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楚辞大典·第一编（全三十五册）
楚辞大典·第一编（全三十五册）
编者：黄灵庚 刘跃进 周正英 主编
ISBN：978-7-5013-7923-1
定价：29000元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装帧开本：精装16开
内容简介
《楚辞》之学萌发于秦末汉初，两千多年来，《楚辞》文献学的研究一直是各时代的热门之学，目前海内外《楚辞》刻印、校读文献有上千种，面对卷轶浩繁的《楚辞》文献，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做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对于《楚辞》和楚文化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楚辞大典》计划收入三百余种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楚辞》及屈子文献（包括海内外的孤本、善本文献），依照原貌影印出版，并由专家为每种文献撰写提要。第一编收入“楚辞章句”和“楚辞集注”约七十种文献，不少都是海内外的孤本。《楚辞大典》的出版将为“楚辞学”研究提供一套珍贵的学术资料。编者简介
黄灵庚，出生于1945年，浙江浦江人，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专攻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重点为《楚辞》文献，同时参与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离骚校诂》《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楚辞译读》《楚辞与简帛文献》《楚辞文献丛考》等十余部。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出版《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等论文集。弁言
前言
一、《楚辭大典》的編纂緣起
作爲一位偉大的詩人，屈原一直生活在我的想像中。直到公元兩千年，我第一次到汨羅憑吊屈原，纔感到他的真實存在。此後，我有機會從重慶到奉節（夔州），再到宜昌，穿過三峽，從大山深處到丘陵，最終來到江漢平原，理解了夷陵得名的由來，也理解了宜昌作爲川鄂咽喉、三峽門户的戰略要衝的意義，更理解了楚文化的要義。站在這片熱土上，我仿佛看到楚王問鼎天下的雄心，吴蜀夷陵之戰的慘烈，乃至現代宜昌石牌保衛戰的悲壯，心靈受到强烈震撼。這時，距我第一次憑吊屈原，已經過去了二十一年。
那是二〇二一年十月，宜昌市委宣傳部的負責同志來到文學所商談建立屈原文化研究院事宜。對這項工作，我們高度重視，建議把宜昌打造成《楚辭》學術研究中心，彙集古代、近代、現代、當代所有不同版本的《楚辭》作品，影印、整理、研究，并將其數字化、普及化，激活傳統文化，做好大衆傳播，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大衆，讓屈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我們很快就達成共識，在宜昌簽署了合作協議，并在年底舉行了屈原文化研究院揭牌儀式。我當時作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很榮幸地兼任了屈原文化研究院的首任院長，并組織了一系列學術活動。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是文學研究所成立六十九周年的日子，宜昌市委宣傳部周正英部長來京商談屈原文化研究院的具體工作，包括在七月舉辦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國際論壇”“二〇二二宜昌秭歸·中國屈原學會第十九届年會”等系列活動，推動屈原文化研究院的工作。回去後，他們積極準備資料，并在二〇二二年四月六日印發了《宜昌市傳承與弘揚屈原文化實施方案（二〇二二—二〇二五）》，實施屈原文化的遺産保護、研究闡釋、傳承創新、精品創作、交流傳播、價值轉化等“六大工程”，卓有成效，産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國際論壇”如期在宜昌舉行，我代表主辦方之一在大會上作了《屈原文化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的主旨演講。與會代表還參加了屈原公園的開工儀式。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文學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剛過去一天的日子，宜昌市委宣傳部負責同志再次專程來到文學所，商討屈原文化研究課題立項、《楚辭》文獻編纂以及在六月舉辦學術端午論壇和確認學術委員會等事宜。“二〇二三中國·宜昌屈原故里端午論壇暨屈原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第一届年會”在端午節那天開幕，我在大會上作了《屈原文化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的意義》的總結發言。會議期間，屈原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了第一批重點研究項目。湖北省宜昌市委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等三方代表在宜昌召開會議，就《楚辭大典》編纂事宜達成協議。
擺在讀者面前的《楚辭大典·第一編》，就是上述成果之一。
二、《楚辭大典》的編纂依據
《楚辭大典》主要收録屈原的作品以及歷代注釋、考辨與研究等相關論著，内容極其豐富。我們知道，屈原死後，楚地有宋玉、唐勒等人祖述其詞。“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前一六八）受到公卿大臣的排擠，被貶爲長沙王太傅，那年他二十四歲。他從長安到長沙，在汨羅江畔，他想起了屈原，寫下《吊屈原賦》。這是屈原的名字第一次見諸文獻記載。
那麽，《楚辭》在此前的流傳情况是怎樣的呢？從雙古堆一號墓（公元前一六五年封墓）出土的殘簡中，有部分語句與今天看到的《楚辭》略有吻合。子彈庫楚墓（今湖南省長沙市，約公元前三〇〇年前後）和馬王堆漢墓（今湖南長沙市，約公元前一六八年）出土的帛書和漆畫，以及清華簡《五紀》，我們可以看出與楚地神話體系的關聯，可惜迄今没有在出土文獻中發現與《楚辭》相對應的完整詩篇。
又過了五十年，年輕的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或一三五—前八六？）“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爲此而撰寫《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表達了對屈原“與日月争光”的崇高敬意。《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末“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五〇三頁）并在傳記裏徵引了《漁父》《懷沙》。這説明，當時司馬遷曾見到經過整理的《楚辭》。這個本子，很可能是出自劉安之手。
今天流傳的《楚辭》，過去的研究者多以爲是劉向所編，事實恐非盡然。西漢前期，吴王劉濞等人召集枚乘、鄒陽、莊忌、莊助、朱買臣等人在江南誦讀、模仿。武帝時劉安爲淮南王，而淮南國都壽春，是楚國最後一個文化中心。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述立説，其中應包括解讀《楚辭》。劉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淮南厲王劉長之子，即漢高祖劉邦之孫，武帝叔父。襲父封爲淮南王。《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載：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離騷傳》，顔師古注：“傳謂解説之，若毛詩傳。”這裏有一個關鍵字，是“傳” 還是“傅”，字形上的差别就在一個點上。按照顔師古注，他所見的本子是“傳”字，就是我們今天簡化的“传”字，這是漢代的一種著書方式，如《毛詩傳》。劉安爲《離騷》作傳，就是爲《離騷》作注。如果是“傅”，則可以通假爲“賦”字。王念孫《讀書雜志》認爲“傅”與“賦”通。江蘇連雲港東海漢墓出土的《神烏傅》是一篇小賦，按照今天的寫法，應當寫作《神烏賦》。由此證明王念孫的説法是完全正確的。據此而推，劉安的《離騷傳》，應爲《離騷傅》，也即《離騷賦》。倘若如此，《離騷傳》是一篇創作，而不是注釋。甚至，有學者認爲，“從作品内容看，我們可以判定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所作《離騷賦》，即是我們在《楚辭》中所見的《離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讀〈離騷〉》則認爲《離騷》是一個多層次的文本，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在表演和重演中不斷發展變化，越來越適應屈原的傳説。最終，劉安在淮南的宫廷中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書面版本，這個版本隨後被呈獻給漢武帝（公元前一四一—前八七在位）和長安的宫廷，并被存放在長安的宫中。這些材料足以説明，劉安對《楚辭》非常熟悉，且組織參與編訂工作。這應當是《楚辭》的第一個整理本，司馬遷所見應當就是這個本子。
漢宣帝劉詢元康五年（公元前六一），宣帝徵能爲《楚辭》者，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人進獻賦頌。劉向很可能在這時受宣帝之命，根據宫廷所藏淮南王劉安所編楚辭作品集，增補《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等作品，而成十六卷本《楚辭》，這是我們今天所見最早的《楚辭》。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另外九卷是其他的作品，包括：《九辯》、《招魂》(王逸注：宋玉所作)、《大招》、《惜逝》(王逸注：疑不能明)、《招隱士》(王逸注：淮南小山所作)、《七諫》(王逸注：東方朔所作)、《哀時命》(王逸注：嚴忌所作)、《九懷》(王逸注：王褒所作)、《九歎》(王逸注：劉向所作)。
東漢初年，班固根據劉向《别録》和劉歆《七略》，編《漢書·藝文志》，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詩賦略”把辭賦分作四類，即“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和“雜賦”。“陸賈賦”著録的均爲漢人作品，且多散佚；“雜賦”一類中可能包括一些古代民間作品和關於某些應用技術的口訣，亦多散佚。保存至今的衹有“屈原賦”和“荀卿賦”兩類。
現存“荀卿賦”兩種，一是《荀子·賦篇》所載五篇，基本上都是四言句式，較多散句，與漢代的辭賦，還有近年出土的《神烏傅(賦)》及後來曹植的《鷂雀賦》等相近。二是《荀子》中還有《成相》一篇。這“相”字，據近代學者説是一種鼓樂，“成相”即敲打相和歌唱，這本是當時民間一種勞動時唱的民歌形式。《成相》篇中分爲許多小段，每段基本上爲一首短歌，其句式一般爲三、三、七、四、七，如：“請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這種民歌形式當時頗爲流行，如近年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中有一篇《爲吏之道》，其中有幾段也使用這種句式，説明此體在當時頗流行。這種句式對後來三言詩、七言詩及雜言詩的成熟，有一定的作用。這類作品與屈原、宋玉的作品有明顯的不同，爲後來的“俗賦”一體開了先河，所以劉向、班固别立“孫卿賦”一家。
“屈原賦”收録二十家，其中屈原賦二十五篇，與王逸所見篇數相同：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吴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禄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這部分作品多具有楚歌特色，所以劉向整理成《楚辭》，以“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東漢時的王逸（湖北宜城人）對此書作注，編爲《楚辭章句》，又加進自己所作的《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流傳至今。根據王逸的注，屈原二十五篇包括：《離騷》、《天問》、《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等。《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一篇宏偉壯麗的政治抒情詩。《天問》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五百多字，全部采用問句體寫成。《九歌》的寫作同楚國的巫風有密切的關係。《九章》是劉向編輯《楚辭》時，將詩人屈原作品中内容、形式大致相似的九篇作品編爲組詩，并冠以《九章》之名。《遠遊》，過去很少有人質疑屈原的著作權。作品中有“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不聞”等文字，近代以來，有人懷疑不是屈原的作品。其實，這恰恰表現了楚地風格，也表現了屈原思想的複雜性。《卜居》《漁父》兩篇，多數學者認爲是屈原的作品，近代以來，也有學者認爲不是屈原的作品。因其用韵是先秦古韵，可能是屈原的學生宋玉、唐勒、景差等所作。
《楚辭》結集後，歷代研究成果异常豐富。通過古籍普查系統的摸底排查及對已有民國文獻資料庫的文獻梳理，我們發現，古代乃至民國期間與《楚辭》研究相關的著述有近千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有關《楚辭》注釋與研究方面的論著，更如雨後春笋，源源不斷。比較重要的有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周建忠《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潘嘯龍、毛慶《楚辭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尹錫康、周發祥《楚辭資料海外編》（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王偉《歷代散見楚辭資料輯録》（中華書局，二〇二〇年）等，這些多是《楚辭》目録學著作。
《楚辭》文獻集成性質的著作，業已出版多種，廣陵書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吴平主編《楚辭文獻集成》全三十册，以類彙篇，同類作品基本按問世先後順序排列，大致分爲注釋類、音義類、評論類、考證類、圖譜類、札記類等六類，收録一百五十餘種相關著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的黄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全八十册，也按類編排，分“章句”“補注”“《文選》楚辭”“白文”“集注”和“楚辭研究文獻”等六類，收録文獻二百餘種，是目前《楚辭》收録最全、使用底本較精的大型叢書。
《楚辭大典》即以《楚辭文獻叢刊》爲基礎，增補了國家圖書館、重慶圖書館、温州市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等館藏文獻，《楚辭文獻叢刊》因種種限制未能及時搜集、收録的日本文獻等也進行了增補。每種文獻都有專家撰寫的提要，供讀者參考。此外，我們還將以《楚辭大典》爲基礎，做好後續工作。
一是選擇宋端平本《楚辭集注》、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章貢郡齋本《楚辭集注》、明正德刻本《楚辭章句》、宋刻本《離騷集傳》、宋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刻本《離騷草木疏》等宋、明兩代孤罕珍善的《楚辭》文獻，高精仿真彩印，製作成高檔的《楚辭》文獻禮品書，限量編號出版。這類圖書依照原貌仿真製作，既可以最大限度搶救文獻信息、保存文獻神韵，又可用於文化交流饋贈，可以更好地傳播《楚辭》和屈原文化。
二是在做好《楚辭大典》編纂出版工作的同時，我們計劃以全部《楚辭》文獻爲整理目標，建設“楚辭文獻資源庫”，將不同種類、不同版本的《楚辭》文獻，包括《楚辭大典》的全部文獻及其他未收入《楚辭大典》的不同版本的《楚辭》文獻，還有民國時期著名學者的《楚辭》講義、民國時期的全部《楚辭》專著和各期刊、報紙上有關《楚辭》的各論文等近千種文獻，應收盡收。通過對《楚辭》文獻數字化的整理，發揮數字文獻的優勢，在保護歷史文獻的同時，更便於研究利用、傳承傳播屈原文化。
三、《楚辭大典》的當代價值
在中國的歷史上，無數像屈原那樣的仁人志士以其家國情懷、思想智慧、精神品格、功業成就等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文化内涵和突出特性，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强大的作用，至今仍然在影響着我們的思想和行爲，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屈原的家國情懷
最早記述屈原生平事迹的材料，是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説，屈姓爲“楚之同姓”（《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四八一頁），是楚國大姓。屈原一出生，就與楚國的歷史緊密相連，家國一體，榮辱與共。這種家國情懷，以修身自律爲起點，以經世濟民爲目標，以天下太平爲理想。修齊治平，修身是第一位的。個人修養的好壞，關係到家族的榮耀，關係到國家的盛衰，更關係到天下興亡。《離騷》在前八句介紹自己身世之後，緊接着又寫到自己的“内美”與“修能”。所謂“内美”，就是《招魂》和《卜居》中所説的“廉潔”：“朕幼清以廉潔兮”（《楚辭補注》卷九《招魂》，第一九七頁）、“寧廉潔正直以自清”（《楚辭補注》卷六《卜居》，第一七七頁）。據説，這是“廉潔”一詞的最早出處。這種廉潔自律，淵源有自，如《橘頌》所説，“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楚辭補注》卷四《橘頌》，第一五四頁）。所謂“修能”，就是“行比伯夷”（《楚辭補注》卷四《橘頌》，第一五五頁）、“法夫前脩”（《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三頁）。他年輕時如此，直至老境，依然如故，堅守“皓皓之白”（《楚辭補注》卷七《漁父》，第一八〇頁），追求“蘇世獨立”，内秀於心，外美於形。他在《惜誦》中説：“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楚辭補注》卷四《惜誦》，第一二二頁）可見，屈原表裏如一，言行一致。
屈原身爲三閭大夫，其中一個重要的職責就是負責教育宗族子弟。他“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九頁），不辭辛苦地教導那些貴族子弟：“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二三頁）最叫詩人不解的是，那些精心培養的弟子亦隨波逐流，“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四〇頁）。屈原目睹了身邊太多的醜陋、虚僞、變節，乃至永無止境的陰謀傾軋，他無法理解，於是在辭賦中反復質問、陳辭，上下求索，升天入地、求神問卜、征之前聖、寄情香草，但依然找不到答案。按理説，他完全可以現實一點，像孔子那樣，“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至少可以明哲保身，得以善終。他也可以像莊子那樣高蹈世外，就像秋蟬脱殼，浮遊於塵世之外，“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四六頁）。他想過，也嘗試過，所以《離騷》説：“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楚辭補注》卷一，第四二頁）他準備要遠行了。
可是，作爲一個愛國家、愛人民的詩人，他又做不到莊子那種“相忘於江湖”的超然，也不能像孔子那樣委屈自己，纍纍如喪家之犬。他準備遠行時，又放不下家鄉的一切。“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四七頁）以至於“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在絶望中，他選擇了死亡，寧肯“伏清白以死直兮”，（《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六頁）也絶不苟且偷生於亂世。《離騷》的最後一句是“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楚辭補注》卷一，第四七頁），表達以死抗争的决心。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生命的頑强與不屈。所有的痛苦，都不曾改變他對祖國與人民深沉的眷戀，也不曾改變他對理想與正義的堅持。
屈原的一生，踐行了中國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他“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五—一六頁）。所謂“不忍此態”，就是絶不隨波逐流，而是守道以誠，報國以忠，“雖九死其猶未悔”。他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正踐行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和政治主張，這是屈原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一生都是在爲國家和人民請願，他常常天真地幻想着人民的幸福和楚國的强大，并且爲此身先士卒，義無反顧。他唯一擔心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二頁）故在《離騷》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了自己的追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楚辭補注》卷一，第六頁）當國家面臨强敵入侵時,很多人都在爲自己尋找退路，屈原却正道直行, 冒死進諫，即使被國君誤解,奸人讒言陷害遭罷官流放, 也堅持初衷不改、無私無畏、正氣凛然。
在《離騷》和《天問》中，他多次提到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齊桓公等先王，也多次提到伊尹、比干、周公、伍子胥等名臣。在屈原的心目中，“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三五頁）。君臣遇合，實現美政，這是屈原念念不忘的夢想。
如何實現這樣的夢想呢？《大招》：“德譽配天，萬民理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王逸注：“德配天地，體性高明。”（《楚辭補注》卷一〇，第二二五—二二六頁）天德就是明德，就是民德。屈原認爲，君主要有盛德之行，纔能够治理天下。這是天意所在，天德所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凡是講到“天”的地方，一定與“民”相關聯。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從自然層面來説，日月運行，不爲堯存 ，不爲桀亡，自有其亘古不變的運行規律。從社會層面來説，天就是老百姓。敬天就是敬畏百姓。如《尚書·泰誓》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嚚云“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所謂濟大事者，必以人爲本，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理念，也爲漫長的歷史所驗證。
屈原深知民爲國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對勞動人民生活的苦難艱辛給予深切的同情和擔憂。他説“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三—一四頁）。民生，有的本子作“人生”，這恐怕是後人所改。在《哀郢》中，他感歎“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楚辭補注》卷四，第一三二頁）。他還對統治者漠視民衆的苦難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一四頁）。爲此，他在詩中反復以夏桀、商紂王、周幽王等亡國之君作爲例證，告誡楚王避免重蹈覆轍，要以百姓爲心，四海爲念。
屈原畢生爲理想而奮鬥的毅志，爲祖國而獻身的精神，爲蒼生而呐喊的氣魄，贏得了人民的愛戴。每到端午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總是要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划龍舟，吃粽子，緬懷屈原。在中國的歷史上，不曾有第二個詩人能像屈原那樣被人民廣泛紀念，不曾中斷。
（三）屈原的文學貢獻
在屈原之前，中國的詩歌形式，包括《詩經》、青銅器上的銘文，多以四言爲主，相當一部分屬於貴族的作品。《楚辭》打破了傳統的詩歌形式，用一種最自由的詩體，傳達出極浪漫的情懷。《離騷》有兩千五百餘字，是中國古代文人創作最長的詩歌。《九章》《九歌》，形式活潑，充滿民間色彩。《天問》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涉及到大量的神話傳説。
《楚辭》作爲一部文學經典，經過漢代文人的模仿，統治者的提倡，東漢時期就被王逸稱作“離騷經”。《漢書·藝文志》論賦的源流，將“屈原賦之屬”列爲“詩賦略”四類之一。魏晋以後，在目録學上，《楚辭》作爲獨立的部類，與總集、别集并列，《楚辭》的文學史地位由此確定下來。《文心雕龍》專闢《辨騷》一篇，視爲“文之樞紐”，比較《詩》《騷》异同，視爲雙峰并峙，“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楚辭補注》卷一《離騷》，第五三頁）。從漢代的賈誼、司馬遷，到唐朝的李白、杜甫，一直到現代的魯迅、郭沫若，歷代有成就的文學家，無不受到屈原的影響。兩千多年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屈原的思念與歌頌。每一代人，總能從屈原的作品中參悟到某種哲思和啓迪，并將屈原的精神轉化爲自己面對生命困境時的無窮力量。司馬遷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爲精神鞭策；張九齡以“草木有本心”的《橘頌》精神爲人格信仰；李白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日月高懸，説“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杜甫也以“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作爲詩歌藝術追求的崇高理想。魯迅先生在《彷徨》的扉頁題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可以説，屈原的作品，是中國文學史上繼《詩經》之後出現的又一座高峰。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詳細地描述了他眼中屈原賦的特質，除了其依經立義的正統觀念外，他還對屈原賦的美學特徵有所總結，用詭异、譎怪、狷狹、荒淫、誇誕、朗麗、綺靡、瑰詭、耀艷、放言、獨往等詞彙，形容屈原的思想方法與創作特色。這些美學風格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頗有不同。儒家秉持中庸思想，道家崇尚自然，屈原的思想，在充分吸收儒、道兩家精髓之外，還有一種原發於人性的極致之美。這種詭异、絢爛和孤絶獨往的精神，更接近於現代主義，而非古典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與現代世界遥相呼應，顯示了悠遠的穿透力。劉勰説屈原的作品“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絶艷，難與并能”，確非虚言。而今，我們有問天實驗艙遨遊蒼穹，實現了古與今、文學與科技的完美對接，這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向屈原致敬的重要儀式。
司馬遷説：“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八册，第二四八二頁）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屈原是一個失敗者，但作爲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詩人，他在理想的天國獲得永生。屈原及其辭賦，深沉、博大、壯美、幽邃，展示出其對崇高理想的憧憬，對獨立人格的堅守，對美好世界的嚮往，對浪漫情懷的追求，無不代表着中國人的高尚情感、美好心靈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屈原的這種精神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地得到傳承，得到發揚，從個體到群體，從群體到整個民族，早已銘刻在華夏民族的豐碑上，流淌在中華兒女的血液中。每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華夏子孫，無論生在何時，身在何處，都會爲像屈原這樣的人物所感動，乃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魯迅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 魯迅稱他們是中國的脊梁，屈原也是中國的脊梁。
不僅如此，以屈原爲代表的這種文化精神，與當今人類的共同命運，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説屈原與世界的關聯，不僅是指屈原的作品跨越重洋，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爲异國他鄉的人們帶去一份生命的關懷，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屈原和他的作品，與世界文明的發展、人類崇高的追求，有着深度的契合。屈原在《九歌》中記録神祇與百姓的樂舞，在《天問》中窮極宇宙與人生的奥秘，在《離騷》中探尋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無不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叩問，具有永恒的哲學價值。可以説，屈原及其作品是民族精神的寫照，屈原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他留給我們的財富，屬於全體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從這個意義上説，編纂《楚辭大典》，其價值不僅體現在系統彙集整理《楚辭》研究文獻，也是弘揚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舉措，更是爲我們民族在走向偉大復興征程中，積極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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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高第（明）黄省曾校正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一
第二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高第（明）黄省曾校正（清）袁廷檮校跋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一
第三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疑字直音補一卷（漢）王逸撰明隆慶五年（1571）豫章夫容館刻本一
第四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附録一卷（漢）王逸撰（明）馮紹祖校正（清）彭孫遹彙評明萬曆十四年（1586）觀妙齋刻本一
第五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附録一卷（漢）王逸撰（明）馮紹祖校正佚名批注明三樂齋翻刻觀妙齋本一
第六册
楚辭章句十卷（漢）王逸撰（明）吴琯校（清）錢陸燦批校明萬曆十四年（1586）俞初刻本一
第七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萬曆朱燮元、朱一龍刻本一
第八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朱燮元（明）朱一龍校（日）西村時彦批校明萬曆刻本一
第九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劉廣刻本一
第十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日）莊允益校（日）西村時彦考异日本寬延三年（1750）刻本一
第十一册
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日）莊允益校（日）西村時彦疏證日本寬延三年（1750）刻本一
第十二册
楚辭王注考异上卷（日）西村時彦撰稿本一
王注楚辭翼二卷（日）董鷗洲撰稿本八五
楚辭音殘卷（隋）釋智鶱撰敦煌舊鈔本二六五
楚辭二卷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閔齊伋校刻三色套印本二六七
第十三册
讀書雜志·楚辭（清）王念孫撰清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一年（1817—1831）刻本一
札迻·楚辭王逸注（清）孫詒讓撰清光緒二十年（1894）刻二十一年（1895）重修本三三
楚辭校文三卷（清）毛祥麟撰稿本五三楚辭考异一卷劉師培撰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鉛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三八七
第十四册
楚辭校補易培基撰民國十一年（1924）、民國十二年（1925）《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一
楚辭校補聞一多撰民國三十七年（1948）開明書店鉛印《聞一多全集》本二一楚辭校勘記范午撰民國十八年（1929）《文學叢刊》第一集一七九
舊拓唐歐陽率更令正草九歌千文（唐）歐陽詢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七
九歌書帖（宋）蘇軾書稿本二三一
離騷經（宋）米芾書臺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七五年影印《宋米芾墨迹》本二四一九歌（宋）米芾書民國影印本三〇五楚騷五卷附録一卷（卷一）（戰國）屈原等撰明正德十五年（1520）熊宇刻本三三七
第十五册
楚騷五卷附録一卷（卷二—五）（戰國）屈原等撰明正德十五年（1520）熊宇刻本一
第十六册
楚辭二卷（戰國）屈原等撰（漢）劉向輯明新安吴勉學刻本一
楚辭二卷（漢）劉安輯（漢）劉向續輯明萬曆十三年（1585）新都汪道昆刻本一九九
屈子七卷評一卷楚譯二卷參疑一卷（戰國）屈原等撰（明）毛晉參定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毛氏緑君亭刻本三五五
第十七册
翰苑七賢楷書楚辭（清）王仁堪等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一
離騷經一卷（清）佚名書鈔本八五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明翻宋刻本一三一
第十八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八—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明翻宋刻本一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二）（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明汲古閣初印本三二一
第十九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三—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明汲古閣初印本一
第二十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十一）（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王國維批校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一
第二十一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十二—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王國維批校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一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八）（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王引之評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二一三
第二十二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九—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王引之評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一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三）（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天德堂翻印汲古閣本二九五
第二十三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四—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天德堂翻印汲古閣本一
第二十四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惜陰軒叢書》本一
第二十五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一—十五）（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日本寬延二年（1749）皇都書林翻汲古閣刻本一
第二十六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卷十六—十七）（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日本寬延二年（1749）皇都書林翻汲古閣刻本一
評點王注楚辭十七卷（清）俞樾輯評民國六年（1917）中華圖書館石印本一一三
第二十七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清）譚獻批點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翻汲古閣刻本一
第二十八册
楚辭補注十七卷（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日）西村時彦集釋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翻汲古閣刻本一
第二十九册
文選集注·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鈔卷子本一
文選五臣注·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吕延濟等注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建陽陳八郎刻本一六三
六家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韓國奎章閣翻北宋秀州刻本二〇七
第三十册
六家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南宋明州刻本一
六家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南宋建州刻本一〇五
六家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翻南宋尤袤刻本二二七
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佚名彙評清乾隆葉樹藩校刻汲古閣本三一七
文選·楚辭二卷（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注（清）王同愈批校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書局翻刻汲古閣本三七三
文選纂注·楚辭（明）張鳳翼撰明萬曆刻本四二五
文選章句·楚辭（明）陳與郊編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刻本四八三
第三十一册
義門讀書記·楚辭（清）何焯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長洲蔣氏刻本一
文選筆記·楚辭（清）許巽行撰清光緒刻本一一
重訂文選集評·楚辭（清）于光華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啓秀堂重刻本三一
文選音義·楚辭（清）余蕭客輯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静勝堂刻本八九
文選考异·楚辭（清）孫志祖撰清嘉慶刻《讀畫齋叢書甲集》本一〇五
選學膠言·楚辭（清）張雲璈撰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文瑞樓書局、北平直隸書局影印本一一五
文選集釋·楚辭（清）朱珔撰清光緒元年（1875）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二二五
文選旁證·楚辭（清）梁章鉅撰清光緒八年（1882）刻本四〇一
文選箋證·楚辭（清）胡紹煐撰鈔本四七九
楚辭選注考六卷（清）尚兆山撰稿本五四一楚辭翼注（清）李詳撰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排印《李審言文集》本五八七
文選平點·楚辭黄侃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印本六〇九
第三十二册
楚辭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宋）朱熹撰（明）楊訥庵批校宋嘉定六年（1213）章貢郡齋刻本一
第三十三册
楚辭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熹撰宋端平二年（1235）刻本一
第三十四册
楚辭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熹撰清光緒十年（1884）黎庶昌《古逸叢書》影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日新刻本一
楚辭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後語六卷（卷一—三）（宋）朱熹撰明成化十一年（1475）吴原明刻本四三九
第三十五册
楚辭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後語六卷（卷四—後語卷六）（宋）朱熹撰明成化十一年（1475）吴原明刻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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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楚辞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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