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大一统国家的存续之道 ——章太炎《秦政记》的政治文化意涵

《英雄》中的秦王嬴政（陈道明饰）

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2期，感谢华东师大历史系王锐老师授权转载！

1973年8月，正在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一批与法家有关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了章太炎的《秦政记》。[①]一个月之后，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专门提到：“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②]在这里，毛泽东所表彰的以秦始皇为象征的“秦政”，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开创了中国的统一之局，设官分职，广修驰道，将各地联系起来；二是制止了地方上出现带有世袭性质的割据势力，在古代（而非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保证了基本的社会流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单从历史遗产的角度来理解，应该指的是这两个方面。就这样，《秦政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当然，在章太炎的众多文章著作里，这篇发表于1910年的文章也颇令人“费解”。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变革的主流话语，基本上强调未来的制度建设应取法西方，并与中国自秦以来的典章制度相决裂。“秦政”与“西政”，在时人看来几成高下立判、绝对相反之势。所以谭嗣同在戊戌年间疾呼：“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③]在这样的时代语境里，章太炎却撰文声称秦政自有其优良之处，比如人才选拔体现了循名责实、社会流动；秦代强调“法”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平等，因此很难受到足够的“了解之同情”。在钱基博看来，由于章太炎“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所以“时论多诋秦政，而炳麟不然。”[④]将章太炎称颂秦政归结于他的个性使然。而晚近以来，在长期流行的线性“现代化”史观主导下，对于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基本上是从告别旧物、汲取新知的“启蒙”视角出发，来分析各种时代思潮与主张，以此作为近三十年流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论者认为，章太炎“不仅在现实问题上走向了完全否认议会制度的极端，而且在历史认识上走向了歌颂封建君主绝对集权的荒谬地步。他在辛亥前写的《秦政记》，便是突出例证。”[⑤]

在章太炎看来，历史是“国粹”最主要的载体。而他所强调的历史，除了“语言文字”与“人物事迹”，便是“典章制度”。[⑥]依他之见，全面梳理、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不但是明晰中国历史大势与近代世变的极好切入点，而且能够从中总结归纳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而成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⑦]这一主张也与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息息相关。《秦政记》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因此，从章太炎思想的自身逻辑，以及他在当时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分析出发解读《秦政记》，不但可以更为深入的理解其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历史与时势的思考，还能以此为视角，进一步探寻以秦政为代表的中国两千余年来政治运作的内在原理与特色。

01

撰写背景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⑧]因此，分析《秦政记》的思想意涵，或许应先勾勒出章太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他如何融入、反思，甚至对抗这一环境的过程。众所周知，法家学说为秦政的立国根本。章太炎亦自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⑨]虽说如此，但他对这些学说的认知与阐释，却经历了一番转折。

曾经与章太炎关系要好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写道：“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⑩]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11]当时人们不满于君主制度，认为此乃致使神州陆沉的祸首。因此对宣扬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以及以法家学说立国的秦政极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是如此。这一思想氛围的另一面，即有识之士多青睐源自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后者从制度层面实现了通上下之情、保护工商阶级利益，甚至是有效动员与激发广大民众爱国之心，进而让中国能摆脱危局，走向富强。[12]

章太炎则不然。他认为此时“晞民主”、“张议院”，将“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百里也。”一旦付诸实践，会导致“域内抢攘，流血漂卤”。因为“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此乃“审于变法之先后也。”[13]基于此，他认为秦政及其背后的法家学说实不可轻易否定。在初刻本《訄书》中，他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矣。”[14]中国历史上的良法美制，法家因素颇为重要，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繁琐矛盾。同时他强调：“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15]法家绝非君主的帮凶，而是自有一套为政之道。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

庚子事变，中国险遭列强瓜分。章太炎对清廷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入侵深感失望，开始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与昔日一同致力于维新变法的诸同志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也纷纷行动，纵横捭阖，发表各种主张，希望能力挽危局。[16]不过虽然表面上各方势力各有离合冲突，特别是革命党、保皇派，以及体制内的改革派之间的分野。但他们基本都认为改变中国的制度刻不容缓，理想的效仿对象，便是西方列强，以及模仿列强而日臻强大的日本。这背后的集体心态，正如张之洞所言：

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17]

在这一点上，章太炎并未自外于时代潮流。在重订本《訄书》的《通法》篇里，他认为汉代地方行政体系里，有类似于西方的议员与贱民，前者能参与世务，使地方建设能有效进行，此制值得今人取法。[18]很明显，这种诠释，基本是先有西洋政治制度盘于脑中，然后再去以此审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比附之意至为明显。正如章氏所自称的，“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9]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反对立即践行西方代议制度，并非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而是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像近代西方那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因此必须循序渐进。在此基础上阐扬作为秦政指导思想的法家学说，也基本着眼于后者有一定应急救世的价值，而未曾过多分析其内在的实践原理。

这一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章太炎对历史的理解。正如论者所言，清末的各种历史论述深受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支配，许多新的历史议题皆由此展开，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20]在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看来，叙述历史大势，“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21]西方的历史发展，以及根据西方历史发展总结升华的各种理论话语，已经日渐成为当时中国士人分析历史与时局的重要思想工具。特别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等人将中国的制度视为“专制”，这一观点，通过日本学者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政治表达与历史论述，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立论前提。[22]在风靡一时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当中，夏曾佑认为秦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忽忽之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因此，“以秦、汉为因，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23]言下之意，秦代开后世“专制”政治之先河，中国今日之危肇因于此。与之相似，章太炎认为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24]所以，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需“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25]本此见解，他草拟了一份《中国通史》的目录，与秦政有关者为“秦帝记”、“秦始皇考纪”、“李斯别录”。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中国通史》并未撰就，但以章太炎当时的学术主张，其关于秦政的论述，在分析理路上，很可能不会与当时流行的各种见解相差太多。

1906年，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终于得以出狱，并再次东渡日本。此后他的思想，较之先前，一大变化就是开始深入反思西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适用性。他认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26]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27]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不能轻易用“专制”二字简单概括，而是应探寻其中的历史沿革与内在原理：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28]

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是“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明晰当下具体的实际形势，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

基于此，章太炎批评当时作为引进西方政经学说之代表人物的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即将西方的历史进程视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而遮蔽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现实的独特性。章太炎指出，这一认知模式，“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29]作为被近代西方所宣扬的带有规律性的“条例”，主要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生，特别是被用于向非西方地区宣扬西方文明的进步性与普世性，究其实，并无放之四海皆准之理。[30]认识中国问题、解决时代危机，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从中归纳总结蕴含原理性质的、具备解释力的“条例”。

当时无论是革命派或立宪派，包括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官员，都认为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应借鉴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只是存在着认同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之别。而章太炎则一反潮流，主张代议制不可照搬于中国。他认为施行这一制度不但不能恢廓民权，反而会从制度上将乡里土豪与资本权贵对广大民众的政治与经济压迫合法化，[31]并且无助于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将各地民众动员凝聚起来共承救亡重担。而章太炎分析政代议制之所以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便从历史流变入手，指出近代西方议会中的上议院成员（或曰“贵族院”）继承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与地位，议会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先前封建制度的遗产，而非与之断裂，因此，代议制的出现，与西方中古以来的政治与社会情状息息相关。[32]中国两千余年来并无与之相似的历史过程，所以不可径直照搬，否则方枘圆凿，会产生许多弊病。在这里，历史论述成为章氏表达政见的主要论据。[33]相应的，他批评当时讲政治的新派人士“法理学、政治学的空言，多少记一点儿，倒是中国历代的政治，约略有几项大变迁，反不能说。”[34]

本乎此，在1908—1910年间，章太炎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章，如《官制索隐》、《五朝法律索隐》、《说刑名》等，努力挖掘其中蕴含的平等、重视弱者生命、抑制权贵等因素。[35]《秦政记》也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而他批评前文提及的夏曾佑之书，认为主要缺点便是“典章制度，全然不说。”[36]

值得注意的是，《秦政记》1910年刊于由黄侃主持的《学林》杂志。《学林》的办刊主旨，在称赞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同时，一方面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诸师”治学“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造成中国历史文化虚无化的危险，另一方面批评一部分谈“国学”之人“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言也。”其后果，“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37]这一指控，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的国粹派而言。后者虽然提倡“国粹”，但在知识结构与论述主题上深受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学”思潮以及经由日本转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影响。不可否认，章太炎亦活动于这一“意识形态环境”里，故也汲取了不少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色。[38]但他在1908年以后开始反思这一论说方式。1908年他为《国粹学报》撰写祝辞，强调应警惕在论述中国传统之时，因为“视新学与之合”，于是简单比附，“内契于愚心，外合于殊国”，为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豪强自治”、“工商兼并”、“喻利轻义”等有利于权贵的政治宣传张目辩护，不利于平民伸张权益，致使“世受其弊”，而其作俑者，“非独新学，亦国粹之咎已。”[39]置诸时代语境，这篇祝辞更像是对国粹派的箴言。因此，章太炎在《学林》上刊登《秦政记》，或许也正是希望在国粹派式的历史文化论述之外，尝试从一种接近平民的立场出发，分析总结两千余年来由秦政所塑造的中国政治文化之特色，以及背后维系中国延续与发展的内在原理。

02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

在《秦政记》一文里，章太炎开篇就指出：“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40]他以此为基准审视中国历代王朝，认为唐、宋虽然有一段升平岁月，但在制度上却不如秦、汉二代更体现平等精神。反之，明代最为不平等。因为终明之世，皇室子弟拥有极大的特权与地位，汲取了大量国家财政收入，并且倚仗权势，凌驾百官，破坏了官僚机构正常的运行。但相较秦代，后世王朝仍难达“政平”之境。在章太炎看来，“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这一举措，使得“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41]通过论述这段史事，章氏指出：“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42]秦政的特点，即抑制帝室与贵族，使之不具备政治与经济特权，这一点，依章太炎之见，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中独特的平等局面。

1909年，梁启超致信章太炎，谈及自己近期的治学计划，其中包括撰写一部中国史。在回信中，章氏批评当时的作史风气是“憙取他国旁观之论以为臻宝”。[43]因此，章太炎在《秦政记》里的这番论述，在当时极有可能是回应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上有无贵族的讨论。戊戌之后，梁启超在日本广泛阅览东籍，感到眼界大开，于是运用所理解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展开一系列讨论。[44]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里，他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学界流行的政体分类学说来论述中国政治史，其中关于“贵族”的部分，他强调：“贵族何自起？起于族制，起于酋政，故地球上一切国，无不经过贵族政治一阶级。”[45]但梁氏回顾中国历史，发现“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对此他认为：“我祖国之历史，有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一事，曰无‘喀私德’、无‘埃士梯德’，此实由贵族政治之运不长所致也。”[46]只是相比于庆幸中国历史上没有导致阶层固化的种姓制度，梁启超更为遗憾的是，正因为深受秦政影响的中国历代王朝总体上抑制了贵族的地位与特权，使得他心目中的“平民政治”无缘出现。在他看来，“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47]具体言之，西方历史上正因为有贵族的存在，所以能够分享君主的权力，上下之间，建立“国宪之根本”，之后平民亦可循此途径，向贵族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且由于贵族的存在，使得君主难以一人独自占据因权力而生的神圣光环，这样平民便不会对肉食者心生畏惧，可以向其展开抨击。所以，梁启超指出：“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48]

戊戌之后，康、梁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有论者指出，康有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总是要细致辨析同一问题上不同国家的不同形态，以及细致辨析为何两种被放在一起的现象往往属于不同的问题类型”，这一思考方式不是“抽象的、类型化的比较。”[49]但同一时期的梁启超却不像乃师那样，依然停留在按照根据西方历史演进总结出来的“理论”，对中西历史发展进行简单比较，把近代西方的政治社会形态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点，然后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分析中国为何不能臻于此境。而在传播方面，黄遵宪认为梁启超为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50]后者文章在清末风靡一时，许多立志于救亡图存的士人深受梁氏影响，他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论说自然也流风广披，成为人们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的知识预设。

章太炎并不反对政治变革，只是如何变革，他坚持必须保障广大平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平等，即“讲求吏治，哀念民生”，[51]使得“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52]而非造成新的政治与经济压迫。梁启超式的历史论述，某种程度上是在论证当时乡绅与新兴资本家获取政治地位的合理性，即将这些群体的兴起，视为西方历史上促进民权的贵族之替代品。[53]在章氏眼里，这种政治改革，会步武当时西方与日本资本家或财阀、政阀统治的弊病，剥夺大多数个体的自主性，造就新的压迫齐民的国家机器。[54]因此他回溯历史，描绘中国历代制度中体现“损上益下之美”、“抑强辅弱之心”的因素，强调“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55]同时以此为基础，温故知新，希望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践行这样的政治文化。因此，《秦政记》中的相关观点，可以视作章氏试图从两千余年来中国典章制度的起点出发，更为深入的挖掘、阐释这一政治文化。

此外，在章太炎看来，所谓平等不只是约束帝室与贵族而已，还应该体现在管理者的选拔与任用上，这也是保证在广土众民的中国，政治制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韩非子·显学》篇云：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56]

章太炎由此出发阐释秦政：

        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嬖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僻之使，燕昵之谒耶？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57]

章氏指出，秦政践行了韩非所倡导的用人之道，官僚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高层官员皆提拔于最基层，只要在基层岗位上做出成绩，不论出身都可循序升迁。并且在铨选过程中杜绝了偏心于身边的亲信与宠幸。这较之汉武帝滥用外戚、打压功臣宿将，良莠之间，高下立判。

这一论述，既是章太炎对秦政特点的认识，同时也是他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良好制度的切入点。秦相李斯总结秦国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便是不拘一格，无分地域，唯才是举，“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众庶，故能明其德。”[58]战国时期，随着周代封建体制的进一步瓦解，社会流动加剧，世袭卿大夫集团走向崩溃，许多出身寒微者步入历史舞台一展才华。[59]与这一社会转型相伴而生的是专业官僚集团的兴起，职务分类与专长观念相配合，并设置出一套较为完备的年终考绩制度。[60]凡此种种，皆与当时法家学说的流行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日趋体系化、规范化的政治制度下，秦始皇才有可能组织、动员广泛的人力资源，治理疆域远迈三代的国土。正如章太炎所观察到的，此乃中国历代制度得以长期维系的根基所在，即将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广泛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61]而一旦背离了这一原则，也就开启了制度崩解的洪水闸门。

回到晚清的历史场景。面对时流纷纷瞩目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章太炎质问：

且众选者，诚民之同志哉？驰辩驾说以彰其名，又为之树旗表，使负版贩夫皆劝誉己，民愚无知，则以为诚贤。贤否之实，不定于民萌而操于小己，此犹出之内府，取之外府。[62]

在这一制度下，看似民众自主选择候选人，但后者形象已被各种政治团体形塑，用何种论调自我宣传，早已精密策划，然后以花言巧语表达之。民众所知者，只是被塑造出来的彼辈形象，却误以为自己真正做主，选出心目中的贤才。因此，章太炎十分质疑这种选举模式是否真能选出“贤人”。

在否定简单效仿近代西方代议制的同时，章太炎思考如何能真正在人才铨选上做到循名责实。依他之见：

诚听法者，督责在中朝，而清问收司遍氓庶，曾以一校私言为剂哉！又诸登用吏士，循法者不尚贤，不尚贤者，选举视技能，而迁陟视阀阅年劳。贤不可知，虚论才调度量器宇之属，无为也。技能校乎学官，年劳伐阅省乎计簿，细大不越，以为选格之中，此所谓弃前识，绝非誉。[63]

在这里，章氏认为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铨选时以专业的“技能”为标准，升迁时以记载业绩的“计簿”为标准，因为此二者皆有客观标准可循，前者能使人尽其才，有专门才能者司职专门之事；后者能根据各人业绩高低来判断其良莠，此亦为法家“综核名实”之道的体现。章太炎的这番认识，虽然与议会选举相异，但与现代国家兴起所产生的以法规成文条款为基准的制度化、理性化、客观化诸性格极为相似，[64]显现出他对于时代的敏锐体认。总之，他所思虑者，乃是如何有一套客观标准来评判人才优劣，让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并具备行良好政能力的基层官吏得以升迁提拔，确保官吏队伍的行政效率与道德准则，而不是靠一些难以实证的因素来作为用人依据，致使政风紊乱、所举非人。

犹有进者，关于如何使当时的中国振衰起微，章太炎指出：

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而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旧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相昫相济。[65]

正如秦朝建立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动员之上，近代中国面临巨大的时代危机，也需要使广大民众从日趋残破的宗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进而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组织动员，产生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共同救亡图存。[66]章太炎早年所主张的“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就是对这一时代主题的清晰体认。[67]

因此，章太炎从“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角度评价秦政，在历史论述与现实关怀的交织之下，很可能就具有了两层含义。就“古义”而言，章氏试图由此出发，总结秦以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格局得以大致延续的深层次原因，并将其作为未来克服近代西方代议制弊端、选拔良吏干才、保障平民利益、维系制度有效运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新义”而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之理想在晚周的社会形态下，有效的组织动员了大量人力资源，此乃秦这一巨型政治体能够出现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充满时代危机的当下，需要继承这一理想的精髓，用新的形式与理念，再次将广大民众充分动员，参与到革命与救亡运动当中，使中国在列强环伺的世局之下走向独立富强。

03

“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

戊戌年间支持变法的严复，在《辟韩》一文里抨击秦以来的“法制”乃盗窃国柄者鱼肉百姓的工具：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言之，其什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68]

后来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时所写的按语里，严复进一步阐述，孟德斯鸠所说的“法”，是“治国之经制”，一旦颁布，“上下所为，皆有所束”。而具有很强法家色彩的秦政，其所施行的“法”，“直刑而已”。目的是“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结果“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69]这一论述，对于时人关于中国秦以来历史的认知影响极大。如报人林白水用白话文向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宣传革命时就言及：“秦汉以后中国的政体都是君主专制，这法律上事情就有两桩极不平等的了。一桩是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做百姓的人一点儿不能干预；一桩是做皇帝的人不受法律拘束，听他无所不为。”[70]

在《秦政记》中，章太炎尝试回应这种观点。他认为：“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释法而任神明，人主虽圣，未无不知也。”[71]以此为标准，“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在这一政治传统下，秦政“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缙绅所能拟已。”[72]而其之所以亡国，很大原因也正是因为治国严格遵循法令，对仍有一定社会力量的六国公族“不假以虚惠”，即拒绝给予后者法外的特权来作为政治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因此彼辈四处联络，立志于于灭秦复国。[73]总之，章太炎指出：“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74]

章太炎表彰秦法的优良作用，体现出他对历史演进颇为准确的把握。秦因商鞅变法而强。《商君书·修权》篇曰：“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赏刑》篇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75]因此，“秦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行政各个细节、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不让危害行为逃脱制裁。”[76]而在社会层面，由于世袭等级制的解体，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开始整编户籍，全民身份日趋平等，成为新兴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因此战国时期编撰法典之风日盛，从制度层面保障他们财产完整与生命安全，因此“盗律”与“贼律”成为当时成文法典里的大宗。[77]另一方面，在编户齐民的社会里，秦律泰半针对官吏而设，其着眼点就是防止贪官污吏欺压基层民众，破坏社会安定，侵蚀统治根基。[78]在那个时代里，秦法体现了比较强的平民色彩。

因此，从章太炎所诠释的视角出发，对于秦代的政治遗产就不能简单服膺孟德斯鸠式的论述。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一论述来源于当时西人所能接触到的及少量关于中国历史材料，因此很难汲取对中国历史比较完整的知识。加之在启蒙运动前夕，思想界爆发了影响广泛的“古今之争”，崇今派主张屏弃古典知识，贬低古人思想，宣扬技术与理性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腊罗马文明遭到猛烈抨击，而中国更被视为学问上的童稚，中国形象渐渐以落后、专制、蒙昧出现于世人面前。[79]中国秦以降的法制也一样难逃被如此这般来描绘，成为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主观印象之一。[80]

章太炎自然承认，秦政的特点是“独制”，即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但“独制”与“持法为齐”并不矛盾。在他看来，只要是行之有效、民受其利的制度，“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81]甚至在共和政体下，如果不能防止富民压迫平民，那么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犹不如专制政体之为善也。”[82]在这里，章太炎并未率由旧章，认为“专制”尽善尽美，而是强调如果替代这一制度的新制，实际效果较之先前反而每况愈下，那么就不能因为它符合风行一时的时代思潮而避免被批评。同时也需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超越流行的政治话语体系，重新思考各种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良莠。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章太炎认为秦政由于恪守法令、杜绝私门，反而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社会平等。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流传后世，成为大多数人心中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是故韩、范、三杨为世名臣，民无德而称焉。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愈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83]

因此，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不应再纠缠于“专制”、“立宪”、“共和”等术语，需继承由秦政所体现的法制传统，行综核名实之政，“惩创贪墨，纠治奸欺”，让“监守自盗者必诛，挪移假借者必戮”，以此“救弊扶衰”。[84]

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认为商鞅变法的缺点在于“毁孝弟，败天性”，[85]用整齐划一的法制来替代许多约定俗成的伦理。当他撰写《秦政记》时并未对此有所阐述。但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国故论衡》之《原道篇》里，章氏专门详论这一问题。他指出：“政之所行与俗之所贵，道固相乏，所赏者当在彼，所贵者当在此。”[86]秦政强调综核名实，会流于严刑峻法，在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忽视民众由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生活习俗与心理诉求，而后两者正是在政治活动之外大多数人不断在日常活动里践行的行为准则。这样，“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所以法家政治传统的最主要缺点就是“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87]

因此，章太炎主张借庄子学说以济其穷。章太炎指出：

（庄子）其道在分异政俗，无令干位。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者，各适其欲以流解说，各修其行以为工宰，各致其心以效微妙而已矣。政之所具，不过经令；法之所禁，不过奸害。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非政之所与也。采药以为食，凿山以为宫，身无室家农圃之役，升斗之税，不上于王府，虽不臣天子、不耦群众，非法之所禁。版法格令，不得剟一字也。操奇说者能非之，不以非之剟其法，不以尊法罪其非。君臣上下，六亲之际，雅俗所守，治眇论者所驳也；守之者不为变，驳之者无所刑。[88]

很明显，章氏认为庄学要义即在“分异政俗”四字。他借此来强调政府权力应有明确界限，止于颁布法令、惩处犯罪，政治活动之外犹有广阔天地存焉。其他民间行为，特别是文化与思想方面，更是不可横加干涉。民众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危害政权基础，在不形成新的经济剥削的前提下,其行为应任其自由，即便自外于国家与社会，不与众人为伍，避世独居，亦无可厚非。章太炎对于庄子思想的这番诠释，并非是向往上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怀氏之民，而是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言，章氏在清末“坚决地反对将世界、社会、国家与其他社会成员变成一个人们所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力图防止这一切异化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新的强制者。”[89]因此他在阐释秦政之时不忘以庄学作为必要补充，强调后者“分异政俗”之论，将综核名实限制在特定的政治范围之内，此外一任众人自为，这才是“以百姓心为心”，才是真正的“齐物”。所以章太炎指出，良好的国家治理图景应是“一者以为群众，歧者以优匹士。因道全法，则君子乐而大奸止。”[90]

相似的，章太炎认为秦政之下，“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强调“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91]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论，秦政十分强调法的作用，任用大量文吏来处理国政，造成一种“片面的深刻”，在厉行法治的同时，“既未能把活跃繁荣的学士群体及其思想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在内，也未能把聚落村社及其‘亲亲’教化传统有机地整合在内”。[92]如此一来，便不能在大一统的新局之下提出一套能涵盖文化积淀与社会伦常的思想文化论述，掌握“文化领导权”，以此来团结凝聚乡里共同体中的代表人物与新兴的士人阶层。这恰被后来的西汉王朝所借鉴，即在反思秦历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朝廷与儒生都开始重视仁义、经艺、伦理教化所形塑的社会秩序，借此来稳定汉代的政治体制。[93]章太炎论述秦政，聚焦于阐扬其中的法治传统，所以对这些面向并未展开讨论，特别是未涉及在新政权成立后如何培养一批具有基本政治认同与历史认同的文化担当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的瑕疵。

04

余论

章门弟子钱玄同曾言：“师（章太炎）熟于中国历史，而于历朝之典章制度尤所究心。”[94]在《秦政记》一文里，章太炎试图挖掘深刻影响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秦政之精髓，从中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原理，以此作为未来中国制度建设的历史参考。章氏自言中国的政治应“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95]因此《秦政记》不但是他尝试对历史提出解释，更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向。他强调理解秦政不可简单套用源自近代西方的“专制”话语。秦政的运作，一定程度上保障的平民的利益。并且在铨选人才方面，秦制具有古典式的社会流动性，实践韩非主张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有效动员了当时的基层社会力量，杜绝皇族贵戚弄权干位，树立了良好的政治风气。此外，秦政厉行法治，赏罚一准于法，拒绝对特权集团法外开恩，这一点体现了社会平等，同时形成流传后世的政治文化传统，此乃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传统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虽对秦政多有表彰，但他绝非为君主制度辩护。在他的政治理想中，“人君者，剽劫之类，奄尹之伦。”[96]他藐视一切被颂扬、纪念的政治领袖，更不会对古今肉食者卑躬屈膝，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97]只是他清楚认识到，“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98]中国身处列强环伺之际，若放弃国家建设，则会惨遭列强蹂躏，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此严峻的现实之下，不去谴责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却对中国救亡图存事业嗤之以鼻，此举非愚即诬。在这一前提下，章太炎主张制度建设不应被源自近代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束缚，真正从本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切中时弊，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旨归，再造良政，实现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犹有进者，20余年前当苏联解体之际高唱“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目睹一系列并未按其预期所发展的世变之后，在最近的著作里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能力”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不应用各种政治宣传口号来否定国家本身的意义。他回溯全球政治发展史，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创建现代国家的世界文明”，发明了一套稳定、持久的政治体系，确保中华文化绵延不断。[99]我们在钦佩福山进行理论反思的勇气同时，或许也应重新思考，对当代中国而言秦以来的政治遗产究竟有何意义，进而提出尽可能贴近历史本相、契合当代实践感觉的历史论述。就此而言，章太炎之论秦政，实予人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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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491—49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00页。

[③] 谭嗣同著，汤志钧、汤仁泽校注：《仁学》，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版，第58页。

[④]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2页。

[⑤] 朱维铮：《<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45页。

[⑥]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⑦] 王锐：《章太炎的典章制度之学》，《辅仁历史学报》第36期（2016年），第77—92页。

[⑧] （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页。

[⑨]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⑩] 宋恕：《戊戌日记摘要》，载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册第941页。

[11] 宋恕：《答章枚叔书》，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90页。

[12]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323页。

[13] 章太炎：《变法箴言》，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21、22、23页。

[14]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儒法》，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册第9页。

[15]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商鞅》，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80页。

[16] 关于庚子事变后各方政治势力的活动与离合，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1429页。

[1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通法》，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46页。

[19]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页。关于章太炎在当时所阅读的西学与东学著作之情况，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20]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2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集第1620页。

[22] 关于“专制”这一话语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的知识考古》，《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310—343页。

[23]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载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950、948页。

[2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中国通史略例》，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6页。

[25]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6]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27] 章太炎开始反思西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缘由便是他由于“《苏报》案”而入西人监狱，在狱中饱尝苦头，使他开始质疑西人宣传的“文明”、“民主”是否真的名实相符。参见章念驰：《沪上春秋——章太炎在上海》，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32—33页。

[28]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7页。

[29]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7页。当然，据今人研究，严复的翻译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论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时人对“民族”等近代术语的理解与界定颇不一致，这一知识储备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冲突。参见王宪明著：《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30] 关于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如何被西方列强建构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基础，参见（美）沃勒斯坦著，吴英译：《现代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卷第273—319页。

[3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下卷第1部，第1064—1066页。

[32]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11页。

[33] 关于章太炎对代议制的思考与其历史论述之间的关系，参见王锐：《历史国情与制度设计——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4] 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63页。

[35] 王锐：《章太炎的典章制度之学》，《辅仁历史学报》第36期（2016年），第92—101页。

[36] 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63页。

[37] 《学林缘起》，《学林》，第1册（1910年），第1—2页。

[38] 王小林：《何谓“国学”》，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25—230页。

[39] 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辞》，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14页。

[40]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4页。

[41]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4—65页。

[42]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5页。

[43] 章太炎：《与梁启超》（1909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44]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

[45]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第1655页。

[46]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第1656页。

[47]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第1661页。

[48]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第1661页。

[49] 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第74页。

[50] 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8页。

[51]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65页。

[52] 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4页。

[53] 沟口雄三认为，清末革命的主导力量，是自清代以来由士绅主导日益扩大的“乡里空间”而生的地方自治力量，以此来对抗满清朝廷。参见（日）沟口雄三著，乔志航、龚颖等译：《中国历史的脉动》，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6—323页。如果这一论述能够成立，那么章太炎的意义，就是指出了这一地方力量同样具有压迫民众的性质，是对追寻体现广大平民意志的“民权”之障碍。

[54] 对章太炎这一政治思想的详细分析，参见（日）近藤邦康著，丁晓强等译：《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4页。

[55]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81、79页。

[56] 《韩非子》校注组编写：《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57]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5页。

[58]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册第3089—3090页。

[59]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9页。

[60]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35—238页。

[61] 这里笔者借用亨廷顿的相关论点来进行表述，参见（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62] 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8—129页。

[63] 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5页。

[64] 笔者这一描述，主要参考韦伯对官僚制的定义。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卷上册第1095—1097页。

[65]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48页。

[6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95页。

[67]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明独》，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41页。

[68] 严复：《辟韩》，载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5—36页。

[69] 严复：《<法意>按语》，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938—939页。

[70] 林白水：《国民意见书·说法律》，载福建省新闻学会编：《林白水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71]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5页。

[72]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5、66页。

[73] 据今人研究，秦代的缺失之一，就在于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中层”，六国后代，不愿与秦合作，因此整个统治解构极不稳定。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216—217页。

[74]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6页。

[75] 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38页。

[76] 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77]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29—259页。

[78]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370—371页。

[79] 刘小枫：《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载《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0页。

[80] （美）络德睦著，魏磊杰译：《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0页。

[81]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23页。

[82] 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5页。

[83]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92—93页。

[84] 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96页。

[85]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商鞅》，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65页。

[86]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5页。

[87]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5页。

[88]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5页。

[89] 姜义华：《章太炎的人性论》，载《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90]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6页。

[91] 章太炎：《秦政记》，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66页。

[9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页。

[93] 关于这一点，参见林舜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4] 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384页。

[95]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第198页。

[96]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第114页。

[97]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82页。

[98] 章太炎：《国家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92页。

[99]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忠宪、林锦慧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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