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全十四册）
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
（全十四册）
编著者：方勇 总编纂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1800元
ISBN：978-7-5013-7913-2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内容简介
《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是“子藏”系列之一种。《春秋繁露》为西汉学者董仲舒所撰。董仲舒深研《春秋》，《春秋繁露》以《春秋公羊传》为根柢，归依六艺传统，宗师至圣素王孔子，继承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思想统绪，同时吸纳《管子》《六韬》等典籍精华，融会贯通，继往开来。《春秋繁露》历代流传不绝，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在北宋时已有刊本，今传者以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计台刻本为最早。本卷首次系统汇编《春秋繁露》相关文献三十六种，可谓集其版本与研究著作之大成。
编者简介
方勇，浙江浦江县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博导、《诸子学刊》主编、《子藏》总编纂、“新子学”倡导者。著作有《庄子纂要》、《方山子文集》、《庄子学史》（3卷本）等近30种，其中《庄子学史》（3卷本）曾分别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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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子藏》總序 方勇 一
《春秋繁露卷》前言 揣松森 一
凡例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
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刊本（原書卷十三缺葉一、二）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五）（漢）董仲舒撰
明正德十一年（1516）錫山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四一三
第二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六至十七）（漢）董仲舒撰
明正德十一年（1516）錫山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原書卷十三缺葉一、二）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十一）（漢）董仲舒撰（清）黄丕烈校並跋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周采刊本二六九
第三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十二至十七）（漢）董仲舒撰（清）黄丕烈校並跋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周采刊本（原書卷十三缺葉一）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張元濟跋傅增湘校跋並録
清黄丕烈題識又録
張元濟校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周采刊本（原書卷十三缺葉一）一五九
第四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
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原書卷十三缺葉一）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五）（漢）董仲舒撰
明萬曆二十年（1592）刊《廣漢魏叢書》本三九九
第五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六至十七）（漢）董仲舒撰
明萬曆二十年（1592）刊《廣漢魏叢書》本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十一）（漢）董仲舒撰（清）盧文弨批校（清）丁丙跋
明刊本二六三
第六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十二至十七）（漢）董仲舒撰（清）盧文弨批校（清）丁丙跋
明刊本一
桂巖子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
明刊《諸子褒異》本一二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二〇七
第七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録一卷（漢）董仲舒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增刊《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五）（漢）董仲舒撰
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書》本四二五
第八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六至十七）（漢）董仲舒撰
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凌注校正十七卷（卷一至八）（清）凌曙注（清）張駒賢校正
清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二七一
第九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凌注校正十七卷（卷九至十七）（清）凌曙注（清）張駒賢校正
清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九）（清）凌曙注
稿本二六九
第十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十至十三、十五至十七）（清）凌曙注
稿本（原書缺卷十四）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十一）（清）凌曙注
民國六年（1917）潮陽鄭氏刊《龍谿精舍叢書》本二三三
第十一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十二至十七）（清）凌曙注
民國六年（1917）潮陽鄭氏刊《龍谿精舍叢書》本一
董子類纂（明）沈津選
明隆慶元年（1567）含山縣儒學刊《百家類纂》本一四九
桂巖子二卷（明）歸有光輯評（明）文震孟參訂
明天啓五年（1625）刊《諸子彙函》本二〇三
春秋繁露直解一卷（明）宋應昌撰
清乾隆間刊本四八五
第十二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録一卷（明）孫鑛評（清）舟山老人校並跋
明崇禎十一年（1638）方生刊本（原書卷十缺葉七、卷十二缺葉七）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一至四）（明）孫鑛評
清康熙間董文昌刊本（原書卷四葉九後有缺葉）四二五
第十三册
春秋繁露十七卷（卷五至十七）（明）孫鑛評
清康熙間董文昌刊本（原書“謁下馬陵詩”缺葉十五）一
董子春秋繁露（明）陳仁錫評選
明刊《子品金函》本四四七
春秋繁露别解（明）黄澍葉紹泰編
明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漢魏别解》本四七三
春秋繁露（明）吳世濟輯
明末清初刊《漢魏叢書抄》本五四七
第十四册
春秋繁露（明）張運泰余元熹彙評
清刊《漢魏六十名家》本一
春秋繁露（求雨止雨）考定附土星祠記並説（清）周榘考定
清乾隆間刊《介山全書》本九五
春秋繁露（清）任兆麟述
清嘉慶十五年（1810）遂古堂刊《藝林述記》本一二一
春秋繁露校勘記二卷（清）孫星華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增刊《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一五一
董子仲舒一卷（清）夏炘撰
民國十年（1921）刊《景紫堂全書·養疴三編·漢唐諸儒與聞録》本二一五
春秋繁露（清）匡援選注
民國間抄本《匡劍堂先生遺稿·漢儒理學六種》二五五
春秋繁露佚文（清）王仁俊輯
稿本《經籍佚文》二八一
春秋繁露閲佚名撰
清抄本《五子閲》二八三
評注桂巖子精華張諤撰
民國十年（1921）上海子學社石印《評注皕子精華》本二九七
春秋繁露斠補三卷逸文輯補一卷劉師培撰
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排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三〇一
評注春秋繁露菁華録一卷張之純撰
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評注諸子菁華録》本四二三
春秋繁露治要張文治撰
民國二十九年（1940）上海文明書局排印《諸子治要》本四七九
春秋繁露釋文二卷冒廣生撰
民國二十九年（1940）抄本五〇三
春秋繁露考逸一卷夏敬觀撰
稿本五三七
内页欣赏
底本欣赏
前言（节选）
揣松森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后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共收書三十六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十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春秋繁露》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輯佚本、評點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春秋繁露》文獻精華於一編，以饗讀者。一董仲舒，西漢廣川（今河北景縣）人。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以賢良對策，旋任江都相。後廢爲中大夫。因所著《災異之記》遭主父偃竊奏，下獄當死，詔赦之，遂不敢復言災異。爲人廉直，遭丞相公孫弘嫉，出爲膠西相。恐久獲罪，病免歸居，以修學著書爲事。年八十餘，終於家。生平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董仲舒傳》《漢書·儒林傳》。董仲舒生卒年，前人説法不一。綜考現有材料，可推定董仲舒生於高祖初年，卒於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前後。據《漢書·匈奴傳》曰：“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所謂“四世”，即高祖、孝惠、高后、孝文也。董仲舒親見四世和親毁約事，則其生於高祖時期殆無疑矣。考《漢書》本傳：“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而桓譚《新論》曰：“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太平御覽》卷九七六引）故知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一四〇）之前董仲舒已年過六十，則其生年應不遲於高祖七年（前二〇〇）。至於其卒年，據《漢書·食貨志》“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可定其下限。《漢書·武帝紀》載“人相食”凡二次：“（建元）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大飢，人相食”；“（元鼎三年）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據此，董仲舒卒於元鼎三年（前一一四）之前。又《漢書·食貨志》載仲舒主張“鹽鐵皆歸於民”，胡寄窗稱：“元狩三年以前無鹽鐵專賣。元鼎二年孔僅由大農丞升任大司農時，桑弘羊出任大農丞又開辦均輸。他衹提到‘鹽鐵皆歸於民’，不提均輸，説明他的主張可能是在均輸開辦以前針對開辦鹽鐵專賣而發。”（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册，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〇頁）由此推斷，董仲舒卒年約在元狩三年至元鼎二年之間。要之，董仲舒生當高祖初年，較賈誼、公孫弘年齒稍長，約在元鼎二年前後去世。董仲舒生平繫年頗多争議，其焦點集中在對策之年。除孫景壇否認董仲舒參加過賢良對策外，一般認爲三篇對策確係董仲舒所作，唯對其篇序和繫年存在不同看法。關於繫年，主要有九類觀點，即建元元年説、建元五年説、建元六年六月至九月説、元光元年五月説、元光元年二月説、元光二年至四年説、元光五年説、元朔五年説、非一時對策説。欲確定對策之年，首先須明確兩點：一是詔舉賢良與詔策賢良是選舉的兩個環節，不可混同。如公孫弘建元元年（前一四〇）以賢良徵博士，因出使不合上意而免歸，至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再徵賢良時參加對策，被擢舉首。二是當時同持崇儒主張者甚夥，各項改革乃衆人共同推動的結果，故所謂“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可視作表贊，但不宜一一坐實。案董仲舒《對策一》云“今臨政而愿治七十餘歲矣”，則其時在建元四年（前一三七）至元朔元年（前一二八）之間。又《對策二》稱“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據《漢書·地理志》《司馬相如傳》《西南夷兩粤朝鮮傳》知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夜郎歸漢，而康居來享更在此前，則對策在建元六年以後。再案《春秋繁露·止雨》云“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而江都王劉非於景帝二年（前一五五）封汝南王，景帝四年徙江都，其二十一年當武帝元光二年（前一三三），時董仲舒已爲江都相，則對策又在此前。那麼，對策時間當以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爲是，而董仲舒由博士官出任諸侯王相，在仕途上更進一步，正所謂“見重元光之初”（《金樓子·立言上》）也。與此相關，董仲舒何時爲中大夫亦有異説。《史記·儒林列傳》載：“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據此，建元六年（前一三五）遼東高廟災時董仲舒已由江都相廢爲中大夫。此爲一説。而《漢書》本傳改“是時”爲“先是”，認爲遼東高廟災在先，由江都相廢爲中大夫在後，而主父偃竊奏其書又其後也。此又一説。考主父偃於元光元年（前一三四）方抵長安並奏書天子，一歲纍遷至中大夫，至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出任齊厲王相，次年被誅；而董仲舒元光二年八月（前一三三）尚任江都相。因此，被貶中大夫及遭竊奏災異書當在元光二年至元朔二年之間。周桂鈿認爲董仲舒係受江都王上書愿擊匈奴事牽連被降中大夫，而據《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武帝紀》所載，此事時爲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參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四頁）。劉向曰：“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書·楚元王傳》）知董仲舒蓋元光五年至元朔二年間任中大夫並遭受牢獄之災，被赦後仍爲中大夫，到元朔五年（前一二四）爲丞相公孫弘薦舉出任膠西相，旋以病免歸居。董仲舒生平亦有遺事可徵。首先是與公孫弘、夏無且之交往。《史記·刺客列傳》載：“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黄覺弘考證公孫季功即公孫弘（參黄覺弘《公孫季功即公孫弘》，《中華文化論壇》二〇〇八年第四期），其説可取。董仲舒早年與公孫弘、夏無且交游，不僅對理解董仲舒與公孫弘日後微妙關係有所啓發，而且有資考察其養生及陰陽五行思想與醫家之淵源關係。其次是與胡毋生之關係。據東漢戴宏所言“子夏傳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乃’當爲‘及’）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唐徐彦《公羊疏》引），知胡毋生於公羊學貢獻良多。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云“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唐徐彦疏稱“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别作《條例》”，徑以董仲舒爲胡毋生弟子。清凌曙信其説，云“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春秋繁露注序》）。然漢代人未有是説也。《史記·儒林列傳》載：“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漢書·儒林傳》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考《董子》佚文曰：“胡毋子都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卷六九九引）知董仲舒頗推尊之。又考《漢書·公孫弘傳》云“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則胡毋生至遲景帝前元五年（前一五二）已歸教於齊，其年齒長於董仲舒。據此，董仲舒同胡毋子都皆景帝時《春秋》博士，對前輩胡毋生十分推重，甚至可能曾從其問學，但並非師徒關係。此外所見董仲舒軼事尚多，然或涉乎讖緯附益，或出於仙道神化。如讖書所謂“董仲舒亂我書”（《論衡·實知》《案書》引）、“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搜神記》卷三引），《風俗通義》卷九所載誦經厭壓巫詛事，《神仙傳》卷六、《抱朴子內篇·論仙》、《太平御覽》卷七二四所記與方士李少君相關事，《搜神記》卷十八、《太平御覽》卷九一二、《太平廣記》卷四四二所録識狐變怪事，《太平廣記》卷十所引爲漢武帝嵩山齋戒事、卷二一四所稱“八仙圖”中之仙家，雖多不經之談，但亦是值得研究的一種宗教化現象。......五賴炎元曰：“董仲舒寫作這部書，是以西周以來的天道觀爲基礎，以陰陽五行説爲支柱，以《春秋公羊傳》爲骨幹，而從人性、倫理、道德、政治、社會等方面建立其學術思想的體系，對兩漢的學術和政治，起了很大的影響。”（賴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譯·自序》，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四年版，第一八頁）無疑道出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體系的複雜性。因此，學者們往往對該書進行分類研究，如徐復觀分作《春秋》學、天的哲學、祭祀之禮與雜文三類，賴炎元歸爲闡發《春秋》微言大義、君主治國原則與方法、天人相應道理、儀式及其意義四種，桂思卓則劃成解經編、黄老編、陰陽編、五行編、禮制編五部分，各有側重。相對而言，徐復觀的處理最爲簡至，也更切合董子學術體系的思想理路。董仲舒《春秋》學，主要體現在《春秋繁露》前十七篇。其中《盟會要》《正貫》《十指》通論指意條例，其他細目尤爲繁夥，正董子所謂“《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然其總歸則在“《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莊王》）一語。“奉天”即政治上貫天道，故《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二端》言“《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法古”即法則王道政治，故《楚莊王》稱“《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奉天法古，言之有别；其道則一，皆本仁愛。故《俞序》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預防之。”言《春秋》本末及其主旨最爲精闢。董仲舒“天的哲學”，確切講是天人之學。這主要涉及陰陽五行諸篇，而《天地陰陽》乃其理論綱領。該篇開宗明義道：“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此十者即三才、陰陽、五行，而董仲舒天人之學皆由此展開。董仲舒談三才之處頗多，包含人繼天、天人通兩層意思。人繼天，如《立元神》：“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禮，不可一無也。”《爲人者天》：“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人副天數》：“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此爲以人繼天。蓋人類物質財富創造和社會組織發展，乃自然世界的演化延伸，有賴於聖人繼天施功而後得以成就。《王道通三》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顧名思義，“王”乃貫通天地人之道者，可繼天立極而與天地參。故《深察名號》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在此意義上，故稱“王者配天”“聖人配天”。這種思想在《新語》《荀子》《尸子》《易傳》中都有反映，亦董仲舒天人關係論的基本框架。另外一層意思則爲天人相通。如《深察名號》：“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王道通三》：“天地人主一也。”《天容》：“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氣也。”《陰陽義》：“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人副天數》：“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同類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威德所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所謂天人相通，主要以陰陽四時類比而言。天人所以相通，蓋緣於天人數類相副，但在根本上則是由於天人一氣相通。案《五行相生》云“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正是講天地元氣自然演化過程及其功顯，而人類亦在其中。因此，《如天之爲》言“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而“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人副天數》）。董仲舒講論災異和貴微重始，均以此爲起點。災異發生在於氣感相應，貴微重始則由於元氣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但相對於貴微重始的思患而預防之，災異説乃冀以改過遷善的補救措施，已非至仁之道；至於預言災異以圖安危者，則聖人之所惡矣。故《二端》云：“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要之，聖人繼天、天人相通各有側重，但又相輔相成。對此，董仲舒總結道：“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四海之內，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天地陰陽》）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聖人繼天，天人互動，而其根本在於一氣感通。至於陰陽（四時）、五行，既是天地之道化，亦人所以觀天意者。《天地陰陽》曰：“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歸結起來，即由陰陽明天志，天志仁，從而引申出好仁惡戾、任德遠刑及好惡時宜之理；從五行觀天道，天道義，由此生發出列官置吏各以其能、比生間勝、逆亂順治以及喜怒當時之義。以此爲綱，則董仲舒陰陽、五行諸篇所論條目，其意義可明而條貫易通也。要之，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形式來申論天人合一之旨——天人皆歸於仁義。故朱一新曰：“董子謂‘天積衆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説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無邪堂答問》卷一）可謂能得其大者也。其他祭祀之禮與雜文之屬，主要包括三類：一是祭祀之禮類，如《郊語》《執贄》《求雨》《祭義》諸篇；二是書奏、對問類，如《奏江都王求雨書》《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郊事對》之類；三是孔門傳統議題，如《仁義法》《身之養重於義》《必仁且知》《山川頌》等等。古之君子，終日乾乾，修道畜德，言爲士則，行爲世範，道德文章，合而爲一，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這類篇目即當作如是觀，蓋皆董仲舒日用文章，最能見其進德修業之階與夫現實功施之用。董仲舒學行生前爲人推尊，身殁以後仍被學者如劉向、劉歆、班固等不約而同地尊奉爲“群儒宗”“群儒首”，非無因也。至南宋黄震猶稱“自孟子没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黄氏日抄》卷四七），可謂至矣！董仲舒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徐復觀謂其巨大影響有三點：公羊學、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與災異［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三九二頁］。李威熊概括爲“樹立漢初公羊學風”“建立經學權威”“集陰陽五行説之大成”“開後世義理學派之宗”“災異説對當時的吏治有重大的影響”“爲讖緯學之先導”“天人策議促成武帝政治的改革”七個方面（參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第五章，臺灣文史哲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六六—一九八頁），又凸出董子對於西漢政治改革及“開後日宋學之先河”的貢獻（參《董仲舒與西漢學術》，第一八二頁）。而鄧紅亦較早注意到“在天道、陰陽五行説天人合一説上董仲舒和宋學的共通點”（鄧紅《董仲舒思想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二七頁）。要之，這些影響是多方面的、制度性的、深層次的，值得重視。然在漢魏尤其是唐宋以後，董仲舒所受重視程度與其文化地位頗不相侔。如唐韓愈《原道》論先王道統而不數董仲舒，北宋孫明復雖盛贊董仲舒爲孔子以後大儒（《董仲舒論》），然所述道統亦不及之（《信道堂記》）。考其原因約有數端：一是董仲舒著作主旨純粹，然內容與形式不無駁雜。故朱熹云“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朱子語類》卷一三七），稱其文辭緩弱且有見道不分明處。二是董仲舒之後，部分漢儒滑入讖緯異流，而陰陽五行説亦漸聲名狼藉。三是著作散佚而《春秋繁露》頗有零碎之病，某些思想又融入他人著作和社會倫理中而處於潛隱狀態，如其公羊學多被何休吸取，“三綱五紀”“性情陰陽”説爲《白虎通》所發揮，與“性三品”説同爲人倫綱常。四是漢魏以後公羊學衰微，而人格天觀念亦難爲學人所重。五是唐宋道統論者有所忽略。如鄧紅指出：“宋學（無論理學心學）的起點，不像道統論者所説，是從孔孟原始儒學那裏直接發端的。其中既有道家傳統，又有佛教影響。而儒家本家內部的繼承，不能忽視董仲舒這一道關口。”（《董仲舒思想研究》，第二二七頁）。因此，我們應當脱去種種有色眼鏡，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探原竟委——追溯其學術淵源，探究其思想影響。在諸子學視野下，董仲舒作爲一位繼往開來的西漢大儒，無疑兼有學術史和文化史之雙重價值，而後者對於當代文化建設尤具現實意義。六董仲舒《春秋繁露》歷代流傳不絶，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深遠。此書在北宋時已有刊本，今傳者以南宋嘉定四年（一二一一）江右計臺刻本爲最早。《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纂輯南宋以來相關文獻三十六種，在文獻遴選上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指引下，儘量搜集較多版本，並甄别對比以選取善本作爲底本，囊括幾乎所有重要版本，從而最大程度地呈現其流傳面貌。例如白文本選入自宋至清不同刻本十一種，完整地反映了《春秋繁露》版本傳承之序。注重校跋本收録。所收名家校跋本甚夥，如盧文弨、黄丕烈、丁丙等在有清一代均爲學界翹楚，所作校跋文字對於《春秋繁露》之研究彌足珍貴。注重稿抄本收録。所收稿抄本非常珍稀，如清凌曙注《春秋繁露》、清王仁俊輯《春秋繁露佚文》、夏敬觀撰《春秋繁露考逸》三種均爲稿本，而清匡援選注《春秋繁露》、佚名撰《春秋繁露閲》、冒廣生《春秋繁露釋文》並皆抄本。注重評點本收録。所收評點本以明代版本居多，如沈津選《董子類纂》、歸有光輯評《桂巖子》、陳仁錫評選《董子春秋繁露》、黄澍等編《春秋繁露别解》。《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首次系統彙編《春秋繁露》相關文獻，可謂集其版本與研究著作之大成。本卷所收《春秋繁露》文獻，既呈現了不同時期版本流傳之序，又反映出歷代相關研究情況，爲學界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我們期待《子藏·儒家部·春秋繁露卷》的出版，能夠推動董仲舒《春秋繁露》乃至漢代儒學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二〇二三年十月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大项目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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