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的慈悲与反思，很多律师都没有
说到罗翔，相信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知道这个名字，尤其是混B站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刷过他的刑法课，仿佛就有点“为人不识陈近南，纵是英雄也枉然”的意思。这个坐拥千万粉丝的中国政法大学老师，可以说是中国最火的法律人，他以法外狂徒张三为虚拟身份讲授的课程，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把很多枯燥的法律常识讲得妙趣横生，成了这个圈子里的一股清流。
近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罗翔回忆起一段发生在17年前的往事，让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愧。”2003年，还在读博的罗翔在天桥偶遇一位来京寻求法律援助的老人。因找不到援助中心，老人从北京西客站一路步行问路到双安商场边的天桥，罗翔见状便提出打车送她。但出于怕惹麻烦的想法，他有意隐瞒了自己的法律人身份。到了目的地，老人一句体贴的“你不用陪我上去了，别影响了你的前途”，瞬间击中了罗翔的内心，让他羞愧至今。
这段异常真诚，近乎忏悔的回忆，让“26岁的罗翔”冲上了微博热搜。当时的情况是，罗翔刚刚拿到律师执照，还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着渴望，又夹带着不确定性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新晋律师，罗翔对于老太太的遭遇是感兴趣的，但又充满着谨慎，在老太太扑通给他跪下的那一刻，很可能背后是一桩多年未平的冤假错案，不是张三跟李四借钱那么简单。
2003年时的司法环境，肯定不比今时今日，那个年代敢做刑辩律师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刑事辩护的本质，是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要与公检法等公权力机关对抗的，以保障中国司法活动是在公平公正的状态下进行。但是稍有不慎，律师也可能卷进意想不到的麻烦之中，严重的会被吊销执照。
作为一个新晋律师，罗翔很清楚地感知地到，这个老太太遭遇到困境，很可能是一个烫手山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但凡有点可靠的司法救济路径，也不可能从北京西客站到双安商场，走了几个小时来寻找法律援助中心，这是绝望中迸发出来的力量。
如果罗翔表露了自己的身份，则很可能会成为对方心目中救世主一样的存在，这种重于泰山的信任感，让他在关键时刻退缩了。那句“你不用陪我上去了，别影响了你的前途”，更说明了这个案子很可能非常敏感，以至于可能影响到送他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罗翔的愧疚感。
正因为这种愧疚感，此后的17年间，罗翔做了很多法律援助，也在B站开课普法，这一切似乎都在弥补曾经的懦弱，更是不断提醒自己，要让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做一个虚头巴脑的学者和专家。
罗翔的这番忏悔，为什么会冲上热搜，因为他的真诚，因为他慈悲与反思，更因为普通底层人民打官司真的太难了。
我的一个邻居婶子，她的姐姐在大连的北三市（具体我就不说了），因为姐姐家与其邻居长期有矛盾，邻居家的父子俩就设套殴打了她的姐夫，身上多处骨折，住了两三个月医院。后来警察现场勘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家中的监控设备不巧把这段施暴过程给拍下来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当天就把两人带走拘留。
前两天我在上海，这个婶子急三火四给我打电话，说犯罪嫌疑人中的儿子被放出来了，已经有一个月了，检察院的理由是证据不足。我就觉得很纳闷，如果受害者没有撒谎，那么监控拍下施暴全过程，这是典型的直接证据，检察院怎么能审查完不起诉呢？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除了可以要求作出决定的检察院给一个说法，还可以向上级检察院申诉，但是作为一家农村人，他们对于法律程序一窍不通，连写一个文书都很费劲的他们，只能求助于律师。律师可以去检察院要求阅卷，就会明白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们在当地之前找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明确地说，只能负责帮他们代理民事赔偿的部分，去检察院阅卷的事情他做不了，无奈之下想到了我这个还没拿到正式律师执照的准律师。因为我没拿到律师执照，是没法出庭的，所以这个事情到头来只能想办法帮他们找其他律师。
我先是联系了一个老大哥，他是大连本地规模很大的一个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我想让他帮着能不能牵线搭桥找一个律师代理下这个案子，至少去当地检察院看看是什么情况。因为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信息，都是听这个婶子转述的，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专业的律师去了解卷宗，才能给出一个判断，毕竟事实是否有出入，对法律程序的理解是否有误会，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听完这件事情后，就支支吾吾地说，这个案子很棘手。看起来不麻烦，可是到头来不还是挑战检察机关的权威吗，没有问题倒还好，如果发现检查人员有问题，这可能是徇私枉法，没有律师愿意接这种案子啊。他还分析说，前段时间国家在大力整肃司法行政机关的廉洁作风，应该没人敢顶风作案，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于他后面的分析，我也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律师阅卷，谁又能排除到底是受害者撒谎了，或者对法律理解有误，抑或真的是检查机关有人在暗箱操作呢？但是在大连的一个大所的高级合伙人看来，接这种案子就是批逆龙鳞，会被认为是以下犯上，难道这不是一个刑辩律师最基本的业务范围吗？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司法公平公正，如何得到保障呢？
于是我就求助于北京的一个前辈，一位知名的刑辩律师，他听完了我对案情的基本描述后，表示可以接这个案子，但是跨地区服务费都是5万起步，低于这个价格他们没法做。那个婶子的姐姐听完之后就崩溃了，她家条件相当困难，真正的收入靠卖点苹果，去年一斤苹果只卖了9毛钱，去除掉冷库冷藏等成本，反而是赔钱的。她最多能承受的费用最多1万块，还可能是这个婶子来掏。但问题的死结在于，外地律师可以来，但是收费太高，本地律师收费不高，但基本上没人敢接，生怕以后被检察院穿小鞋。
后来这个北京的前辈，人还是挺好的，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不然去申请法律援助吧，这是最后的一条寻求律师的途径。但法律援助律师是什么水平，相信对这个行业有点了解的都知道，恐怕还没我对法条的理解，对程序的拿捏更准确呢。
我一直觉得，律师这个职业，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本质上都是问题解决者。当事人找到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不行，一个优秀的律师，应该能给出几套方案，力求把事情做圆满了。
毕竟你是吃这碗饭的，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起，就要明白这一行是有风险的，入行需谨慎。太胆小如鼠的人，我劝你还是找个电子厂上班吧。当然律师不是万能的，哪怕年入千万的顶级大咖，也有其有限的一面，但我们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把有限的能力，投入到无限的努力之中去吗？
当你轻易拒绝一个当事人的求助，其实就是在平添一分他们的绝望，我特别能理解罗翔的那种愧疚，作为一个律师，自己的举手之劳真的就能为一家人，带来新的希望，这跟收钱与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关乎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以及他的格局到底有多大。
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难道不是一个律师的本份吗？
最近一年，极端公共安全事件特别多，从大连劳动公园宝马案，到南京新街口撞人捅人闹剧，如果当事人的不满和诉求，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是不是可以消除掉很多潜在的隐患，将很多本就极端的人从极端的路上拉回来呢？
大连本地的新晋律师，我也认识一些，不客气地说，不少人考司法考试，不过是为了考公务员铺路，或者去公司做个法务，抑或只是顶着律师的头衔，去干那些风险很小，却没有卵用的忽悠之事。这也是为了遇到了大事，很多人愿意去北京上海寻求司法帮助，而不愿意在本地找律师的根本原因，连查阅卷宗都不敢，你还指望他们替你在公检法面前争取正当权益？
想想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17年前她一个人从北京西客站到双安商场，走了几个小时，只为找到一家法律援助中心，而这个有太多不确定性的去处，是她唯一的明灯和指望。
让罗翔愧疚的是，他并没有真正给予对方帮助，只是展示了“虚伪的道德优越感”，然而那些一口回绝了当事人求助的律师们，他们会感到愧疚吗，那种慈悲和反思，他们根本就不会有。
罗翔说，“真正的知识要从书本走向现实，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更重要要在每一个个案中得到回响。”
让每一个公民在司法实践中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这是我在司法考试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核心篇幅，我们所有的司法从业人员，请问你们扪心自问，无论是公检法，还是律师，在每一次办案中，真的精益求精全力以赴了吗？
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中，理应有责任让它越来越好。如果医生因为看过太多死人，而变得麻木不仁；如果警察看到太多的犯罪，而变得习以为常；如果律师见到了太多的权力，而变得懦弱退缩；如果老师因为看到太多差生，而变得习惯放弃。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了。
不要让自己陷入习惯性的职业冷漠之中，不要给自己的冷漠寻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罗翔在接受许知远的《十三邀》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三句，可谓点睛之笔：
“在我的词汇中，我觉得勇敢是一个最高级的词汇。”
“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
“当命运之神把你推向勇敢的时刻，希望你能够像你想象中那么勇敢。”
希望我们都能勇敢一点，哪怕这种勇敢只是那么一点点，可能只是这么一点点，却是别人全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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