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宫廷瓷器里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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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
中国瓷器随之风靡欧洲，
俄罗斯紧跟其后，
在”中国热"影响下，
诞生了俄国宫廷制瓷厂。
「引 言」
笔者最初的研究计划定位在俄罗斯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但经过两年多的考察，俄罗斯博物馆里典藏的另一类具有中国元素的俄罗斯文物引起笔者关注。这类文物就是俄罗斯制造的中国元素瓷器。何为“中国元素”？俄语称“Китайщина”，是来自法语的шинуазри（Chinoiserie），指非中国制造但具有中国元素的建筑和室内装饰品。中文译为“中国风”或“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瓷器或其它室内装饰艺术品最初是受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掀起“中国热”影响，中国瓷器不仅出现在宫廷，而且备受当时欧洲权贵甚至普通人追捧的流行时尚。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时开始，就以欧洲为时尚典范，向往受中国影响的德国梅森瓷器。
另一方面，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两国贸易、外交往来升温，俄罗斯宫廷制瓷厂也在中国瓷器影响下开始研制生产。俄罗斯宫廷制瓷厂始建于18世纪中期，是欧洲第三大瓷厂。瓷器作为室内重要陈设品，因其始创阶段与中国有重要联系而引起笔者关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宫廷制瓷厂生产的具有中国元素的瓷器。这样的瓷器不仅记录了制造它的18世纪的俄国，也留下了中国文明的痕迹。
18世纪的“中国热”与中国瓷器传播
中世纪以后，法国逐渐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在路易十四、十五执政时期，法国东印度公司“Amphitrite”号享有盛名，“这艘法国巨舶把大量中国瓷器、漆器、硬木家具、丝锦等著名手工艺品和生丝原料运到法国，将法国的毛织物、装置八音盒的自鸣钟、葡萄酒等运到我国，成为世界文化史上1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1]中国的瓷器、漆器运抵法国后，被一抢而空，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俄国自彼得大帝亲政以来，实行欧化政策，尤其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上流社会以讲法语、着法国服饰为荣。而当时法国正盛行“中国热”的流行时尚，从宫廷到贵族，甚至普通民众。受此影响，这股“中国热”自然到了俄国。
彼得一世一方面通过席卷欧洲的“中国热”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彼得大帝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商贸关系，甚至不惜在中俄礼仪之争上做出让步来换取贸易上的特权。“为了对抗俄国人，中国掌握了一项足以打击敌人弱点的武器，那就是收回给与俄国的各种商业上的特权。”[2]此时大量中国商品开始进入俄国，中国商品不仅带去中国特点的艺术审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商品让中国形象在俄罗斯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瓷器是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较之丝绸和茶叶，瓷器能够承载更多神秘东方尤其来自中国的具象信息。如果说茶叶改变欧洲和俄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带去了茶文化，那么瓷器则直接带去了中国形象。瓷器上的纹饰不但有中国的山川河流、城市乡村、人物、动植物图像，还有精神信仰、神话传说，其内容保罗万象，瓷器是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彼得大帝钟爱中国瓷器。最初，他通过欧洲购买中国瓷器装饰宫廷，之后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最大的订单于1699年订购，当时运载这批货物的船名叫“Apostle Peter”,订购瓷器数量达500多件，这些瓷器被放在彼得夏宫玛丽厅，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瓷器大部分下落不明。
彼得大帝个人收藏的纹章瓷药瓶和他卧室里摆放的中国杯子都是当时中国的外销瓷。例如纹章瓷药瓶，上面既有俄国国徽的纹饰，又包含了开光、变形如意纹等中国元素。中国瓷器一直很受彼得大帝喜爱，并一直被珍藏保留于身边。
此时，欧洲已经有两家瓷厂，第一家是德国迈森于1710年开办的瓷器制造厂。随后，奥地利情报人员通过外交途径挖走了一些迈森的手工艺人，获得了当时被视为重要的商业秘密的瓷土配方，因此出现了欧洲第二家瓷厂，建于1718年的维也纳陶瓷工厂。
这样大背景下，加之彼得大帝对瓷器的热爱，不可能不考虑建立一家自己的瓷厂，但因为瓷土配方在俄罗斯还是未解之谜，不具备烧造瓷器的条件。因此，彼得大帝时期就派驻华传教团居留北京，令人不解的是，传教团的传教工作并不积极，其实他们肩负着获取工业秘密的使命在当时并不为人知，这项任务经历十几年的努力，在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得以实现。
「俄罗斯宫廷制瓷厂的初创与中国元素」
18世纪俄国的“中国热”，源于彼得大帝，盛行于伊丽莎白一世，成熟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伊丽莎白一世时起，俄国开始制造“中国元素”艺术品，主要是仿造中国纹饰和工艺品进行再创造，甚至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国手工技艺，中国元素更多被融入俄罗斯宫廷建筑和装饰艺术品创作之中。宫廷制瓷厂在初创阶段受益于俄罗斯传教团随团学生获取的工业情报，生产之初烧制的瓷器风格多是中国纹饰的简单复制。
俄罗斯传教团里的随团学生弗拉德金获取工业情报
1744年，女皇伊丽莎白一世(1741-1761)在圣彼得堡创立俄罗斯第一家宫廷制瓷坊。女皇邀请了迈森瓷厂专家克里斯托夫·洪格负责生产，化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被任命为其助手。虽然维诺格拉多夫被称为“俄国史上进行研制瓷土配方、提出陶瓷化学概念的第一人”，但是俄罗斯瓷器烧造成功的关键人物其实是第二届驻京传教团随团学生阿列克谢·弗拉德金。
“为什么俄罗斯的科学家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烧制瓷器？这曾经被德国专家洪格老师波泰戈尔认为需要至少几年才能完成的事。从所有方面判断，能够帮助缩短研制时间的信息只能从外面获得，不是从德国梅森，就是从中国。这个信息到圣彼得堡的时间应该是在1746年11至12月之间。如果这样，信息只能是从中国来的，就是当时第五商队总管列勃拉托夫斯基从北京带回来的。
史料记载，为了探知中国的陶瓷制造方法，弗拉德金和另外一名留学生伊万·贝科夫在中国潜伏14年之久，他们在中国通过行使贿赂获得了景德镇的瓷土配方。1746年，在伊丽莎白女皇派出的第五批商队返回莫斯科之前，经中国理藩院同意，两人同商队一道返俄。
”商队总管决定带领他俩回国时因为他们向领队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秘密情报，这些情报对俄罗斯帝国非常有利（但究竟是什么秘密情报，档案中没有记载）。”[5]其实文中说的秘密情报，就是指这两名学生获得的中国瓷土配方，急于要返回俄国，在俄文档案中记载非常清楚。[6]
由此，俄罗斯建宫廷制瓷厂之初，利用中国瓷土配方，在俄罗斯找到类似原料，开始烧造瓷器。彼得大帝向往的中国瓷器，终于在其女儿伊丽莎白即位后实现了本土化。之后，俄罗斯宫廷制瓷坊成为继德国梅森瓷厂和奥地利维也纳瓷厂之后的全欧洲第三大瓷厂。
初创时期的“中国风”瓷器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宫廷制瓷厂一方面未能摆脱中国瓷器影响，创烧之初为中国瓷器纹饰造型的简单复制，复制对象一般就是来自中国的外销瓷。“外销瓷，是中国瓷器的‘异域之花’，产自国内，留名海外，遍藏西方各大博物馆，颇具时代色彩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7]
另一方面受法国蓬巴杜夫人引领的“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影响，崇尚奢华。而“洛可可”艺术源于法国，但受到中国的影响极大，并逐渐与中国特征和元素相融合。其表现形式是中国元素上加入华丽、精致、细腻、繁琐的装饰，追求精致典雅，甜腻温柔；在构图上有意强调不对称；色彩上明快，如蓝色，绿色，粉色等，线条多用金饰。
由于俄罗斯宫廷制瓷厂出现较晚，同时受烧造技术、绘画水平和造型限制，虽然在当时生产的瓷器带有“洛可可”繁琐和追求奢华的痕迹，但是整体风格趋于更简洁和自然，器形和纹饰比梅森瓷器简单的多，以下呈现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宫廷制瓷坊初创阶段生产的瓷器，中国元素可以略见一斑。
18世纪，正值“中国热”广泛传播到欧洲和俄罗斯，而被鲁迅称为中国特产的叭儿狗在欧洲宫廷备受宠爱，以叭儿狗为主题的作品在艺术界非常流行，不仅出现了大量叭儿狗绘画和雕塑作品，自然也出现在瓷器创作上。叭儿狗的故乡是中国，自16世纪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被运到荷兰，叭儿狗到了荷兰之后以其独特的外貌、充满活力和滑稽可笑的表情立刻得到宫廷贵族青睐。
据说，荷兰和西班牙发生战争时，一只名叫“庞贝”的叭儿狗成功救了自己主人威廉王子的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随后，17、18世纪叭儿狗逐渐风行欧洲，从君主到贵族甚至普通人都喜爱叭儿狗，并以拥有它为荣耀。不难想象，此时伊丽莎白女皇时期，正值崇尚欧洲“中国热”，因此叭儿狗在俄罗斯一样受宠。
彩绘叭儿狗鼻烟盒（图1、图2），制作鼻烟盒是为了防止烟草水分蒸发，鼻烟盒在这个时期非常流行，之后也对中国的鼻烟壶生产有直接影响。这件作品由化学家德米特里·维诺格拉多夫于1752年制作，尺寸为4.7×7.8×6.1cm，上面叭儿狗的写生彩画由画家安德烈·乔尔内绘制。
由于是宫廷制瓷厂的初创阶段作品，受窑炉条件限制仅能烧造小件器物，绘画水平也不成熟，叭儿狗比较矮，腿粗短，这里能明显看出叭儿狗的身体和腿的比例不协调。
维诺格拉多夫领导的瓷厂，其本人是化学家，更多时间花在实验室里做陶瓷实验。因此这一时期维诺格拉多夫对绘画关注不多，很多作品是直接复制来自中国和迈森瓷厂瓷器样品。但是宫廷制瓷厂以精细的瓷土制作并饰以黄金、不同颜色的釉彩，看起来仍显富贵奢华。在当时，每一件鼻烟盒都是独一无二的奢侈品。
行猎休憩图鼻烟盒（图3），制作于1760年，现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长8.2cm,宽4.9cm,高6cm.鼻烟盒白底，口沿处嵌金口，金口上雕饰卷叶纹。上绘林间景色，人物均梳清代金钱鼠尾辫，一人吸烟，一人喝茶，另外一人立于树旁，右手拿弓，左手提盾，背后置箭，是描绘行猎时休息的场景。该画应是以中国绘画为底稿复制，但画法夸张，整体色彩偏浓烈，在造型和寓意上和中国瓷器都相去甚远。
“婴戏图”壶、杯和盘（图4），宫廷制瓷坊在创烧之初，主要是对中国瓷器的仿制。该瓷器是在窑炉改造之后，能够烧制稍大器形瓷器的作品。画面上绘制的婴戏图，是中国传统纹饰。孩童在园景中有抽陀螺，有的吹号，有的燃放爆竹，表现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
婴戏图始见于中国唐代长沙窑，至宋、金时期磁州窑枕面上多见。唐、宋、金瓷器上的婴戏图主要反映民间生活场景，人物、动作、场景单一，系民窑产品。明代这种喜闻乐见的纹饰被官窑瓷器吸收采纳，将表现人物与场景扩大，发展至清代逐步成为官窑瓷器上的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图案，寓意喜庆太平。
该套中国情趣系列瓷器在绘画上力求追求形似，画面是单一色纹饰，内容相对简单。为彰显宫廷华丽风格，普遍使用金彩，金彩是由宫廷提供的金币加工制作而成。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宫廷制瓷坊尚处于初创阶段，以烧造小器形器物为主，造型和纹饰上因水平所限追求简单，虽然经过窑炉改进开始制作大型瓷器，但在烧造技术、特别是绘画及造型工艺方面都有待改进。中国元素瓷器以复制为主，没有创新。
此外，鼻烟于明末清初传入我国，清代逐渐流行，成为社会时尚。欧洲鼻烟一般经粤海关转贡皇室，亦有部分由西洋传教士带进京贡进给皇帝。这对中国的鼻烟壶生产有直接影响。
「中国元素瓷器的创新和鼎盛期」
在18世纪的俄罗斯历史中，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且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唯一能与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的统治者、杰出的政治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备受推崇，伏尔泰对中国的伦理道德、治国理政方面热情颂扬。这个时期，驻华传教士的书信也被公开出版，很多的中国儒家经典被他们直接介绍到俄国。
女皇统治期间，获取了大批东方领土，同时也汲取东方哲学思想，以东方文化丰富俄罗斯文化宝库。由于女皇的推崇，她统治时期也迎来俄罗斯宫廷制瓷厂“中国元素”的鼎盛时期，并让生产满足全国用瓷。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乔治于1794年在自己文章中就提到宫廷制瓷厂生产的瓷器，他说“现在的瓷器不仅在瓷胎纯度，还在造型和纹饰及绘画方面，均获得了极高的艺术价值。那时街道上瓷器商店鳞次栉比，店内顶级艺术精品可谓琳琅满目。”[11]
俄国瓷器诞生虽然比梅森瓷器晚了几十年，但其取自本国的瓷土与中国高岭土成分非常接近，质地并不逊于早就闻名于世的德国梅森瓷器。又由于历代沙皇坚持不懈支持宫廷制瓷厂，不惜成本请艺术界名师大家参与其中，不满足简单复制中国瓷器，同时追求品质，注重创新和艺术水平提高，宫廷制瓷厂在欧洲强手如林的瓷器中独树一帜，一直位居欧洲高端名瓷之列，而带有中国元素的瓷器在这一时期同时得到精彩呈现。
巴比贡餐具系列“中国村”的餐碟（图5），宫廷制瓷厂于1823-1824年制作，现藏于皇村。巴比贡餐具系列是为圣彼得堡西南面的彼得宫而制，总数约1500件。至1838年，餐具总数增加了一倍，部分后来被运往皇村。至1857年，另一部分餐具则被运送到巴比贡山上，此餐具系列因此得名。
每当皇宫举行宴会或酒会时，都会使用这套餐具，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餐具仍有增补。该盘是描绘位于亚历山大庭园的“中国村”，是由一个八角宫殿和围绕它的中式小屋组成的建筑群。盘敞口，浅弧腹，口沿处描金装饰，盘边在灰色背景上饰以常春藤描金花环图案，内围绕描金装饰几何图案，中央绘以俄罗斯自然景观与中国式建筑。该器物造型规整，纹饰华美。这个时期是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黄金已成为重要的装饰材料之一。
盘中心绘制的“中国风”式建筑群，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于1780年所建。当时具有中国元素的建筑物在德国和瑞典已经存在，俄国主要集中在当时都城圣彼得堡皇村。建筑的监督和设计是著名建筑师卡梅隆，最初只建了十栋房屋，没有走廊，八角宫殿是后来加上去的。在屋顶上有龙形雕塑，非常吸引人。虽然在布局、结构上和中国传统建筑差异很大，但有明显的中国情调。今天看到的就是按照当时的绘图所修复的样子。
中式图像茶杯及茶碟（图6），制作于1832-1839年间，茶杯高10cm,直径9cm;茶碟高3.5cm,直径15cm，现藏于皇村。当时欧洲普遍流行复古，在美术和建筑范畴上呈现古典主义和新哥德式风格，这亦带动在装饰艺术上追捧外来的东方风格。瓷器作品上的彩绘图案，灵感实来自“中国风”场景、异国景物、和东方建筑。
这套茶具饰以金框围绕的中国男性人像，着装颜色艳丽，有的明显是女人的裙子款式，但男子发式又和中国古代男子有几分类似，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构图上多处使用金彩开光纹饰与植物图案相结合，追求装饰性，同时迎合俄罗斯人的审美品位。而金色回纹的使用，让这套色彩丰富的中国风茶具增添了几分中国格调。
中式卡索灯（图7），制作于1840年，器通高35cm,宽15cm,深15cm，现藏于皇村。卡索灯是法国钟表匠伯纳德·吉约姆·卡索在1800年的发明，堪称19世纪上半叶的创意科技产品。卡索灯是照明设备，底座的发条装置会把燃料泵进灯芯，使灯芯发光，并可调节光的明暗。这支装有卡索灯头的立灯，原是一对，陈列在皇村的中国厅内，属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盛行“中国风”时期的制品。
这件灯具是由圣彼得堡铜器大师菲利克斯·萧大约于1840年设计。卡索灯的瓷器部分由宫廷制瓷厂生产，上面的纹样大致模仿中国瓷器真品的图案来绘制。瓷器部分先高温烧制瓷胎，在上绘五彩，再入炉低温烧制而成。中心开光部分园中一人物和一个鹦鹉似在对话，人物帽子形状夸张，服饰颜色也过于艳丽，带有明显中国色彩。宫廷制瓷厂的巧匠亦特别研究那些陈列在中国厅的东方花瓶和碟子，把部分真品带到工厂进行直接复制。[15]
沙皇的个人品味与喜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瓷厂艺术道路的选择都有重要影响。亚历山大三世艺术品位很高，他对中式铜红釉花瓶及在哥本哈根王室制瓷工坊极为风行的中国釉下彩情有独钟。此外，这一时期中国釉下彩在俄罗斯宫廷制瓷厂得到广泛应用，还因为皇后（丹麦公主）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也对此特别偏爱。
铜红釉花瓶（图8），瓶直口微撇，颈较长，溜肩，浑圆腹。通体内外施铜红釉，瓶口沿处以星状金彩装饰。天球瓶以形似天体星球而得名，此种器形始见于中国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流行于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属于陈设用瓷。此瓶外型和中国天球瓶相似，但颈部较长，造型夸张，釉色不均匀。其风格是典型中俄合璧，既有俄国追求奢华之风，又有“貌似中国”的特点。
俄国自沙皇保罗一世起，就有让王位继承人去旅行的传统。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以皇太子身份远离俄罗斯到东方国家的旅行。此次旅行被赋予重大意义，建立与东方国家关系是尼古拉此番游历之外的重要目的。
尼古拉二世在中国所到之处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光绪曾发谕旨关心俄太子东游事宜。[18]李鸿章也多次通过电报了解行程，督办接待事宜。尼古拉二世此行非常满意，回国后还把从中国带回的礼品和自行购买的瓷器、漆器等艺术品在冬宫专门办了展览。
在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统治期间，得益于前朝技术革新，宫廷制瓷厂达到了烧造技术和造型、绘画工艺方面的又一高峰。由于沙皇亲历中国，并对此有浓厚兴趣，中国元素瓷器在这一时期得到淋漓尽致体现。
亚历山德拉瓷器系列（图9），系1899-1903年制作。由于宫廷制瓷厂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比赛成绩不理想，但却得到了皇后的经常关怀和庇护。在当时的重要订单中，有两笔由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所订，即“亚历山德拉瓷”和“皇村瓷”。
亚力山德拉瓷系列上有皇后名字的画押字，盘敞口，平沿、浅腹。内底白釉，内壁蓝底描金开光内绘花鸟纹3组，中间以环草纹相连，口沿处饰金彩。此盘用油画的画法，施彩较厚，金彩颜色艳丽。胎质洁白细腻，纹饰描画工整，以花鸟纹样为主题，显示宫廷富贵奢华的特点。
开光纹饰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又称开窗，指的是将图案绘在圆形、方形或其他形状的轮廓中俗称“开光”，此法犹如古建筑上开窗见光，因此得名。这种技法可以使所表现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结 语」
纵观俄罗斯宫廷瓷器的中国元素，从最初全面仿制中国瓷器，到逐渐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注入俄罗斯精神和宗教内涵，同时大量使用金彩，融入俄罗斯崇尚的奢华纹饰，最终制造出符合俄罗斯审美和精神特点的“中俄合璧”瓷器的过程。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艺术品蕴涵中国文化“以器载道”的理念，在瓷器上表现尤为明显。清代流行“祥瑞”造型和纹饰的器物，通过“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精神内涵。
俄国人对此当然不知所云，由此俄国的能工巧匠在制造“中国风”时，势必会“只求形似，不求神似”。“‘中国风’”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带有明显的‘洋味’。他们所仿制的大量应用中国题材或体现中国风格的制品以及各种建筑装饰和园林设计，细细看来都是一些四不像的混合体，同真正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9]特别在使用功能上，俄国瓷器重装饰和陈设，而中国瓷器兼具陈设和实用。
总之，本文是希望探求和突出中俄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事实。这是借助大量留存于世，俄罗斯制造的“中国情趣”瓷器见证的中俄瓷文化交流。
引注：略
多丽梅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馆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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