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英國的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概況
近二十年英國的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概況
林佩瑩（臺灣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傅 揚（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
本文原刊於《早期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16），頁185-217。為便讀者閱讀，本次推送將原文僅列出書目的註腳刪去。另外，由於學術動態變化甚快，文中也將就新近況做些改動（如原文刊出時杜德橋教授尚健在）。有興趣按圖索驥、循線查找著述的讀者，請參考《早期中國史研究》網站上的全文，並請多多支持《早期中國史研究》。
《早期中國史研究》網站：
一、前 言
本文介紹英國近二十年來的中國古代史和中古史研究，期能為讀者提供一份扼要指引，以認識晚近英國學界對此領域做出的貢獻及其風格。目前中英文關於英國漢學回顧的文章多數為2008年以前所作；有別於這些既有的研究述評，本文嘗試為英國漢學之近況做一補充，並將討論的時限範圍限於古代（先秦至漢末）和中古時期（漢末迄唐末）。
英國的中國研究建制化始於十九世紀中後期，對古代和中古中國的研究，一向隸屬東方學和漢學的傳統。英國的漢學傳統具有三點特色：
(1) 漢學的跨學科取徑：
英國漢學傳統是以語文為基礎探索中國文化諸層面，不嚴格區分歷史、文學、哲學。這種視中國為整體，採取跨學科取徑的作法，為傳統漢學以至後來區域研究的特色。
(2) 集中於少數幾所院校：
英國關於古代和中古的漢學研究，集中在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Oxford）、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of London）三處。其餘尚有大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Edinburgh）、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Manchester）等。但相較於牛津、劍橋和亞非學院，這些機構多是由個別學者就自己專業領域單打獨鬥，在人力和資源分配上有結構性的困難。
(3) 規模小而受限制：
英國的古代和中古時期漢學研究的規模不大，中國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成果亦有限。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古典漢學的規模小，培養的博士數量因此也少。規模小進而導致工作機會少，降低英國學生攻讀博士的意願。其次，受惠於科技發展，英國學者與歐陸、美國以至於亞洲學者的交流非常便利且頻繁，英國漢學界因此缺乏積極拓寬自身學術規模的需求。尤有甚者，近十年來前述三所院校中研治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學者中，英國人（以國籍和博士學位前的教育背景論）的數量並不多；這一點和漢學傳統強的法國、德國大異其趣。
以下我們將以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為中心，分述這三所院校，以及以它們為基地的學者們的主要研究業績。此外，我們也會介紹近年供職於英國其它機構的古代和中古中國研究者，俾使讀者可以更充分掌握學術交流的可能性。
二、英國的中國古代史研究
欲討論英國近二十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我們可以從兩個指標出發。一個指標是出版於1999年的《劍橋中國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另一個是出版於2010年的《重估中國的早期帝國》（China’s Early Empires: A Re-appraisal）。儘管由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這兩部書和其它卷《劍橋中國史》一樣，是由英、美、歐洲以至亞洲的研究者們分頭執筆。《劍橋中國古代史》（共14章）的作者群中，可歸類為英國學者的僅有魯惟一（Michael Loewe）和羅森（Jessica Rawson）。到了《重估中國的早期帝國》（共24章），執筆者中的英國學者則有魯惟一、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羅維前（Vivienne Lo）、胡司德（Roel Sterckx）和巴瑞特（Timothy H. Barrett）。上述英國學者在作者群中所佔的比例並不高，但這些學者可說代表了英國為數不多的古代中國研究者。
整體而言，英國的古代中國研究規模不大，且集中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其中牛津和亞非學院偏重藝術與考古，劍橋則有較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成果。
（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亞非學院的設計較為特別。有別於英國多數大學，因為整個學院致力於亞洲和非洲研究，故多數科系都有研究中國的學者；與中國古代史研究相關的主要有三：中國及內亞語言文化系、歷史系、考古和藝術史系。近二十年亞非學院歷史系通過之博士論文中，幾乎不見中國古代史的博士論文記錄，可知亞非學院歷史系重心並非中國古代史。
中國及內亞語言文化系 (Department of the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and Inner Asia)有相當優良的漢學傳統，培養許多研究者並產出可觀的研究成果。現任漢學教授的傅熊（Bernhard Fuehrer）長於學術史，以中、英、德文發表成果。傅熊曾為文討論司馬遷以及趙岐的《孟子》注；但近年其精力多放在中國的經典注釋傳統。中國及內亞語言文化系的其他學者各有專精，但多以研治文學見長。
相較之下，考古和藝術史系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更為豐富。汪濤 (Tao Wang)於1993年在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直至2012年。在亞非學院期間，他撰寫過多篇關於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的英文論文；部分成果（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已譯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考古和藝術史系的倪克魯（Lukas Nickel）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2011年進入亞非學院任教。倪克魯主要研究領域是漢代墓葬及相關文物，近期也將視角擴大至商周青銅器和中古佛教文物。值得注意的是，他相當重視古代中國文物所見的域外因素，並以中英文發表多篇相關研究。從1993年迄今，考古和藝術史系也通過了至少四篇與古代中國有關的博士論文，多過亞非學院其它系所。
（二）、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的古代與中古中國研究，集中在東方研究所（Oriental Studies）和考古學研究所。和亞非學院的情況類似，牛津大學對古代中國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考古和藝術史。東方學研究所是牛津大學研究中國文史的基地，但近二十年來沒有研治古代史的專任學者。近年牛津的中國研究固然進一步擴大，但主力是發展近現代中國研究。
考古學研究所的羅森（亦供職於東方研究所）是英國乃至國際學界研究古代中國考古與藝術史的重要學者。她長於在物件分析（特別是青銅器）的基礎上提出關於古代觀念和心態的見解，也關心中國與北亞、內亞的交流問題。中文世界的讀者對羅森當不陌生：迄今已中譯出版了兩本她的論文選粹，中文世界的藝術史、考古研究者中亦不乏其學生。應強調的是，羅森在培養學生上可說不遺餘力。僅從2000年以來，牛津大學考古系便通過了至少八篇研究古代中國的博士論文，時限自新石器時代至漢末，地理範圍包括南北，主題廣涉玉器、墓葬，和由考古所見的種種文化課題。此外，研究考古、中國邊地文化交流和古代人地關係的安可（Anke Hein）於2016年進入牛津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應可賡續英國的中國考古學研究。
現任職於東方學研究所的學者中，研治古代中國的是副教授麥笛（Dirk Meyer）。麥笛出身德國，於萊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2007年進入牛津大學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古代中國哲學與寫本文化，博士論文旨在透過郭店楚簡，對古代思想文本進行分類，討論如何理解文本及其意義的生成，以及竹簡的物質特性和口述傳統等問題。麥笛近年指導多位博士生，並與牛津大學研究古代近東和歐洲的學者，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柯馬丁（Martin Kern）合作，發展出環繞古代文本／寫本的物質特性及它們如何被「使用」的研究社群。
（三）、劍橋大學
劍橋大學的古代中國研究集中在亞洲與中東研究（前身為東方研究）下的東亞系。和牛津大學與亞非學院不同的是，劍橋從1960年代以來即有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風氣，特別是戰國秦漢史。
說起劍橋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者，首推長期在劍橋任教的魯惟一。魯惟一出生於1922年，見證歐美漢學數十年來發展的高低起伏。他於1963年開始執教劍橋大學，1990年從系上退休，但仍「退而不休」地持續筆耕，著述能量猶勝退休之前。魯惟一是歐美漢簡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不待多言。但他同時也研究戰國秦漢的政治和文化心態。近20年來，魯惟一除參與編寫前文提及的《劍橋中國古代史》（1999）和《重估中國的早期帝國》（2010），還出版專著、工具書數種，以及以漢代歷史為背景的虛構敘事。雖已94高齡，魯惟一仍不時參與劍橋以至英國各地的學術活動；他近期的研究重點是張家山漢簡、西漢中晚期的政治文化，以及王莽在西漢末的角色。
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於1986年進入劍橋大學執教，直至2002年轉往史丹福大學。陸威儀雖在劍橋大學超過十年，但少有人將其著述視為英國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成果。要言之，陸威儀關注戰國至秦漢的外在環境與文化心態的變化。他的著作以蒐羅廣博、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和多方利用中、日文研究著述知名，在歐美的中國古代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在劍橋大學也指導了兩篇古代史的博士論文：胡司德研究古代中國文獻如何看待動物（1997）、白瑞旭（Ken Brashier）探討東漢石碑中的祖先記憶（1998）；二人日後也將論文改寫為專書出版。
陸威儀離開劍橋後，由胡司德繼續劍橋大學研治中國古代史的風氣。胡司德於2002返回劍橋任教迄今，研究領域是廣義的戰國秦漢觀念史、文化史。除了前述古代中國環繞動物的心態文化史專著，他也編寫、撰作關於宗教、物質文化和經濟思想的書文。近著《早期中國飲食、祭祀與聖賢文化》（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即是透過關於飲食的論述，探討古代的宗教和政治觀念。在指導博士論文方面，已畢業獲得學位的有二人；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古代史博士論文題目包括漢代以降的讖緯文獻、戰國以來對南方的想像，以及漢代音樂思想等。
三、英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
如前所述，英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也集中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三處。在資源分配上，中古史研究和古代史研究的處境類似，都被歸類為前近代（pre-modern）研究，發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學者個人專業興趣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二十年間，這三所院校的漢學領航人（特別是漢學教授）都專精中古時期；但近幾年他們陸續退休後，英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發展前景尚待時間檢驗。
（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退休不久的歷史系教授巴瑞特是英國獨樹一幟的唐史和宗教史學者。儘管主要研究業績集中在中古時期，他時不時也涉足古代宗教的研究（如收於前述《重估中國的早期帝國》的文章）。巴瑞特原為唐代史兩位大師杜希德（DenisTwichett）與麥大維（DavidMcMullen）於劍橋大學之門生，後負笈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於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門下鑽研佛教史。自美國返回英國之後，巴瑞特的研究結合英國的官制史和史料精讀傳統，以及威斯坦因注重中國佛教史中皇權角色之視角。巴瑞特根據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對李翱《復性書》之研究，深入唐代儒釋道三教思想，展示其廣闊的思想史根砥。而其經典作《唐代道教》與其師威斯坦因之《唐代佛教》對於研究唐代佛道教的學者與學生，可謂相輔相成，對於掌握唐代佛道與政教關係之背景，仍為至今最簡明、最值得信賴的入門書籍。巴瑞特其後更廣泛使用各種禪宗資料以及日本的史料，並注意到傳教士的佛教研究、漢學的實際意義等議題，皆展現其獨特的洞見。近年更對印刷術與唐代佛經，做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特殊的史學研究方法受到學界重視，因此屢屢受邀撰寫宗教、歷史之方法論文章。巴瑞特研究領域寬廣且面面精湛獨到，為英國最有特色的漢學家之一。
現任職於宗教與哲學系、中生代的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為義大利籍，是著名義大利漢學家富安敦（AntonioForte）之高足。白安敦延續其師細膩的唐史研究風格，例如提出洛陽白馬寺並非第一座佛寺之細密考證。早期研究佛道交涉之議題，包括《老子化胡說》之研究，也因此涉獵漢唐之際上清道教與佛教的論爭。近來又從佛教與王權的角度著手對於自漢至唐的西域、敦煌史料進行考據，研究主題含括中國早期的摩尼教徒、漢代中國與中亞之禮儀制度與佛教之關聯等。整體而言，他對於漢代的佛教史、中國與西域國家的交流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並將義大利的漢學傳統帶入英國。
在中古藝術史方面，已經退休的韋陀（Roderick Whitfield）仍然相當活躍。研究敦煌藝術起家的韋陀畢業於劍橋大學，並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他早期也關注過中國古代的儀式與考古學。韋陀在敦煌佛教藝術方面著述宏富。由其專精的佛教藝術著手，他也開始研究韓國的佛教藝術，成績不俗。整體而言，他的藝術史研究涵蓋了敦煌、中亞、絲路以及韓國的佛教藝術。
（二）、牛津大學
中古史方面，牛津大學有英國首屈一指的漢學家杜德橋（Glen Dudbridge, 1938-2017）。他雖然已退休數年，但仍非常積極參與東方學研究所的學術活動。杜德橋是土生土長的英國學者，曾於1963年於香港新亞學院學習一年，自始即對唐代小說持有濃厚學術熱忱。他一系列對於唐代小說、文獻的研究，如《西遊記》與《大唐西域記》等唐代文本的關聯性、《廣異記》、《李娃傳》、妙善公主傳說等，皆為經典著作。他的小說研究關注主人翁被塑造出來的歷史與宗教環境，考察活躍於唐代基層社會的道士、佛教徒、文人仕紳們的想像空間與宗教行為，並進一步探索身為為漢學家能夠如何重新分類、理解唐代小說。杜德橋近年來則特別關注書籍本身的傳播與失傳問題，惜於2017年二月仙逝，為英國以至國際漢學界一大憾事。
另外還有恰德（Robert Chard）講授中古中國文學。恰德自加州柏克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學造詣，並兼涉日本政治思想史。他早期研究六朝宗教文學，近年則進一步涉及儒家思想、理學之議題。
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於2012 就任牛津的沼田佛教講座教授（Numata Chair of Buddhist Studies) ，專精漢代至唐代佛教的研究。他對於早期漢譯佛經的研究如《光讚經》等，在學界享譽多年。近來左冠明與牛津大學的佛教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其他幾位學者合作，致力於推動佛教的思想與歷史研究。
（三）、劍橋大學
麥大維自1968年起便於劍橋任教，1989至2006年間擔任漢學講座教授，長期研究唐代歷史文化和培養中古史研究人才。麥大維有極為紮實的古典語文訓練，研究觸及唐代制度、文化和文學思想，代表作為以儒家學術為中心，貫通制度與政治、知性活動的唐代學術史。該書至今仍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他除了持續關注唐代文學、禮儀與政治的互動，近年也重視敦煌文獻和出土墓誌的研究潛力。據悉，中國大陸正籌備翻譯出版麥大維的論文選粹。
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的匈牙利籍學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於2012年起執教劍橋大學東亞系。他嫻熟戰國文字，以此撰作並出版其博士論文。他於2002年加入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Dunhuang Project），運用語言學和抄本文化的知識整理、研究館藏的敦煌和西北文獻，並進一步擴大到西夏文書，特別是世俗文獻的研究。進入劍橋大學後，高奕睿也在劍橋舉辦過數次敦煌和西北研究的工作坊和學術講論會。
四、其 他
除了上述三所院校，就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研究而論，英國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學者與機構。首先是敦煌學方面，如前所述，大英圖書館向來是研究敦煌文獻的重鎮，並有「國際敦煌項目」的支持。目前代表的學者是薛克（Sam van Schaik）。他從西藏學的基礎出發，研究中古時期的敦煌寫本，尤其嫻熟在中國與藏地間流通的佛教寫本。
坐落於劍橋的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Institute），是英國研究中國歷史與文明的重要機構。李約瑟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廣廣義的科學史研究，並提供平臺刺激國際間的學者交流。除了多卷本《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經常涉及古代中國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發展，李約瑟研究所的駐所學者也對古代中國研究做出貢獻。前任所長古克禮精於數學史，英譯、研究《周髀算經》和張家山漢簡所見的《筭數書》，也重視數學知識和算術實踐在社會中的角色，近期則關注出土秦簡中的數學文獻。現任所長梅建軍畢業於劍橋大學考古系，是研究古代冶金技術的專家。
駐所的資深教授羅界（Geoffrey Lloyd）亦值重視。羅界生於1933年，出身古典學（Classics），以古希臘羅馬思想史、醫學史和科學史研究知名，是二十世紀相關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中年後開始學習中文，開展比較研究，並和席文合作（Nathan Sivin）出版了比較古代希臘和中國科學、醫學的專著。他也獨立撰作許多包含古代中國、視野宏闊的比較思想文化史專著。在羅界的影響下，有越來越多英美和歐洲的學者開始涉足古代世界的比較研究。唯目前研究的重點仍在哲學、醫學和藝術，較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歷史仍待耕耘。
最後，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和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也有研治古代和中古中國的學者。倫敦大學學院的羅維前專長是醫療史，現為該校「中國仁康中心」（China Centre forHealth and Humanity）主任，曾為文討論古代和中古、特別是漢代關於身體、醫藥、醫學論述等課題。她也在近期出版的《插圖中國醫療史》（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History）中，負責漢代部分的編撰工作。愛丁堡大學的耿幽靜（Joachim Gentz）是海德堡大學博士，現任亞洲研究系中國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耿幽靜的研究興趣包括上古秦漢思想史、中國經典詮釋，以及古代的禮儀與宗教。他以英文和德文發表，有多篇環繞《春秋公羊傳》的論文，和有關古代禮儀、修辭、論辯的研究。近期編撰了《古代中國論說的文學形式》（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五、結 語
如前所述，英國的古代和中古時期漢學研究的規模不大，中國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成果亦有限。二十世紀後半以來，什麼是「英國漢學」益發成為問題。在不遠的將來，至少就英國的漢學和中國古代、中古史傳統而言，國別範疇可能不再是觀察學術社群及研究傳統的主要指標。出於前述的條件限制，「誰」能「代表」英國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英國漢學雖然有其傳統，不乏數位閃爍耀眼的漢學巨擘，但二十世紀末葉之後常呈現欲振乏力的狀態。對於此瓶頸，最中肯的反省仍為巴瑞特的《獨一無二的無精打采：英國之漢文書與漢學家簡史》。巴瑞特回顧英國漢學發展的歷史，指出早期殖民主義方針下的中國研究過於功利，其後英國圖書館的研究資源又比不上美國一流大學館藏，皆不利漢學發展。他尤其針對第二點提出沈痛批評，點明英國漢學家總是無精打采的原因。此文的分析已熟為學界所知；但讀者經常忽略的是，該文並沒有抹滅英國漢學家出類拔萃的特性，例如在翻譯中國文學、官制史、史學史等方面，英國漢學家有極大的貢獻。客觀環境的限制，在結構上為英國漢學前景添上不確定因素，但並沒有因此擊潰英國漢學深厚的人文精神。如何在既有基礎上，利用頻繁國際交流的環境，並汲取英國其它人文社會學科的洞見，當是未來英國漢學界推展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英國漢學發展的簡要回顧，中文可參考魏思齊（ZbigniewWesołowski SVD），〈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27:2 (2008)，頁45-52。關於古代和中古議題的研究發展，可參考陳友冰，〈英國漢學的階段性特徵及成因探析──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中心〉，《漢學研究通訊》27:3 (2008)，頁34-47。該文雖以古典文學為例，其觀察相當程度上也適用於歷史研究。
執筆人之一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雖為美國人，但當時任教於劍橋大學，見後文。
作者群中另有兩位英國學者Anthony Snodgrass和Geoffrey Lloyd，但他們主要研究領域分別是古希臘考古和古希臘羅馬的科學與醫學史。
應強調的是，本文關於學者開始任職某學術單位的時間，資訊多來自他們的個人網頁或學術履歷，如有前後一至三年的落差，還望讀者諒察。
題目包括顏色在晚商的涵義（Wang, Tao, 1993）、良渚文化的玉器（Salviati, Filippo,1996）、晚商的青銅兵器（Chen, Fangmei, 1997）、古代的性別考古（Tsang, Shun-lingIrene, 2007）。關於甲骨文和青銅器的論文很可能是由當時任職亞非學院的艾蘭（Sarah Allan）擔任指導教授。
麥笛的論文後來改寫為專書出版，見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值得注意的是，劍橋大學的大學圖書館收藏不少甲骨片，並製作了世界第一份的3D列印甲骨，可透過圖書館網站進入檢視。網址：
新作出版於2016年五月，見Michael Loewe, Problems of Han Administration: AncestralRites,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e Means of Protest (Leiden: Brill,2016).
此點是筆者（傅揚）個人的觀察。陸威儀既是美國學者、在美國接受完整教育，後又回到美國執教，從後見之明看，他似乎應被歸類為曾在英國發展的美國學者。但也許更重要的一點是，陸威儀在劍橋任教時出版的幾部著作，都是由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SUNY）「中國哲學與文化叢書」（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刊行，其研究也未見深刻的英國漢學影響（從選題、取徑和參考資料看）。我想強調的是，陸威儀的例子反映二十世紀後半以降，以國別或區域劃分海外漢學特色的作法有其限制，並提請讀者留心歐美出版社或重要書系在海外中國研究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Roel Sterckx, The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2); 本書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刊行：胡司德（Roel Sterckx）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K.E. Brashier, Ancestral Memory in Early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Oliver Weingarten, “Textual Representation of aSage: Studies of Pre-Qin and Western Han Sources on Confucius (551-479 BCE)”(2010); Yang Fu, “Economic Discours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From Antiquityto the Mid-Warring States Era” (2016).
杜希德為《劍橋中國史》與《泰東》(Asia Major) 期刊主編，其晚期代表作為TheWriting of OfficialHistory under the Tʻang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2)，有中文翻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該書考察了620年至850年間官方修史機構的創設變遷，以及擇取史料編輯成正史的過程，收在其主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中。關於杜希德所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對於中國史學研究之貢獻，可參見陳玨，〈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收在前引中文版《唐代官修史籍考》，頁1-19；孫英剛，〈杜希德的貢獻在今天的意義----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中文版談起〉，《漢學研究通訊》31:2 (2012)，頁27-30。
Barrett, T. H. B. Penny. (ed.), Religion and Biography inChina and Tibet. (London: Curzon. 2002), pp. 1-12。 Barrett,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3). (2005), pp. 509-533; Barrett, “History”,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Donald S. Lopez Jr.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Vivienne Lo, “The Han Period,” in T.J. Hinrichs andLinda L. Barnes (eds.), Chinese Medicine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1- 64 (包含兩篇由Lisa Raphals和T.J. Hinrichs執筆的文章).
T.H. Barrett, SingularListlessness: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