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灰暗压抑的高中生活豁然亮堂起来了 |学生说

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吗？

且看学生怎么说

灰暗压抑的高中生活豁然亮堂起来了 

1999年毕业生  吴芳

茅老师又要出书了，嘱我这个已经在他所带毕业班毕业13个年头的学生写一篇大意为“我眼中的他”这样的小文。我在荣幸之余却颇感压力，我怕时年过多有些事情记得不够真切。

1998年，高三文理分班时，我厌弃了没玩没了枯燥乏味的数理化题海战术，选择了文科班，并被分到茅老师所带的班级。在新班级的第一次讲话时，茅老师似乎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想当班委的，请大家自告奉勇到他那里说一下。我自忖学业压力颇大，不敢自请。很意外的，茅老师竟“封”了我一个“小官”，并选我为政治课代表，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与教政治课的班主任茅老师有接触、沟通。多年后，当我自己已为人师时，我终于明白了茅老师的用心良苦。他当年的不经意，实则是在考量同学们的勇气和担当。虽则我心动但没有行动，虽则我胆怯但老师还是给我很大的机会。在一个新的环境，得到新的肯定，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第一学期期末，我被评为“三好学生”，这让我既颇感意外又大受鼓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高中阶段获得这个荣誉。在我的经验中，以往班主任总是倾向于“按成绩论英雄”。虽然在期末的考试（也是语数外三门会考）中，我是少数的几个得全A的，但是5门成绩（还有政治和历史）总分，还是让我心虚的。尤其是历史，让我无奈之极。

记得期中考试后，茅老师曾为我的历史成绩找我谈话。我当时找理由说，对历史老师上课“满堂灌”，满黑板的“历史背景”、“根本原因”、“历史教训”这样的上课方式感到索然无味。茅老师就告诉我几点，大致是：第一，目前来讲，只能学生适应老师；第二，警惕“短板效应”，高考是按总分录取的；第三，先应试，上了大学再找自己喜欢的历史书看，去探索历史的真相。

也许是那次谈话后我学习历史的态度有了改变，成绩也有了进步。总之，这个“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一直支撑着我考上了大学。高中毕业之际，茅老师送我一本书做纪念，是房龙的《宽容》。

省重点中学里强者如云，高手林立，一般的同学都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到了高三，这种压力更是到了白热化状态。然而我发现，我们班与隔壁班比起来，显得“散漫”很多。一下课，好多同学都站在走廊上谈笑。每当夜晚自习时，只要是茅老师值班，总有一些同学会去他办公室坐坐，有些在当时看来似乎就是“闲谈”。班上有个同学最喜欢跟茅老师激辩，他的口头禅是“为啥呢”，每每开始面红耳赤地跟茅老师争，然后就若有所思，到最后就可能心悦诚服了。而这些看起来比较散漫好辩的同学，无论后来有否考上大学，目前都有一份“好差事”，或在机关当差，或在学校为师，或为公司骨干，或为商场富贾。

茅老师的政治课总是让很多同学期待。年轻的他平和友善，幽默诙谐。上课时总是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在大多数同学眼里空洞乏味充满说教的政治课，在他的引导下总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有时茅老师会复印一些报刊时文、期刊文摘里的小短文，让我们或用学过的知识赏析品读，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评析。课堂的气氛时而因讨论而热烈，时而因深思而沉静。我们可以“离经叛道”地质疑教材中的观点，可以解构拆解所谓名家学者的经典语录。政治课上听得不过瘾，我们还有班会课；上课讨论不过瘾，我们还在周记上与之笔谈。我呢，还“假公济私”顶着课代表之名，趁着交作业之便，到茅老师办公室“闻道解惑”。灰暗压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因听茅老师的课而豁然亮堂起来了！

到了大学，当我们应付着听某些老师照本宣科炒着诸如“马哲毛概邓论”的冷饭之时，我常常怀念当时在茅老师的课上感受到的酣畅淋漓、痛快惬意。那年，当得知茅老师应邀去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个性的魅力》做嘉宾录节目，我深深为之自豪。

也许是受了茅老师的影响，这个当年被他认为“反应较快，但不够踏实”（至今想来还是振聋发聩！）的学生，如今也成了一名德育工作者。然而时至今日，对于德育工作我还是如履薄冰，难以像茅老师那样收放自如。我还需要老师对我不时指点一二。                             

                                      （2012年春于杭州西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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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心平气和当老师》一书，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看硬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