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量预售 | 治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海源阁藏宋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四函三十册）
有这样一部宋本古书，它是著名私人藏书楼——海源阁中最知名的藏书之一，被称作“四经四史之斋”之首，也是镇阁之宝。
海源阁的创建者杨以增于1851年以380金购此书于吴门，却在1861年遭捻军破坏，竟全书裂毁！海源阁第二任主人杨绍和太过心痛，次年下定决心带此书至京城重装修复。一路之上忧心忡忡，担心修复之事能否达到复原的效果，却祸不单行。渡桑乾河时，杨绍和乘坐的船不慎覆落水中，眼看装书的包裹就要被汹涌的河水卷走，他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拼命护住了包裹，从河神的手中抢回了这部人间至宝。虽然此书已被河水浸湿过半，幸而重装之后，仍能一窥其本来面貌，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亲历“共患难”之后，杨绍和更是对这部书偏爱有加，他每每感慨此书“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耶？”，也要求杨氏一族须“世世其慎守之！”多亏杨氏一族的全力守护，如今我们才有幸一窥真容。
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古书，
版本如此珍稀，
即便是藏书万卷的收藏家
也独独对其偏爱，
流传至今，
它的运气好到连藏书主人
都认为是有神物护持它？
这就要从海源阁和另一个藏书处
陶南山馆讲起了......海源阁，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藏书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海内闻名，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
杨以增为官勤政，最爱读书，喜好四处收购书籍，其藏书初具规模，之后代代传承，历时百年，藏书多达22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近万卷。海源阁藏书质量极高，以宋版的“四经四史”最为知名，是镇阁之宝，另辟一藏室储存，藏室称为“四经四史之斋”。有记载称：“聊城杨侍郎，得宋板《诗经》《尚书》《春秋》《仪礼》……颜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可为艺林佳话。”在这些珍藏中，最为特殊、也是最重要的古籍之一，当属被称为“四经四史之斋”之首的这部古书。
海源阁作为杨氏一族的藏书处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杨氏所藏精品还有一大半在人们鲜少知道的另一藏书处——陶南山馆。当时，太平军北伐，打到了山东一带，海源阁所处的聊城岌岌可危，在当时紧急情况下修造了陶南山馆为杨家的避难所，亦成了珍藏善本之地。杨以增的曾孙杨敬夫在《藏书三期》中说：“余曾祖父指示，书分两份，以十分之四藏于聊城故居，十分之六藏于陶南别墅。”因为陶南山馆更加安全，因此海源阁中珍藏的宋元珍本也都转移了过来，我们所关注的“四经四史之斋”之首自然也在其中。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太平军未能占领北方，而北方却出现了捻军，直捣陶南山馆所在的肥城，攻占了杨家府邸并且驻扎一昼夜之久。等杨家人再去收拾残局时发现藏书“十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
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杨家藏书磨难的开始。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海源阁藏书遭损失；
1929年，土匪王金发等人攻陷聊城，占领杨宅为司令部，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土匪进入杨宅之后将珍藏书籍堆至马厩、厕所中，有些甚至变成了点火做饭的燃料，其损害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四经四史之斋”之首仿佛如有神助，已经于1927年转移至天津，躲过一劫。
1931年，由于生活所迫，海源阁第四代继承人杨承训将较为珍贵的92种宋元版古书抵押给了天津盐业银行。原本抵押古籍为无奈之举，却也因祸得福，在战乱中使这些古书免于散佚，得以完好保存下来。1945年被国民政府以1500万法币将这批珍贵宋元古书赎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海源阁部分藏书由香港陈清华处购回，交由国家图书馆藏。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动荡，却次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可能真是冥冥之中的庇佑吧。而这本“四经四史之斋”之首，也是“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世世其慎守之”的旷世珍本就是——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它是现存最早将《史记集解》和《史记索引》并列在一起刊刻的二家注合刻本，为之后的三家注本奠定了基础。现今学界鲜少有对二家注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故此本研究价值较高。此次，我们选择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进行仿真影印出版，旨在重燃学人对这部的重视，也希望其独特的版本文献价值为更多世人所熟知。
“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世人也多赞颂作者司马迁的突出贡献，奉他为“史圣”，评价极高，却大都忽视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在这其中的作用。所谓是“有其父方有其子”，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父子两代人秉承家族血脉，共同留名青史的事迹总是为人津津乐道。司马谈与司马迁就是这样一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父子，二人能力之出众、目标之宏远、心性之坚韧非常人所能及，两代人的心血化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成就了中国史学史的一大事业。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有修史之职，他常因家族祖先为周朝史官而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最光荣的家世。他以继承史官职业为己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期长达三十年之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主持文化典籍整理的工作，使其有机会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久而久之，司马谈产生了修史之志。他认为，孔子之后已经四百年没有优秀的通史问世，史统有断绝之虞。今人当师法孔子，维持史统，因此他发愿继承圣人事业，提出要创作一代大典。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中，司马谈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工作，随后，他确定了此书的凡例——“歌文武之德”、以人为中心、通史原则，之后又用了十二年进行写作直至去世，前后三十年竟耗尽了他的一生。
其实，司马谈为了修史的目标，也早早就开始用心培养儿子，为他聘请名师，接受良好的教育。司马迁年少聪明，十岁即能诵古文，又有幸拜在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和天文学大师唐都的门下，所得良师益友熏陶颇多。至二十岁，怀抱着凌云壮志，秉承父命游历全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从长安出发，观齐鲁之地，感受孔子遗风，后又至楚汉相争的战场等地，回到长安。在这过程中，司马迁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集了大量遗文古事，为后来修史奠定了基础。
司马谈曾对儿子感叹道“自周之王道、礼乐废弃，孔子《春秋》之后近四百年诸侯纷争，史官的记录未能得以整理。如今海内天下一统，趁各种记录尚未遗失，希望你也当上太史，继承我的遗愿”。在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以忠孝大义激励他，希望他能发誓完成修史大业。司马迁的心灵大受震动，恳切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太大了，他时常叨念“先人有云”，时刻不忘这伟大的遗命。因此，若现在人谈论起《史记》，只知司马迁而不知司马谈，是不完整的。司马谈经营《史记》三十年，正式写作十二年，为其发凡起例，奠定基础，司马迁继续写作二十四年，参与见习十六年，总计经营四十年，一部书耗尽了两代人的心血。
结合司马迁的经历来看，《史记》也确实成了司马迁本人的精神寄托，称得上是他用鲜血和生命化成的一代大典。
自小便聪颖勤奋的司马迁有着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师承学术大师，一路顺风顺水，顺利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一职，然而突如其来的“李陵之祸”却使这意气风发的人生受到重挫。司马迁为被迫投降匈奴的骑督尉李陵辩护，遭到汉武帝的迁怒，受株连下狱，被判死罪。而汉武帝惜才，减罪一等，令其交五十万罚金免罪，司马迁难以筹措，“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最终只能受腐刑代死。司马迁也悲愤感慨：“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刑余之人死后甚至不可以入祖坟，司马迁的心境如何可想而知。他痛不欲生，称“大质已亏”，为人所不齿，甚至有想了结自己的念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是福祸相依，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用为中书令，被视为尊宠之职，也因此得以处理宫中文书、诏敕的机会。在如此境遇之下，无比坚定的修史决心让他忍辱负重活下来，发愤著书，以更加激扬奋发的精神投身于《史记》的修纂。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金圣叹也不禁感叹，“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终成鸿篇巨制，铸成了《史记》丰碑。
在《史记》之前，还没有一部体例完整、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书写体例，为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清史稿》所承袭，这不仅是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更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认为《史记》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包，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备载天地万物，囊括国家大政，展现古今社会，呈现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辨章学术，将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这一部包含了史学和文学的文史名著自成书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观念之先进，文章情韵之优美，使得从古至今学界对其研究热情依旧不减，称得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无怪鲁迅先生对它一生酷爱，说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的不朽名言。“南宋初建本之精者”
《史记》自问世以来，经过历朝历代官方、私人的翻刻，使得其有众多版本流传于世，校勘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可惜写本时代大多注释著作都在流传中散佚了。这之中只有南朝宋的裴骃所著的《史记集解》几乎整部流传到了今日，他集九经诸史为《史记》做注释，散附于《史记》正文之下。至唐朝，司马贞又据此撰成《史记索隐》，订正史实，既参考前人论著，又间述己见，探幽发微，说解详密，亦流传至今。宋代雕版兴盛，《史记》也随之进入了刻本时代。《索隐》自南宋时期开始与《史记集解》一起附于正文之下，成为二家注本，开注本合刻之先例。刊刻于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的《史记》是学界普遍认为现存最早的二家注合刻本，在史记版本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人多称其为《史记集解索隐》。蔡梦弼本《史记》不仅是现存最早将《史记集解》和《史记索引》并列在一起刊刻的二家注合刻本，更是为之后的三家注本奠定了基础。
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现存四部，其中三部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藏于上海图书馆，均为残本：
① 旧藏杨以增海源阁，《楹书隅录》著录之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卷四十三缺，配光绪七年杨保彝影宋抄本。
② 旧藏杨以增海源阁，《楹书隅录》未著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存九十二卷，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三配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卷一百一、一百十配清顾柔喜抄本。
③ 原为季振宜家藏，现存国家图书馆。残卷，今见者存本纪七卷，表二卷，书八卷、世家十六卷、列传五十八卷，共存九十一卷。
④ 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存一百十三卷，卷五至六、十八至二十、四十七至四十八、五十四至五十五、七十六至八十六配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本，有清许初题识。
各本残缺状况不尽相同，后人配补成全本。为了给读者呈现古籍真实原貌，本次选用的是第一种，其残缺最少，仅有卷四十三为补配清光绪元年杨保彝影宋抄本，为现存原貌最佳者，且收录于《中华再造善本》。框高18.9厘米，宽13.4厘米。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内有“建溪蔡梦弼傅卿校刻梓于东塾”牌记，目录后有“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校正”一行，其他卷后尚有蔡梦弼刻书题记多处，有季振宜题款。蔡梦弼其人，字傅卿，号三峰樵隐，南宋建阳著名刻书家。在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蔡梦弼的记载并不多。他作为宋代福建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学者和书商，目前仅靠考证其编辑与出版活动来丰富对其人的研究。宋人俞成曾评价“吾党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其学术水平可见一斑。
当时《史记》刊本行世颇多，蔡梦弼眼光是极好的，必择善而从之，由他负责校刊的书籍也是优点明显。其一，在文本形态方面，较其他版本更为整齐而有条理，为后世《史记》诸本所继承；其二，作为私家刻书，具备私家刻书校勘精审、准确，错讹较少的特点，且印制精良，印书用墨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其三，此本字体劲秀，傅增湘先生称之“南宋初建本之精者”。此书刻印精美，铁画银钩，字体有瘦金书遗风，纸墨版式，纯系南宋早中期建本风格。
此外，蔡梦弼本《史记》还有一大特点，即藏书章众多，经明清以来著名藏家朱承爵、钱兴祖、季振宜、汪士钟、杨以增、陈清华等递藏。此书钤“□□子儋”“钱兴祖印”“季振宜臧书”“季振宜印”“汪士钟臧”“平阳汪氏臧书印”“宪奎”“秋浦”“杨以增印”“四经四史之斋”“宋存书室”“杨绍和”“杨保彝藏本”“郇斋”诸印十余方（注：古籍原本中因残损无法识别的字以“□”代替）。其中，杨氏一族的藏书印章和“四经四史之斋”印彰显了它作为“四经四史”之首的重要身份，也道出了此本作为海源阁藏书波折的身世命运。
总之，南宋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一书，无论其成书的波折，还是其载体的多舛命运，都在向我们沉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此次仿真影印出版，力求以接近原书形态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争取以善本为媒介，将沧桑历史带到读者面前。
高仿真工艺 制文房珍品
再多的言语也难以形容《史记》空前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承诺以最高的品质将南宋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呈现给各位读者。本次延续了我社一贯的仿真复制精品路线，与印刷领域业内翘楚机构合作，采用超高精度文献扫描技术和最新的超精细印刷工艺，呈现出一本观赏与阅读皆宜的仿真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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