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效”统一考核体系如何在出版社落地？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格局，出版业需要迫切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点。本文采访了多家出版机构对“双效”统一的看法与新思考，以供业界参考。
图书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既有精神文化的特性也有商品的属性；既承载着出版人的情怀，也需要通过市场传播来获得认可。近年来，随着出版业不断转型，规模和产值成为重中之重。趁着改革的东风，许多出版机构直面市场，特别是出版集团纷纷走进资本市场，参与竞争、整合资源，尽可能提高图书的发行量，通过并购、联合和重组等一系列方式迅速扩大规模。
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不少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图书质量，拉低了出版市场的整体水平，降低了整个出版业的信誉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业内逐渐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图书出版本就是以普及知识和传播文化为准则，不可迎合消费者的心态，出版人坚决不能被贴上“商人”之类的标签；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始终将销售利润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图书出版和选题策划逐渐趋于浮躁和快餐化，全然不顾有些图书给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格局，出版业迫切需要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点。
出版社若一位追求经济效益，那么图书出版和选题策划会逐渐趋于浮躁和快餐化，长久下去对整个行业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主抓社会效益，落实政策要求
一直以来，在理论上业界一致认为，出版物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和统一。但图书作为商品，属性较为特殊，不少社会效益较好的图书市场表现平平，经济效益并不理想，这让不少出版单位在寻求“双效”统一的过程中有心无力。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导意见》指出，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还要求企业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和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健全绩效考核办法，实行差异化考核，对直接涉及内容创作的部门和岗位，要以社会效益考核为主，收入分配和奖励也要适当予以倾斜。
为了推进各出版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开始着手研究制定出版行业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希望引导各出版单位将社会效益落实到具体的考核任务当中，通过健全考核机制，鼓励各出版单位优化产业结构，多出精品力作。
据了解，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双效”考核办法和考核体系，中宣部出版局与总局也对多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进行了调研。各出版单位均表示，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即将出台的有关社会效益考核的办法，将会成为他们制定“双效”考核体系的基础和指引。
针对社会效益该如何考核的问题，业界普遍认为，同一家出版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应由其上级主管主办单位统一进行考核，这样既不会给出版单位增加负担，也可以引导出版单位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另外，虽然各出版单位所涉及的细分类别不同，且在业务模式上各具特色，但是从考核的角度来看，应站在出版业整体层面设计考核办法，这样有利于各出版单位进行统一参考。考核办法的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等也是各出版单位较为看重的，同时他们希望，总体考核办法可以在尽量细化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概括性，让各类出版机构能够有据可循。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拥军在第31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上，以少儿出版为例，介绍了正在研究制定的“双效”考核办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考核对象、考核指标等。他表示，各出版社要贯彻落实好《指导意见》，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把关能力；要提升出版质量，精益求精抓编校；要优化出版结构和特色，既鼓励出版社做大做强，又鼓励出版社走“精专特小”的专业化道路；要切实做好主题出版，丰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要扶持未成名作家，增强原创能力。
细化考核指标，提高可操作性
毫无疑问，对于出版行业而言，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是整个行业的核心价值所在。将社会效益放首位，实现“双效”统一，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不少出版集团较早地认识到了社会效益的重要性，多年前就已在内部考核体系中加入了相关内容。如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出版”）早在2011年就开始实施《公司所属企业年度考核暂行管理办法》，其中社会效益考核权重为30%，经过2015年底的调整，社会效益考核权重提升至50%以上，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加分项，列入了社会效益考核体系中。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简称“浙版集团”）从2011年开始执行的考核办法是100%的考核的指标中，55%设定为文化贡献。目前，根据《指导意见》修订完善考核办法，再提高社会效益指标权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集团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社会效益考核占综合考评的权重为30%，后又提出，会将社会效益考核的权重提升至60%。
从出版集团层面来看，基本均以《指导意见》为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考核体系中各占50%左右。在社会效益考核的具体指标设置上，各集团主要对图书内容质量、社会影响、重点出版物和重点工程、“走出去”等项目进行考核或加分；并对图书质量进行严格监控，设置扣分项；有的还会对加分项进行额外奖励。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文轩”）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导向，正在积极研究制定新的“双效”考核办法。以鼓励出版社多出好书为宗旨，文轩在最新修改的一版社会效益考核方案当中，设置了政治导向、文化创作和生产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力等几大考核项目，并在每一大考核项目下拟列出了细化的考核指标，如政治导向方面，主要考核出版物是否符合国家政治导向；在文化创作和生产服务方面，主要考核出版社优质品种数以及编校印装质量等，在这一大项的具体考核指标方面，文轩对单品销量高、重印率高、入选国家重大项目的图书酌情予以加分奖励，对于在编校和印装质量上出现差错的图书予以扣分处罚。同时，秉承贯彻落实“双效”统一的原则，文轩的薪酬体系也与“双效”考核紧密挂钩，集团还考虑设立社会效益的公共奖金池，对社会效益的加分项进行额外奖励。
浙版集团以重点出版物和产品线建设为主线，按照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每1分对应负责人岗位年薪的1%予以薪酬奖励。主要考核内容包括：获奖图书、重点出版物、重点出版工作、出版“走出去”工作、突出贡献和技术创新、国家和省级奖励的优秀团队和人员等6个加分项，并在出版导向、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廉政建设等方面设置了扣分指标。
时代出版在对旗下各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中，设置了坚持正确导向、精品打造与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责任、融合发展、规范管理、文化“走出去”7个方面的大指标。每个大指标都有明确的考核权重，并包含了更细化的多个单项指标。如在“精品打造和社会影响力”的大指标下设立“原创选题”这一小指标，并规定“坚持主攻方向和专业特色的原创选题达不到当年选题的60%，每少一个百分点扣0.5分”。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导向，鼓励出版社多出好书。图为 2015 年 9 月由其承办的四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出版座谈会上，旗下出版社主题出版物展示
各出版社也在社会效益考核方面有积极尝试。文轩旗下各出版单位在社会效益考核的主要项目上基本与文轩保持一致，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为重视图书的社会影响力，并计划在未来细化考核指标，实现分数折算，将其体现在编辑的工作量当中。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对社会效益的考核是以单项奖励的形式为主,直接奖励到责编，与经济效益的考核分开而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内检制度，对出版一般图书的编辑不进行利润考核，而是考核其入库码洋等指标。还有一些出版社在对下属分社和部门进行社会效益考核时“因地制宜”，对一些主要出版高社会效益图书的出版社，放宽经济考核标准，保持收支平衡即可；而对于一些善于打造畅销书、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则在保证政治导向的基础上，对其设置较高的经济效益指标。
坚守底线，做大蛋糕
在坚持社会效益为首的原则下，我们也应当看到，出版企业是文化企业，文化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出版社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表示，少儿出版是大众出版，大众出版物的社会效益要在市场传播的过程中实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资源要通过市场配置。所以，编出来的好书，只有卖得动、卖得多，传播范围才更广泛，社会效益也更大。”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也表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矛盾，出版社可以探索如何将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他提出：“可以将一些获奖的优秀图书在大型书城集中陈列；将优秀图书纳入到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的基础书目中去。通过各种引导方式将社会效益很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不仅少儿出版是这样，各类图书都应遵循这样的规律，社会效益再高的图书所蕴含的理念和能量，也只有在被读者看到并认可之后才算真正实现了价值。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经济效益，除了提高选题质量外，还开辟了经管与文学类的产品线，与不少文化公司达成合作，借助其渠道优势扩大销售。社长黄立新表示，“我们要实现由内涵式增长向外延式增长的一个转变。所以要通过内部激励、外部合作，搞活市场、共同将蛋糕做大。”但同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外延式增长的过程中也始终坚守着底线，有不少人劝黄立新涉足少儿出版领域，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品牌不一致，同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也不会涉足当前火热的网络文学，虽然其势头正旺。我们应该给自己设立警戒线，不能唯利是图。”
在经济效益考核方法上，一家专业出版社的副社长介绍说，作为一家专业出版社，多年来主要为行业和高校服务，正在逐渐扩大大众图书出版规模，其经济效益考核机制较为传统，基本是在财政部颁发的《关于企业经济效益评价十大指标说明》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选用了其中销售收入、成本和销售利润率等部分项目。过去几年，经济效益考核所占权重大约为55%，未来将根据《指导意见》和相关文件适当降低。同时，该社的经济效益考核办法只下达到出版社的各分社和部门，不面向社内的编辑。此外，他还提到，“教材教辅市场对一些专业出版社提高经济效益而言极具诱惑力，但教书育人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出版单位切忌急功近利。”
目前，出版行业已有的经济效益考核体系大多脉络较为清晰，“双效”考核体系的调整主要集中在适当降低经济效益考核权重，以及如何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同时保持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
“双效”考核，加压还是减负？
在两办下发了《指导意见》之后，原先已有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的出版单位都开始着手完善和细化自己的考核指标；没有将社会效益纳入考核的出版单位纷纷开始建立新的“双效”考核体系。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企业社会效益考核权重需占50%以上，但许多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集团，并没有放松对下属出版单位经济效益方面的要求，这让不少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的领导面临更大的压力。
2015年，黄山书社完成了1.78亿元营收和2850万元利润的经济任务，时代出版对其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新要求，要求其“双效”指标均须实现15%的增长，也就是说，黄山书社2016年营业收入要达到2.05亿元，利润达3300万元；“十三五”末期可能要分别达到3.5亿元和5700万元。同时，面临社会效益的双重考核，社长任耕耘坦言，这对一个传统的古籍社来讲，担子非常重。
黄立新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轩在对出版社的社会效益进行考核时，首先方式要灵活，特别是对一些需要长效考核的重大项目，“如果没有合理的考核机制，出版社是没办法做大项目的。对此我们要向公司提出更大的诉求，实现共赢。”此外，他提到“‘双效’统一”应当是给出版社减负，同时也为出版社出好书提供动力，但若仅增设社会效益考核而不调整经济效益要求，就无疑是给出版社加压。
另一方面，各出版社均认为，社会效益考核的重任不能仅仅压在社领导的肩头，而要落实到编辑队伍的建设当中去，社会效益考核指标设立的目的，应该是调动出版社和编辑的积极性。同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胡坚提出，落实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内部的考核上要在不影响编辑业务积极性的前提下，调整管理方案。
此外，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敖然认为，社会效益不能仅仅对出版社提要求，也应对渠道有所要求。面对如今图书市场的价格战问题，敖然提出：“渠道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不能因为低折扣而放弃一些质量更高的书。”同样，黄立新也支持对渠道进行社会效益考核，“现在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上游，出版社的压力很大。如果对渠道也有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相信局面会好很多。”
zhaobing@cptoday.cn
▌相关阅读 点击标题即可阅读
长按上图，扫二维码即可关注
有灵魂、有立场、有看点的
出版传媒产经媒体
关注内容产业创新
服务出版产业升级
投稿邮箱：tougao@cptoday.cn
出版同行交流Q群：25517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