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切口与大问题”：背后的故事（一）

本刊于2019年第4期在“探索与争鸣”（“小切口与大问题”专栏）栏目集中刊发了四篇文章，文章刊发后获得了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文章的产生过程，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小切口与大问题”的组稿目的，本刊特邀此专栏文章的作者讲述文章撰写背后的故事及心路历程，以飨读者。此次推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的《副职领导的研究是如何想到和做到的》一文。文中既有他关于“小切口与大问题”工作坊成立及运作历程的回顾，也有他对《管理幅度、专业匹配与部门间关系：对政府副职分管逻辑的解释》一文选题由来与研究历程的阐述，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行政管理》编辑部

副职领导的研究是如何想到和做到的

马  亮

一、“小切口与大问题”的由来

《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刊发了一个别有特色的小专栏，这个原本被称为“探索与争鸣”的栏目加了一个备注：“小切口与大问题”专栏。不少读者会好奇地问：什么是“小切口”？什么又是“大问题”？“小切口”与“大问题”是什么关系？

“小切口与大问题”专栏工作是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倡议下开展的。受解亚红主编的委托，韩志明教授于2018年中开始张罗大家一起组稿。解主编、韩教授和我们许多人一样，都有感于公共管理学界长期存在的窠臼和痼疾，那就是同实践脱节严重和过度西方浸染，完全没有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样子，既无法同实践界对话和共鸣，也难以获得学术自立和自信。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不忘初心，回归常识，直面现实。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反思和学科自觉的背景下，大家开始探索“小切口与大问题”的研究。

对于什么是“小切口”大家都有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通过一刀子切下去，就能够撕开真实现象背后的本质。但是对于什么是“大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取得基本共识(何艳玲 & 汪广龙, 2012; 马亮, 2019; 颜昌武, 2018)。所以，这项探索本身就是一个暗夜潜行的摸索过程，通过“小切口”去摸索出“大问题”，通过“大问题”去思索“小切口”。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高度的定位，参与第一轮工作坊的朋友们都不敢懈怠，生怕拿不出手和砸了牌子。组稿模式本身也在进行不断创新，在论文的选题、研究、撰写、修改和编辑等环节都会集思广益和群策群力，每篇论文都进行了多次交锋和反复修改。2018年10月，第一轮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此后又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大家不留情面地相互批判，只为能够打磨论文和精进学术。

第一轮工作坊的论文推出后，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反响，许多朋友肯定了这种努力，并期望可以参与其中。受到《中国行政管理》编辑部的支持和许多朋友们的鼓励，2019年初我们又启动了第二轮“小切口与大问题”专栏组稿工作。2019年8月承蒙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在爽爽的贵阳召开了第一次组稿会，解主编特别邀请朱正威教授和孔繁斌教授与会对论文进行指导。和第一轮一样，这次组稿仍然是定向邀请赛。不过，我们期望在第三轮尝试公开邀请赛，毕竟高手在民间。

对于一个新现象而言，我们首先需要对其加以定义和刻画。但是，当我们还无法准确定义和详加刻画时，每个人盲人摸象地去逼近，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便是参与“小切口与大问题”工作坊的学界同仁，对于什么是“小切口”、什么是“大问题”，也并未取得共识和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想要参与其中的朋友而言，也不知道该如何落脚和着笔。

为此，《中国行政管理》邀请“小切口与大问题”组稿的同仁撰写短文，回顾自己的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这类似于作者创作感想，谈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如何开展研究的，受到谁的什么启发，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以及未来可以做哪些类似的题目，等等。这可以是老生常谈，可以是心路历程，也可以是酸甜苦辣，只要给其他人有所启发即可。我们希望将这些短文作为学术论文推出以后的衍生产品，就好比电影的花絮和幕后故事。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哪吒》大闹人间。我心痒痒想去看，但是又没时间去看，还要经受被导演、演员和观众的轮番剧透。不过，这些正剧之外的剧透却把我吊足了胃口，并让我对这部电影有了别样的期待。

一篇学术论文或一部学术著作可能无法同电影、电视剧或小说相媲美，但是其背后也有类似的幕后故事和花絮，值得让感兴趣的读者去玩味和品鉴。更何况跃跃欲试的读者也是未来的作者，他们期望知道这项研究背后是如何想到和做到的，这篇论文是如何写作和修改的。要知道许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印出来的论文最终稿在一开始就应该长这个样子，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每一篇论文从构思到研究，从写作到投稿、修改和发表，都要经历一番曲折和磨难。论文最终出炉的模样，和其最初的形态可能差之千里。一些论文的初稿可能原本不是这个题目，篇幅没有这么短，结构没有如此分明，逻辑没有这样清晰，文字也没有如此晓畅，在许多方面和读者完成的草稿没什么两样。

学术界的朋友经常相互攀比，看看谁的论文被蹂躏的次数最多。比如，有著名学者和我夸耀，他（她）的一篇论文曾被8本期刊拒稿，最后几经周折，绕回来又被一本过去拒稿的期刊发表。还有朋友谈到，他（她）的最高记录是一篇论文被拒稿6次，一次次降低期望，最后在一份还不错的期刊上得以发表。我最近合作的一篇论文也有类似的遭际，因为拒稿而被“打入冷宫”的论文就更多了。

捅破这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诉说这个过程的点点滴滴，告诫这个过程背后的经验和教训，可能对于后来者而言会更有启发。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很难奢望人们静下心来去精读一篇论文。但是，披露论文背后的突发奇想和酸甜苦辣，或许更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我们将此视为一项“研磨”的过程，要掰开了，揉碎了，才能知道幕后故事。现在的开放科学和开放数据事业蔚为大观，就是要打破学术研究的黑箱，让想要一探究竟的人们也可以理解研究是如何开展的。通过“复制”一项研究的数据处理过程，基本上也就掌握了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说不定还可以“捉虫”，发现这些研究存在的失误或错误，顺带写一篇商榷性的文章（《实证社会科学》2018年第5卷有一期专栏讨论研究的可复制性问题）。

二、副职领导的研究是如何想到和做到的

在专栏组稿中，我研究的问题是副职领导，即各级政府的行政副职，如副总理、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等。之所以对这些“二把手”而不是“一把手”感兴趣，就在于现有文献对“一把手”过度关注，而对“二把手”却完全忽视。尽管此前有一些研究，但是却并没有回答我们感兴趣的基本问题。

在理解什么是“小切口”方面，我认为要回归常识，利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怪、见怪不怪的普遍而普通现象，去以小见大地揭示其背后的官僚制设计原理和运作逻辑。与“一把手”相比，“二把手”当然在权力和重要性方面较弱。但是，“二把手”会成为“一把手”，“二把手”（“二号首长”）也是真正分管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因此，对于理解政府的运作和行为而言，“二把手”显然是要关注的对象。

我们所发表的论文(马亮 & 王程伟, 2019b)并非这项研究的起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以中国某市为例，研究了分管领导对政府部门绩效的影响(马亮 & 王程伟, 2019a)。这项研究是王程伟的本科毕业论文，不过却是我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一个题目。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副职领导同其他国家的政府去比较，同企业去比较，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特征。比如，副职的数量偏多，副职是分管而不是辅助，副职的分管形式和方式各种各样，副职的调整与配置富有张力，等等。任何一级政府和一个部门都有副职，而对他们加以理解和刻画，就有了普遍价值和理论意义。

我在工作以后通过观察发现，正职领导分身无术，所以副职领导的分工很重要。但是，每一个副职都分管或协管多个乃至一二十个部门，管理幅度是否合适的问题就较为突出。与此同时，每个副职都是“多面手”，分管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部门，每天可能都要多次“换脑筋”。这让我们看到副职领导的分管工作背后潜藏的动态张力，也启发我去思考如何理解这种制度安排及其实际运作。

2017年底，西安交通大学的孟凡蓉教授推荐王程伟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我欣然答应。我即刻越俎代庖，主动请缨指导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以便能够进行这项研究，并使她尽快从科研小白进入研究状态。回想当年，我也是确定读研后很快就进入课题组，尽早参与研究的。

我在当时确定的题目就是副职领导对其分管的部门绩效的影响，并利用电邮、电话、微信语音和她沟通论文的理论、构思、设计、编码、数据分析和撰写。这项研究的体力活很重，因为需要挨个去各部门的网站搜索其预算、领导任职资料、分管领导信息、部门成立时间和编制等信息。

王程伟的领悟力和执行力较高，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论文。2018年华人公共管理会议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我还请她汇报了论文的核心发现。基于这篇论文，在她入学后我们就着手进行修改和投稿，并在近期得以发表。

中国每级政府都下辖上百个乃至两百个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这些部门都受副职领导的分管。值得玩味的问题是，副职领导是如何分管部门的？副职领导是否会影响部门运作和结果？我们以数据获取较佳的某市为例，利用各职能部门的政府绩效评估结果来衡量部门绩效，并探究分管领导的个人特征（如职业来源、任期、管理幅度等）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与我们的预期不同，副职领导对部门绩效的影响甚微。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该市政府部门绩效评估起步较早，绩效评估体系设计全面，且绩效评估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较强。副职领导固然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很难真正干预部门绩效。所以，如果换一个城市重复这项研究，或许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发现，并为进一步发展理论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我在最近回访调研时了解到，该市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跟踪研究可能也会得出微妙的不同发现。

在对一个城市进行个案研究以后，我们想到的是对所有城市进行描述。值得探究的问题包括：平均来说，一个副市长分管几个部门？哪些部门更有可能同时被一个副市长分管？分管部门的数量和类型同副职领导的哪些特征有关？……这些问题看似寻常不过，但却是我们理解官僚制的基本常识。这些问题的答案看似常识，但是常识本身是有纹理的，需要我们一一剥开。

中国城市的数量很多，每个城市又有多个副市长。考虑到各级政府的副职分管逻辑可能“上下一般粗”（这是一个值得验证的预设），所以不若先对省级政府副职领导进行研究。于是，我们把所有省份的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及其分管情况都搜索出来，然后设计编码簿，对副职分管的各个方面进行刻画。

一方面，要收集所有副省长的个人简历，对其年龄、党派、任期、工作履历等进行信息提取，这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另一方面，则是开发职能部门和政策领域的分类框架。这一点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开展研究时恰逢政府机构改革，况且不同省份的政府机构设置本身就各种各样。为此，我们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去逐步归纳，最终提炼了一个相对满意的职能分类体系。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每一个副省长同每一个职能部门一一对应起来；经由副省长的分管领导，各个部门之间也建立了联系。一些部门由同一个副职领导分管，而另一些部门则由其他副职领导分管。所以，我们除了可以在副省长层面进行截面数据分析，还可以在职能部门层面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实际上，当我们把这幅网络图绘制出来时，才发现其结构中所蕴含的趣味，并理解副职领导的分管模式的确是一项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此期间，为了能够把文本资料挖掘而来的研究发现进行合乎情理的解释，我们又同若干副职领导（主要是副县长、副区长）进行访谈，征询他们作为分管领导的工作心得。这使我们的研究不再是纯粹的定量分析，而有了质性研究的纹理。对于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深入的访谈为我们答疑解惑。对于我们遗漏的因素（比如党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研究都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的，因为访谈在研究前和研究后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工作坊报告这篇论文时，很多同仁都进行了批评。一些与会者本身就担任副院长、副系主任，或曾挂职副局长、副县长之类的职务，所以同这篇论文探讨的问题有很多共鸣。还有一些评论者熟悉历史，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象背后的制度背景提供了很大帮助。当然，他们反馈的问题又进一步启发我们去思考未曾设想的问题，甚至发展出了新的研究问题。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受《学海》编辑王婷的邀请，我们又对副省级城市的副市长进行了类似的刻画(马亮 & 王程伟, 2019c)。与副省长相比，副市长的分管特征较为相近，但是也有一些不同，说明对各级副职领导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还对建国以来副总理的分管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尽管许多人认为过于敏感和难以参透。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地级市的副市长、副县长等进行类似的研究。考虑到其数量庞大，这样的研究会纯粹是体力活，需要众筹或抽样设计。未来，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特别是跨国比较研究，也期待更多的人参与类似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简要回顾，不难理解这项研究开启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所以偶然，就在于工作坊让我最终下定决心去做这项研究。之所以必然，就在于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最终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启和回答。

我不是要做祥林嫂，去怂恿每个人去研究副职领导。只不过，我把这项研究过程视为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解剖的机会，并举一反三，期望我们对许许多多身边的寻常现象进行类似的学理反思和理论思索，从而让我们一步步地逼近现实和“回到未来”。当然，这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所谓深入还能浅出。至于这种努力如何可以开花结果，可能不应操之过急，毕竟要待到山花烂漫时。

参考文献：

何艳玲,汪广龙.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J]. 中国行政管理,2012(12).

马亮.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大问题[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2).

马亮,王程伟.分管领导对政府部门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某市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3).

马亮,王程伟. 管理幅度、专业匹配与部门间关系：对政府副职分管逻辑的解释[J]. 中国行政管理2019(4).

马亮,王程伟.政府副职的分管逻辑：中国大城市副市长的实证研究[J]. 学海,2019(4).

颜昌武.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回顾与展望[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1).

本刊小切口与大问题专栏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