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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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
反映古代朝鲜半岛的仓库制度，
与中国的仓库，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国木简在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
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的中介作用。
「引 言」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韩国境内相继出土了新罗、百济时期记有“椋”字的木简。关于韩国木简中的“椋”，韩国学者金昌锡、李镕贤等均认为其与仓库有关，它的发现有助于对新罗账簿编制过程和仓库管理方式进行深入理解。[1]
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指出有仓库含义的“椋”字最初起源于高句丽，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2]中国学术界对韩国木简的介绍和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对日、韩简牍学界热衷探讨的韩国木简的作用及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少有回应。[3]
近两年来笔者发表了《近年来韩国木简研究现状》、《中、韩贷食简研究》介绍了近五年来韩国木简的研究现状，并对中、韩贷食简进行了对比研究。[4]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的形制、内容为切入点，探讨“椋”的来源、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中国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及韩国木简在中、日所起的重要的中介作用。
「 韩国木简中的“椋” 」
1994年在庆尚北道庆州市皇南洞376号遗址出土了3枚木简，木简上没有纪年，根据其出土地以及出土遗物，发掘整理者认为其为统一新罗时代（668—901年）的木简[5]。其中1号木简长17.5cm，宽2cm，厚0.6cm，2号木简长4.4cm，宽1.7cm，厚0.6cm，这两枚木简上有清晰的文字。对1号木简的释读，研究者最先有分歧，如现场说明会材料中的释读为：
简内容发表后，韩国学者李镕贤、日本学者李成市进行了重新释读。仔细辨认图版，李镕贤先生的释读更为贴切：
而2号木简前后均有残断，仅残留三字“石又米”。李文又根据木简的形制和内容，认为2号木简能与1号缀合：
这是首次在韩半岛发现关于“椋”的木简。1号木简正面记载月日时间“五月廿六日，下载“食”、“下椋有”；背面载“仲椋有食廿二石”，其中第一个“”右中部“口”字中间的横笔清晰可辨，而“下椋”和“仲椋”中“口”字中间的横笔不好辨识，“椋”与“”应为同一字。从简牍透露的信息，“椋”可分为“椋”、“仲椋”和“下椋”三种，“仲椋有食廿二石”明确“椋”中储存着粮食。与它同处出土的2号木简载有“……石又米……”，也与“米”相关。
而根据李镕贤先生介绍，在这枚木简出土以东1.1公里的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带有“椋司”字迹的砚台（图一）[7]。除此之外，在全罗南道光州的武珍古城遗址出土了统一新罗时期写有“”字的瓦（图二）。[8]
以上是上世纪在韩国境内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的资料，可以看出“椋”与食物储存有关；有椋、仲椋、下椋的区分；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
2002年扶余博物馆在对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扶余陵山里寺址挖掘时，出土了一枚百济木简，其上载：
李炳镐在其文中已将“俅”改为“仲”。[10]从木简图版看，“俅”字确是“仲”的误释。由是可知，在百济时便有了“仲椋”这样的机构，内容上与“田”相关。与这一枚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题为“支药儿食米记”的四面觚：[11]
此枚木简的标题为“支药儿食米记”，第一、二面分别记载了支药儿八日的食米数目。此简的第三面和第四面为刮去原来字迹后被重复利用书写，因此此处讨论的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只限于第一、二面的内容。
“记”，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一种公文书名称。分为两类，一类是下官言事于上曰奏记，如《后汉书·崔骃传》载“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12]一类是上官下书于所属，亦称为记。如《汉书·赵广汉传》“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颜师古注云：“为书记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13]
秦汉简牍文书中常见“府记”、“官记”，对此汪桂海、李均明等先生有过研究，[14]李均明先生认为从秦汉简牍文书中绝大多数“记”未置年号年序，或仅署月序及日干支，有的甚至不署日期。二是大多未署具体的责任机构名称或责任人；三是未见起草人署名。[15]而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见“记”之公文书：
这支简记录了出钱给贷下隽吏未还一事，出钱给贷的凭证是“府三年八月廿四日丙子记”，此处的“府”即长沙郡太守府，“记”的前面虽未置年号却置年序，还署月序、日期及日干支，虽然没有“记”的内容，但从库“被府某日记”便将钱给贷与下隽吏来推测，此“记”文书中的内容也和给贷钱与某人用于某事有关。上简中的“记”也是上行于下的文书。[16]而从“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来分析，此处的“记”，变成了记录食米数目的账簿。
在八日的食米数量中，支药儿每日的食米数均不同，初日食四斗，二日食米四斗小升，三日食米四斗，五日食米三斗大升，六日食三斗大二升，七日食三斗大升二，八日食米四斗大，基本量在三斗大升二到四斗小升之间。
而根据笔者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廪给制度的研究，汉代边塞士兵合日食粟六升左右；曹魏时期，廪的日标准是五升；孙吴走马楼简所透露出来的数目为三升；西晋时期，廪给的数目从日食五升到七升；而南北朝时期军人的日食米为七升。[17]从百济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米数量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百济量制的大小与中国的不同；不过百济量制中分大小升，而中国量制中分大小石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另外，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廪给数目的简牍来看，记载的多为西北边塞地区的士兵或吏卒；而此枚四面觚中的支药儿可能也不是一般百姓，有可能是某机构的公职吏员。
无独有偶，2008年在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280-5号新建仓库工地内出土了6支百济木简，其中有2枚文字可以释读。[18]其中一枚简上部中间穿洞，二面均写有文字，下部残缺。
另一枚题简为“戊寅年六月中佐官贷食记”，此枚木简从发现之初就引起了韩、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孙焕一对“佐官贷食记”木简的分类体系与书体做了研究；李镕贤从“佐官贷食记”木简出发研究了百济贷食制；卢重国也研究了百济的救恤、赈贷政策与“佐官贷食记”木简；洪承佑还研究了“佐官贷食记”木简中所见百济的量制与贷食制；日本学者三上喜孝从日、韩两国出土的贷食简出发，对古代东亚的借贷制度也进行了研究。[21]现逮录简文如下：
这支简长29.1cm，宽3.8-4.2cm，厚0.4cm。百济时代“戊寅年”有威德王五年（558年）和武王17年（618年），从一同出土的陶器等来推断简文中的“戊寅年”可能是武王17年，618 年。
从木简记载的贷食人名、贷食粮食数目、归还的粮食数目(上*石)、未归还的粮食数目(未*石)来看，这枚木简是贷食人返还粮食后制作的账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上级行于下属或下行于上的文书“记”，在6-7世纪的百济木简中，就有了记录人名数目的账簿之意。从简文中五人的贷食米数目、交还米数目以及未交还米数目之间的关系，可见在百济的贷食中，民众需向贷食机构交纳50%的利息。
这枚简的上部有穿通的契口，与秦汉简牍中常见的“签牌”类似，笔者推测这枚标题为“戊寅年六月中佐官贷食记”的文书木简是系挂在交还贷食米的口袋之上，一起交给贷食的机构仓库的。这枚简与“外椋部铁”木简出土于同一个地方，“外椋部铁”木简中不仅记载有铁，还有绵，因此百济内官外椋部极有可能是王宫的仓库；由此笔者推测“佐官贷食记”的贷食机构与百济王宫的仓库有很大的联系，“佐官”也应是这一仓库的具体官职。[22]
以上是这个世纪出土的百济时期关于“椋”的木简，与它们一起出土的木简与“米”有关。从百济与新罗时期记有“椋”的木简内容看，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承继性，都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官府仓库系统。其中百济时期既有属于内官系统的外椋部，也存在归属不明的“仲椋”；新罗时期“椋”有仲椋、下椋之分。新罗时期，“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周书·百济传》中的“外掠部”实为百济时期的“外椋部”，“掠”字系传抄时的形近讹混。
「 “椋”的来源与流播 」
关于“椋”，《尔雅》“椋，即来。今椋材中车辋。”疏：“椋，即来”；释曰：“椋一名即来，郭云今椋材中车辋。”《本草唐本注》云：“叶似柿，两叶相当，子细圆，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木坚重，煮汁赤色。《尔雅》云椋即来是也。”[23]《说文解字》“椋即来也。从木京声。吕张切。”《汉印文字征》第六中有“椋”姓，“椋安国、椋始昌、椋五印”等。在汉代的文献中，椋为一种名叫“即来”的树木，也是姓氏，我们似乎看不到“椋”与仓库有关。那么，韩国木简中表仓库意义的“椋”来源于何处呢？
从建筑形态以及韩国出土带有“”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中国古代关于粮食储藏的建筑，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新石器时代在房屋遗址周围常有储存物品的窖穴遗迹，有一部分窖穴便是专门为贮藏粮食而挖的。著名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就发现了很多这种窖穴。以圆形袋状者最多,另有圆角长方形和口大底小的锅底形等几种类型。密集的分布在居住区内,和房屋交错在一起,发现有好几处里面有腐朽了的粮食。[29]
在郑州、辉县、邢台、其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墟的晚商遗址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几种形式,有的深达8至9米,窖壁垂直光滑,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墟发掘出来的窖穴,窖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得十分讲究。[30]《史记·殷本记》记载帝封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周武王攻下商的都城之后,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 [31]服虔曰：“钜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32]由此可见商时国家已经有了大型的粮仓。《诗经·周颂·良耜》中记载“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由此可见，周代已经在地面上修建了储存粮食的建筑。
囷，《说文》：“囷，廩之圆者。从禾在囗中。圆谓之囷，方谓之京”[39]，从建筑形制看，囷即圆仓也。《礼记月令》“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高注《吕氏春秋》曰：“修治囷仓，仲秋大内，谷当入也。圆曰囷，方曰仓。”[40]元代时“今贮谷圜，泥涂其内，草苫于上，谓之露者，即囷也。”（图三）[41]
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了最早圆形平底囷。它体呈圆筒形,出檐攒尖圆顶,底平圆或带有圈足,方形门开在上部檐下。[42]1955年在洛阳汉河南县城发掘出来地下圆囷,属于东汉的较多,而且面积大,多用砖砌。直径一般在3米以上。发现时残存高度最高的是1.72米。距当时地面深1.60米,推算其原来囷深约3米左右。由于在三个囷底中心各发现一柱础石,推测它有中心柱在堆积中还有从顶上倒下的瓦块,估计囷顶辅有瓦,是形如伞状的圆攒尖顶。
庾，《说文》，“水漕仓也”，“一曰仓无屋者”，注云“无屋无上覆者也”，《传》露积曰庾，《周语》野有庾积，《史记·文帝纪》发仓庾，胡广《汉官解诂》云在邑曰仓，在野曰庾；《释名》庾，裕也。言盈裕也，露积之言也，盈裕不可称受，所以露积之也。[43]
仓，《说文》释曰: “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 故谓之仓。从食省, 口象仓形。”[44]从出土的文字和实物材料看，“仓”的材料最为丰富。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可见，秦时中央所在的都城有仓,郡治、县治、乡亦有仓[45]。而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中有相当部分简文记录了仓的谷物出入簿，结合汉代的文献资料，可见汉代的仓廩体系包括首都长安的太仓、郡仓、县仓；西汉诸候王国也和中央一样设有太仓；若按功用分类，邵正坤将其分为漕仓、军仓、神仓、常平仓、代田仓五类[46]。
从考古发掘来看，汉代粮窖主要有长方体和圆缸体两种,大型粮仓如京师仓是地上、地下相结合的长方体建筑，小型粮仓由出土明器看，则两种都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在前室西壁,绘有一座高大的仓楼,檐前榜题“繁阳县仓”；还有“护乌桓校尉莫（幕）府谷仓”的题记（图四）,并有幕府仓的形象，重檐高楼，其底部有台基，楼的一层有门和气窗，二层为气楼。[47]
在简阳东汉石棺的右侧，刻有榜题为“大苍”的建筑物。大苍（仓）为干栏式建筑，底层离地面较高，便于通风防潮，房顶有通气窗。（图五）[48]
961年在河南省密县出土的打虎亭一号墓的南耳室南壁画像石上，也有一重檐之楼，为方形，规制讲究，楼底有矮柱，楼侧有梯，栏杆、晒台、气楼俱全，是大型重檐仓楼。[49]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不仅出现了中央的太仓（“大仓”），而且有地方的郡仓和冠以县名的县仓，如临湘仓、刘阳仓、重安仓、吴昌仓、安成仓、醴陵仓、永新仓等，还有冠以具体地名的醴陵漉浦仓、东部烝口仓和员口仓，以及目前性质比较模糊的三州仓、州中仓[50]，但惜未发现仓的建筑物。
1995年在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M37号西晋墓之西壁北侧的彩绘砖上，发现了仓廪图。《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将此图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题为“楼阁式仓廪”；下部之左，题为“进食”；下部之右，题为“牛、车”。[51]而根据马怡先生的研究，这是由一组彩绘砖共同构成的仓廪图[52]。画面上部是并排相连的两个楼阁式建筑，有瓦檐、栏杆；门的颜色为左灰右红，横闩在外，上有门关。画面中部似为四根立柱[53]，其间有两个以条砖搭垒的小洞，内置榖粟，[54]可知此楼阁式建筑确为粮仓。仓门的颜色不同，或表示所储之物不同。
《南齐书·魏虏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拓跋鲜卑在平城初期的城市布局,其中也论及到国家仓储：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55]
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市，考古队员发现了北魏的太仓粮窖遗址。在北魏地层圆缸形建筑周围和南面,均有许多柱础石,有规律围绕地下圆形建筑排列,还出土瓦当、板瓦、筒瓦等残块,我们推测这些建筑构件皆应与地下圆缸形粮窖遗迹有关,应当属于粮窖的地上建筑部分。学者从而进一步推定,当时这些粮仓的建筑结构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从粮仓南面一排从东到西的14个柱础看,这些粮仓的顶部有可能连在一起。[56]而唐代仓廩包含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六种仓。[57]从隋回洛仓、含嘉仓的考古资料看，隋唐时期大型粮仓也多采用这种地上、地下相结合的仓窖建筑。[58]
从建筑形制上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传世和出土资料表明，秦汉以来大型官府粮仓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小型粮仓多为楼阁式地上建筑。
关于朝鲜半岛上的仓库制度，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由此可见，桴京为高句丽民用仓库，为私仓，使用广泛，“家家自有”，但规模比较小。桴，《说文解字》“栋名”，《尔雅·释宫》“栋谓之桴”。注：“屋稳。”
成书于朝鲜王朝顺祖时期、由沈向奎、徐荣辅等编纂的《万机要览》之《财用编·诸仓》中追述高句丽时期的桴京，所引资料也从《三国志》而来，“公私蓄积，皆有仓库，盖自上古有之。而我东则高句丽时亦无大仓库，家家有小仓，名为桴京。见今京而有各司，各营之仓库。外而有自朝家命设之大仓及各邑之小仓，而至于各邑仓以其粜籴之所，邑皆有之。然其小者便同桴京。此不足书。故只就命设之大仓书之。”[59]朝鲜王朝时，各京邑、曹司均有仓库，而小仓和桴京相同。
在考古发现的壁画墓中，我们发现了关于“京”、“椋”的信息。安岳3号墓（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中出现了“京屋”（图六），由其前室墨书题记可知此墓主人逝于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墓主冬寿出身于辽东郡，生前曾官至前燕司马，后亡命至朝鲜半岛西北部。
在其墓室壁画上，“厨房的隔壁房子是个肉库，用四个铁钩挂着宰好了的一只全猪和其他牲口。用红字书写‘京屋’二字的笔划，现在已模糊不清了。屋脊上还坐着两只白鸟。”[60]壁画中这个“京屋”便是和存储食物有关的建筑。它的柱梁不是直接建在地上，而是建在台地上，前有台阶连接地面。根据赵俊杰的研究，安岳3号墓墓葬形制与辽阳地区汉魏晋壁画墓一脉相承。[61]而“京屋”的建筑形制和功用可能与前引《南齐书·魏虏传》中北魏“悬食瓦屋数十间”相类。
高句丽壁画墓之一的德兴里（平安南道南浦市江西区域德兴洞）古墓中，载有五世纪初信都县（河北省安平郡）名为“镇”的人的墓志铭[62]（图七）：
墓主“□镇”为内地流亡而来的官僚，墓主虽接受高句丽的册封，但其出身自幽州，在这个墓志铭中，与冬寿墓中奉东晋年号为正朔不同，“永乐”是高句丽广开土王使用的年号，永乐十八年为409年。赵俊杰认为此墓墓葬形态与壁画风格均有明显的汉系墓葬特征，其总体结构、壁画主题与敦煌、酒泉等地魏晋时期壁画墓有诸多相似之处。[64]在这个墓志铭中，出现了“食一”，这种搭配反映出“椋”字与食物储存有关。而在此处，出现了表示储存食物的建筑物“椋”。
在吉林集安县城西约4公里的麻线沟盆地北部的山谷发现的集安麻线沟1号墓中，其墓室壁画上也有干栏式仓廪建筑。根据发掘报告，“墓室东壁南端绘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南壁上绘有四阿顶的仓廪，系一干栏式建筑。领脊有两团左向飘飞的云朵，顶下有四根赭色楹柱，其上横向交加木头，组成栅栏式，中间有两块盾牌状物，底部则由六根赭色柱子支起，离开地面。东北地区农家的仓廪与此相同。在仓廪下部，绘有一赭色的器械，不辨为何物。”（图八）[65]此墓葬壁画未见墨书题记，墓主人和埋葬时间并不确定。
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墓的内容，对比研究认为此墓时间约为公元五世纪。[66]而报告中所谓“两块盾牌状物”有可能是为了通气而设置的窗户，而“赭色的器械”似为耕地犁田所用的犁铧。在建筑形制上，此处建筑与两汉壁画墓中出现的粮仓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底部均有立柱，这种干栏式建筑样式一脉相承。考虑到麻线沟一号墓和德兴里古墓的时间、地域因素以及两墓的壁画内容，笔者推测此处干栏式仓廪建筑有可能便是德兴里壁画题记中“食一”的“椋”。
另外，麻线沟一号墓中，“在北侧室西壁上部绘有两个梁架，皆有二赭色柱子上设三横梁，上承起脊鸱尾的青瓦顶。右梁架的展檐两端各停立一鸟，左梁架仅左边停一鸟。第三横梁上则挂似兽腿状物五。”（图九） [67]在构图形式上，集安麻线沟1号墓中梁架屋檐停立鸟，与安岳3号墓中“京屋”屋脊坐着两只白鸟相同；从建筑形态看，此“梁架”与“京屋”形态相类；从横梁上悬挂的似兽腿状物来看，其储藏功能也与京屋相同。
韩国学者认为，高句丽的“桴京”在书写时被简写为“椋”。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认为“椋”直接来源于高句丽的“桴京”一词，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68]
1972年在古照遗迹（松山市南江户4丁目），发掘出了屋梁、楼板、桩柱等建筑物的木材部件，在其上还可见斧头砍过的痕迹以及榫卯连接的结构，根据这些建筑部件，考古学家复原了古坟时代前期即4世纪时期的高床仓库（图十）[69]，这种仓库是最适合谷物和收获物的储藏，栏杆和隔板可以有效地防止害虫、老鼠的入侵，并能抵御湿气。而这个复原的高床仓库与麻线沟一号墓壁画墓中的干栏式仓廪建筑形态一致，也与近现代东北农村地区所建的“苞米楼子”相同。
日本出土的7世纪后期（天武天皇时期）的一枚木简记有“椋”，简文如下：
所谓“椋直”有可能是“椋”这个机构的办事人员。福冈县小郡市井上药师堂遗迹出土木简中载：
这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根据木简人名记载的特征，推断是7世纪时期的木简。其中“白日椋”为椋的名称，“稻遣人”为借贷后未交还借贷物的人，和屋代遗迹中87号木简中的“稻取人”相对。“本”即借贷的数目，借贷要偿还利息。
兵库县水上町山垣遗迹出土木简：
这也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椋”也是与借贷稻有关的机构。而这一点与孙吴时期仓直接贷食给吏民、百济双北里“外椋部”与“佐官贷食记”木简同时出土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椋”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未有仓库之意，而从词源、词义上考证，“椋”实来源于中国古代表仓廩之意的“京”。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传世和出土资料表明，秦汉以来的仓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这与韩国出土带有“”字的瓦片所揭示的椋的建筑形制相吻合。在四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京屋”，五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而在百济、新罗木简中，“椋”为仓库之意。这样的用法流传至日本列岛，因此我们在日本木简中也看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
「 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 」
二战之后，汉字在东亚各国间传播并被接受这一论题，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一个理论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1912-1995）为了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的地区，参考德语的“des chinesische schriftzeichen”和“Chinesischer Kulturkreis”，从而将其译成“汉字文化圈”。[72]其后，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他认为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五点，即以汉字为媒介，接受起源于中国的册封体制、儒教、汉译佛教以及律令制度的地域，将之命名为东亚文化圈，并对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要因进行的系统探究。[73]
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至今仍有重大影响，不过近年来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74]韩国学者金文京氏又提出“汉文文化圈”的概念[75]。最近李成市教授发表了《从韩国出土木简来看东亚世界论——以《论语》木简为中心》一文，以“东亚世界论”没有论及的书写材料竹简和木简为研究对象，对“东亚世界论”进行了“建设性的批评”，认为“文化传播接受、文化圏的形成，不应该忽视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的重要性。汉字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不是由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规定的，而是在邻接的局部地域间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在这些地域，中国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传播的。被选择接受的文化又重新被接受者施加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文化再次被邻接地域的集团选择性的吸收，又被施加了新的变化。”[76]
而在之前，李先生曾对于木简的传播过程有如下说明：中国大陆（Ａ）→朝鲜半岛（Ａ’→Ｂ）→日本列岛（Ｂ’→Ｃ）。[77]其中，Ａ’或者Ｂ’，揭示了接受者选择性的接受并促使了新的变化，由Ｂ自身产生出Ｃ那样的新的形态这一文化接受与变容的模式。
而李先生所言“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正是笔者着重关注的，尤其是简牍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在拙稿《中韩贷食简研究》中，笔者认为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百济的贷食制度与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贷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与百济和孙吴、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不仅仅是贷食制，在其他方面，如本文所论及的仓库制度上，这种联系也是不容割断的。
这种联系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郡之后，中国的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最为著名的便是在朝鲜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木牍和《论语》竹简。东汉末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分出乐浪郡南部设立带方郡，并为魏晋所承继。而自魏晋时期，尤其是永嘉之乱后，中原人士经辽东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国的文化再次带入。这一时期，中原处于简纸并用，虽然暂时没有这一时期的简牍出土，但是从出土的大量壁画墓的风格便可略见端倪。韩昇先生在论及南朝向百济的文化传播之前，也曾强调“百济和新罗的文化，早期深受乐浪和带方郡的影响”。[78]
另一方面是百济与中国各王朝的通使交流上。[79]西晋灭亡以后，中国中原大乱，东晋偏居江南。百济依然向东晋政权先后派遣了6批使节。而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所藏百济近肖古王赠送倭王的“七支刀”上有“泰和四年(369 年) ”的铭文，可知百济当在此前已奉东晋正朔。而东晋政权也向百济遣使2次。太元十一年（386年）夏四月，东晋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80]《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百济腆支王十二年( 416 年) ，“晋安帝遣使册命腆支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在与东晋王朝的通使过程中，百济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近肖古王三十年，即东晋宁康二年（374年）结束了“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的历史，立高兴为博士，以汉字为官方文字修撰百济国史《书记》。[81]
至刘宋朝,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刘宋建国当年，即永元初年（420年）七月戊戌，便进征东将军高句骊王高琏号为征东大将军，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号为镇东大将军。《宋书》卷九七《百济传》载景平二年( 424 年) 、元嘉七年( 430 年) 、元嘉二十七年( 450 年) 、大明元年( 457 年) 、大明二年( 458 年) 、泰始七年( 471 年) 百济皆遣使至建康进贡, 特别是元嘉二年( 425 年) 刘宋遣使百济“宣旨慰劳”后, 百济更是“每岁遣使奉表, 献方物”。其中文化交流的内容尤为丰富,元嘉二十七年( 450 年) 百济王除献方物外, 还上表求“《易林》、《式占》、腰弩, 太祖并与之。”[82]又《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百济》云百济“用宋《元嘉历》, 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元嘉历》为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创制, 元嘉二十二年( 445 年) 正式使用, 至梁天监八年( 509 年) 废止, 改行祖冲之《大明历》。而百济用宋《元嘉历》，说明其文化的脚步紧跟南朝。
萧齐时期，虽然百济受到高句丽的不断南侵而被迫南迁，但是百济也未中断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建元元年、永明二年、永明八年均遣使入齐。建武二年东城王牟大表求封拜高达、杨茂、会迈为太守时，也获齐明帝批准，萧齐政权还使兼谒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虎竹符四。[83]
梁普通二年( 521 年) 十一月, 余隆奉使遣表,次月被梁武帝诏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即百济历史上著名的武宁王。此时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至深，1971年7月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邑宋山里发掘了武宁王陵，从武宁王陵墓制结构、建筑方法到随葬器物，均可见百济与南朝极其密切的文化关系。[84]
古代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条”中载百济照古王通过和迩吉师王仁传送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给日本。虽然这个记载和事实幷不相符，因为若应神天皇实际存在的话，其时期大概在5世纪前半期，而直到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469-521年）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这和上述《千字文》在古代日本普及的时期不一致。但是从《千字文》由百济流传至日本，便可以看出百济和南朝之间在文化上有很深的交流，而且由于基本上每年百济都遣使前来，因此中原的文化、典籍很快便传入百济。《梁书》卷五四《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幷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85]在公州便出土了铭刻以“梁官瓦师”字样的砖。由此可以看出百济与南朝在儒学、历法、宗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友好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
从现存的文献统计，南北朝时期，百济共向南朝4个政权遣使27次，同时向北朝遣使有5次。与此同时，南朝向百济遣使4次，北朝北魏向百济遣使1次。经过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多次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经典以及医药、卜筮、占卜之术在百济社会广为流传。《周书》卷四九《异域·百济传》载：
“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然尤尚奕棋。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自晋、宋、齐、梁据江左，后魏宅中原，并遣使称藩，兼受封拜。”[86]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朝刚刚建立，百济威德王就遣使与隋通贡。隋朝虽国祚短促，但其间百济亦派遣使节达15次。进入唐代（618年始）， 百济几乎每年派遣使者，直至两国关系恶化而终止，共遣使35次。《旧唐书》卷一九九《百济传》载“百济国……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不仅中国的儒家典籍、诸子、史书已成为百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文书制度（表疏之法）也同样以中华王朝为范式。
百济在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不仅接受了南朝文化，而且消化吸收，丰富并并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从韩国出土的带有“椋”字木简、“支药儿食米记”中不仅看到中国仓库制度对它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百济量制以及在简纸并用时代文书所发生的变化。
百济一方面与南朝保持紧密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向东边的倭国进行文化传播。韩昇先生在论述南朝文化向东亚传播时，认为许多中国文物是通过百济传往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百济在沟通东亚国家和南朝关系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87]
而作为汉字的载体，木简在中、韩、日三国均有出土。从目前出土简牍资料的年代来看，以中国简牍为最早，日本木简最晚，韩国木简年代大约为公元6世纪前期至公元8世纪间，恰好介于二者之间。虽然韩国木简出土数量有限，但其时间、记录内容和形制表明在古代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韩国木简充当了交流媒介，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在韩国出土的百济、新罗时期带有“椋”字的木简上可窥见一斑。
原文刊登在《文史哲》2017年2期，文章原标题为《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的探讨》。
引注：略
注：文章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戴卫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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