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走出去”开启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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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在8月16日举行的以“讲好中国故事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参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即将迈入2.0时代，商务君在此整理了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第四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
为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8月16日上海书展开幕当天，以“讲好中国故事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56家与会中外出版机构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合作倡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周慧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顾锋，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出席论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周慧琳
周慧琳在讲话中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认识，增强实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使命感和历史性，一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讲好中国故事；二要拓展国际事业，注重“走出去”的效果；三要紧跟数字出版步伐，采取新形式；四要主动服务“走出去”大局，因势利导，形成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
邬书林围绕“抓住社会信息化的机遇、提升学术出版水平”做了主旨演讲，他指出，社会信息化对出版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知识和信息总量及生产版图，改变了出版传播方式和出版物载体，革新了出版理念，再造了出版流程。因此，学术出版机构要做好产品和内部流程数字化，要打造强大的知识推送平台，并提供大量工具支撑，同时更要把出版融入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中去。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郝振省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并表示，在前三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逐步成为国内外学术出版人交流、洽谈、合作、研讨国际学术出版新趋势的重要平台，日渐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参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他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即将迈入2.0时代，这成为本届论坛最突出的共识。
人卫社的对外出版与版权保护
近年来，人民卫生出版社（简称“人卫社”）积极响应号召，加大文化“走出去”步伐，把国际化作为出版社“三步六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深入融入国际医学出版市场，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第一，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工作。人卫出版集团成立了国际化工作领导小组，从制度上保证了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特别是保障了“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扩大了人卫社的国际影响力。第二，积极开发优势产品，提高“走出去”图书的出版质量。人卫社聚集了中国最好的医药卫生出版资源，将最具优势的“走出去”产品分门别类，进行了有序开发和扩展。包括中医药系列、西医系列、公共卫生系列，以及期刊和数字出版。第三，协作出版，合作共赢，共推“走出去”。人卫社的版权“走出去”工作已开展了20多年，累计输出版权500余种。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人卫社不断创新版权合作模式，2016年，我们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联合成立了合作编辑部，借助其在国际出版界的知名度，将中国医学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一年来共策划选题17种，出版图书5种；我们还与印度出版公司签署了合作出版协议，共同推进中国医学走进“一带一路”国家。此后，人卫社又成立了美国公司，助推中国医学文化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国际影响力。第四，培养国际化人才。第五，“走出去”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对国际出版市场不够了解，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选题不多，语言翻译还不够地道，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掌握不充分，可用的能够从事“走出去”的人才有限，“走出去”的市场收入不足以支撑“走出去”的事业等，我们要花大力气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韩建民
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和选择方面，我主要分享以下几点：首先，是“走出去”的三大目标。一是彰显我们的实力，追求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地位，例如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学术出版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中国故事，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落地生根，实质性培育国际读者群，形成长远盈利模式。在这方面，我们要真正从“走出去”的物理反应模式向与海外读者产生化学反应的模式转变。
其次，是“走出去”有四个转变。第一，主体理念的转变，政府对“走出去”的支持只是一个初始动力，要真正实现“走出去”还得靠市场主体，靠我们自己；第二，从项目制向平台建设的转变，目前更多的是项目“走出去”，其实平台方面也大有可为；第三，拓展选题范围，策划适合国外市场的内容，我们对学术出版，特别是对内容方面的理解，要有新的变化。现在国外很多国家和读者都十分崇尚中国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第四，是“走出去”地理路径的转变，不要老盯着欧美市场，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国家和地区等新路径。
最后，是“走出去”的五种路径。第一种是常规的版权输出路径与合作；第二种是数字化嫁接；第三种是境外建设分支机构；第四种是在境外直接组稿，邀请境外名家书写中国；第五种是搭载中国制造，开拓图书传播新渠道，形成合力。此外，很多其他行业在“走出去”方面的理念比我们先进，出版界应该向其他行业丰富多彩的“走出去”形式汲取经验。引用马丁·布卜的一句话：“你必须自己开始，用你的所有美好，去与全世界相遇。”
助力中国科技研究，提升中国科技国际影响力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了“双一流”建设，包括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近几年来，中国在科研投入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2013年起，中国科研产出数量急速增加，目前已超越了英国、德国，接近美国。物理、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科研能力都有了较大提升。而这段时间，爱思唯尔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和转型，从一个出版商转变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医学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爱思唯尔每年共出版超过2500种数字期刊，35000余种图书，每月有1300万人使用我们的在线科研平台。每秒有超过31篇的文章被下载，超过四分之三的营收来自电子平台的解决方案或产品。
爱思唯尔历来十分重视内容建设，并且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内容和科技有效融合，以便更好地服务科研人员。爱思唯尔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解决方案，且都建立在丰富的内容积累基础上。当前，科研人员每天都面临着海量的参考资料和数据，只有把内容和科技融合起来，才能更快更准确地把科研人员需要的资料和信息以更好的方式提供给他们。此外，爱思唯尔还运用内容和科技手段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便让用户清晰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科学匹配合作对象。
提升国际形象的要素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刚刚成立不到两年，去年营收约为13亿欧元，共有员工13000名，我们的目标是：为研究人员、学生、职业人士提供他们需要的内容和服务。
在“走出去”方面，我想与大家分享以下几点：首先，要把图书、文章等分成不同的领域，比如经济或其他类别，这样做能够有效提高合作效率；其次，选择伙伴至关重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能够帮助出版机构快速了解某个海外市场；另外，要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用户需要在数字化领域发现作品，获取内容。
在数字化方面，主要有三大步骤：第一，将所有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不少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可能在15-20年前就已经进行数字化转型；第二，一旦内容数字化后，就需要结合用户需求利用丰富的新技术手段完善数字化平台；第三，需要收集用户数据，了解用户是如何使用产品的，人们是不是能够便捷地获取和使用产品，哪些国家使用率较高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完善数字产品。
中国学术“走出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在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做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走出去”既要讲当下的中国，也要讲以前的中国。学术“走出去”要通俗地“走出去”，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东方哲学、东方故事、东方精神和核心。当前，“走出去”的路径越发多元，合作伙伴的选择、学术图书的翻译等工作也都至关重要。此外，学术“走出去”还要善于借助相关工程和项目的力量。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学术出版“走出去”实际上有自己的规律，提出的时机是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紧密结合的。“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需要靠出版工作弘扬，而时代精神则包括中国当前经济成就和国家战略体系等。不少外国人对中国一些体制机制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另外，“走出去”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出版机构要根据自身特点来选择。比如，厦门大学是第一所在马兰西亚办分校的高校，在东南亚地区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厦门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与东南亚出版界合作开展版权贸易，有些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如何做好国际学术出版工作
当前，中国学术出版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市场。至于其如何走向世界，这不仅关乎出版，更需要国家、学者在深度层面上进行挖掘。从国家政策角度来说，“走出去”拥有很好的条件和机遇，大量的学者走向国外，同时又有许多潮涌回国的学者，他们为学术出版提供了支撑。出版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场创造，出版人要更多地与世界交流、对话，从而以一种平视而不是仰视的态度，在交流中获得学术底蕴、创造未来财富。这个财富不仅对中国有益，对世界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缺少中国将会缺少勇气和实力。中国在迈向未来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出版来体现实力。出版社应该在跨体制、跨媒体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在做好出版工作方面，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解说：
第一，国际学术出版有丰富的资源、要素和元素，我们必须要了解现在的话语体系及语言表达方式。这往往需要国际化人才来推动出版社形成国际合作，而不仅仅是版权贸易。“走出去”是海阔天空，“引进来”则是海纳百川，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更有力量。
第二，国际学术出版应该是融合出版，而不是“百度式”出版。融合出版是学术出版非常重要的建设和组成部分，将来，我们还可以成立一个联盟来共同促成融合出版。
第三，在全球视野下要具有充分的国际出版能力。中国教师和学生有1400多万人，他们都是学术出版未来的受益者。学术出版应该和教育联系在一起，通过教育方式的转变带动学术出版的发展。
以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国际化不是学术出版的标签，因为它已成了全球化时代学术的生存之道。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机构、地域以及学术出版的概念边界，想让自己的著作融入世界就必须借助学术出版的桥梁。同时，要建立起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学术自觉。在中国，学术不是某个人自己的事情，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共同体的交融，以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建设为指导思想。
此外，学术出版要以知识服务的价值创造为目标。现在的出版社不应该是出书匠，而应该是知识服务提供商，应该体现知识服务的价值。而这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知识化的管理与选择上，取决于我们的思路、设计和内容。另外，要坚持质量为主的原则。这需要能力，也需要勇气。在中外出版史上，有影响、有作为的企业无疑都是文化理性的倡导者。当前我们如何坚持理性，在学术出版上做到“不妥协”，值得每位出版人深思。
最后提三点建议：第一，学术出版要依托母体大学。一流的学术出版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学者和学术做支撑。第二，认清需求，服务为重。学术出版的最终落脚点是满足用户需求，解决用户问题。第三，业内开放，业外合同。国际出版“走出去”，用一句诗来讲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应该形成合力，利用各个出版社的优势打造出海的“航母”，协同创新、高度融合、彼此促进。
“走进去”才是学术出版国际化的目标
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
对我们而言，学术出版“走进去”应当是目标。我们拓展海外市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把书放进中国人在海外开设的书店里，或把书放到海外书展的书架上。就像我们在国内使用引进版的教材教辅一样，我们应该致力于让中国的图书走进国际主流社会，这才是真正的“走进去”。要实现学术出版“走进去”，有两大关键要素：一是内容，如优质的学科、新型的技术、优秀的传统文化等。二是语言，出版机构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问题，包括翻译质量问题。现在不少“走出去”图书翻译质量问题严重，外语专业从业人员未必了解出版行业，反之亦然。这样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图书的海外本土化，所以语言问题要予以重视。作为出版人，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要运用规范的学术语言。中国的学术出版不仅要有内容魅力，同时也要彰显语言魅力。
“丝路”国家出版业介绍及国际合作建议
NCBA出版集团出口部总经理莫罕·卡尔斯
开展“走出去”要了解目标国家的细分市场和具体情况。比如，中东市场的需求是小说、教科书等，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等问题，儿童书籍是不允许进入的。北非市场相对自由，但经济状况不太稳定，英语是北非的主流语言，大学教科书、童书、学生用书等在北非有较大的引进需求，主要目的是用来学习别国语言和文化。印度市场对于教科书和童书也有很大需求。在欧洲市场上，印度图书越来越受欢迎，这样的变化对传播印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印度的宗教类书籍。在美国有很多印度学者，这些书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起西方的书，印度的书并不是很贵，且质量较高。
我们引进的中国图书在印度市场很受欢迎，特别是童书。印度的主要语言是英文，中印两国的文化交融是渊源流长的，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比其他西方国家更简单顺畅。
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中外融合
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华春荣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强调中国特色。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工程技术等科学研究领域也已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要实现“走出去”，就要了解我们的读者对象，了解“走出去”目标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兴趣点，不能盲目进行对外推广。只有将我们的特色和他们的需求相结合才能便捷有效地实现“走出去”。另外，还要注重中外融合，一种是出版社和出版社之间的融合，做好版权贸易；另一种是国内出版社和国外出版机构的融合；还有一种是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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