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两个时段的毕业论文进行扫描，希望将所有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逐一核对目录与书籍，将未标注为毕业论文而实际是毕业论文的资料做了补充标注，同时改正了一些论文著录信息错误。二〇一七年，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民保办”）与南开大学图书馆签署整理馆藏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的协议。二〇一九年七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汇编》。社会经济期刊，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教学、科研成果的集中体现和对外宣传、贡献学术力量的窗口之一。在呈现南开指数等系列科研成果之后，在民保办韩华老师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王锦锦编辑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以二〇一二年扫描的毕业论文资料库为基础，计划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科研与教学的两个系列的成果以期刊汇编和毕业论文汇编的形式完整呈现给学界。二〇二〇年春，我们继续向民保办申请专项资金，并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同时，我们在经济研究所特藏资料库、南开馆一九四九年前藏书各库，继续搜集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的毕业论文，诸如陶继侃的毕业论文提要、吴保安的毕业论文副本，以及第一届毕业生的论文提要汇编、第六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提要散页等，都被一一补充进来。除此之外，我们努力在学者后人手中和社会上查找、征集散落的毕业论文，以求周全。在对毕业论文的扫描过程中，坚持书籍全信息呈现理念，书本内容、封面、封底，以及中间附表、夹纸，都归附到位，系统扫描。目前梳理的资料显示，十四届共有八十六人曾经在读，其中一人为借读生，实际招收八十五人。南开馆藏毕业论文计五十二篇、论文提要十四篇[36]、首届毕业生论文提要汇编一册。其中，赵纯孝、梁思达、李文伯的论文提要，提交留存时有修改；董浩的论文有稿本和誊清本之分，笔迹相同，稿本前附有给出版社的信，说明曾经拟出版。稿本上的朱笔修改，因为笔迹与文稿迥异，应该是拟出版时所为。其余毕业论文，均是手写，有的笔迹一致，有的两本笔迹不同，我们在扫描时选择清晰的一本，或者以清晰本为基础，其中模糊部分用另一本进行补充，尽力保证文本与毕业论文系列的完整性。宋承先的论文为散页，后半部分无标题、页码。我们通过查询历史档案，考证出了作者。又在通读序言后，通过前后文本、各章注释顺序重新进行排序，修补后装订成册。另将大量散页论文提要，逐一比对、厘定副本后修补装订成十二种二十四册。毕业论文按照届次排序，每届人名顺序遵循入学档案表格顺序，就每一位毕业生而言，先毕业论文提要，再毕业论文，散页的论文评语，放在评审委员签名之前。董浩毕业论文前，有曾经和出版社商议出版的夹纸、为出版而撰写的散页自序，放在毕业论文最前面。王广谦在其著作中谈及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时曾说，他们大多在推动中国迈向富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卓有建树[37]，所以整理出版这些精英群体的起步之作意义重大。就资料价值而言，影印出版，化一为千百，既有效保存了原件，又系统完整地展现了专题资料，方便学界使用。同时，因为文本、提要以及教授的评语都是手写，方便了解、欣赏众多经济学家的书法真迹。再者，从天津到昆明与重庆，再回到天津，三个时段毕业论文的用纸和装订方式各有不同，包括精装、线装、包背装，稿纸样式多样，从中亦可见论文装帧与版式的西化过程，以及论文的装帧方式、纸张质量与时局之间的关联。从学术和精神方面来说，首先，毕业论文展现了学术理念和关注点的演变。虽然经研所在办学理念上有基本的框架与信仰，但是随着时间与办学地点的变化，师生们的研究旨趣亦会有所变化。从论文的标题就可见关注的地域主题，如河北的棉花、重庆的物价、四川省农佃制度、沙坪坝学生的消费指数，以及华北对外贸易，等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经济研究所对硕士生培养方向的重点，从土地制度、乡村合作等实际问题研究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政策，开始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关注计划经济。其次，展现了经济研究所师生坚毅卓绝、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论文审核的严谨与对学生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并行不悖。单就论文而言，有提交双论文双提要、三论文三提要的情况，首届还有论文提要汇编，每一份论文上都有评审委员们的评分、评语、签名与钤章。首届毕业生的论文提要上也有评审委员的签名印章（称“考试委员”），有的还有双份签名，除考试委员给分与评语外，还有口试委员（答辩委员）的评语、打分与签名。尽管战乱频仍，但审核毕业生论文者，除本校老师外，也有外校专家参与其中。南开经济研究所能够立足中国实际，找准定位，既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的前沿理论，又能使这些先进的经济理论“土货化”，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畏困难地开展工作。因研究所多位教授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经历，他们培养学生亦有浓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模式，不仅教授学生经济学，还教授政治学与社会学，培养了一批学科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优秀学人。至今，关注、研究经济研究所的历史，或者以经济研究所资料为基础展开经济、社会、历史、教育研究的学者队伍依然很庞大。比如，美国的罗芙云（Ruth Rogaski）、关文斌，日本的顾琳、滨下武志，中国台湾的徐振国[38]和南开的王玉茹、王先明、李金铮等，他们依然以各种方式展现着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人的经济思想。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元青 惠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