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I学术║在线教学如何重构规训与监控机制？陈霜叶教授与您探讨！

2020年春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线教学维持着数以亿计的大中小学生和教师们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对稳定学校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后，在线教学是完成了历史任务后“功成身退”还是“升级改造”后进入可持续性发展？

继“战疫中的课程思考”系列之后，课程所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在核心期刊《教育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对疫情下的在线教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能为后疫情时期及疫情以后在线教学的发展提供思考与借鉴。

今天，与您分享陈霜叶教授的

《停课不停学中的课程教学迷思与反思：

教育规训制度的视角》

▲陈霜叶 教授

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停课不停学中的课程教学迷思与反思：教育规训制度的视角
引用来源陈霜叶.停课不停学中的课程教学迷思与反思：教育规训制度的视角.教育科学.2020（3）：11-12

一、疫情的自然实验意义：

最大程度剥离了常态化学校的制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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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影响。面对日趋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世界各国的教育系统不约而同地选择关闭线下学校，把学校的课程与教学纷纷转移到互联网上。这意味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全球通用的“人人有学上”的义务教育学校制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首次出现了非常规中断与大规模关闭实体学校的情况。尽管这个情况不会一直持续，大部分学生也能采用线上的方式继续接受学校的教育，但目前这种大面积关闭学校的现状，事实上使得全球社会的教育制度一夜之间就真的出现了伊里奇（Ivan Illich）所提出的“去学校化（Deschooling）”状态。学生与老师不能去一个叫做“学校”的地点相聚，不能同在一个叫做“教室”的真实物理空间中面对面上课了。这次疫情触动的是学校化制度的现实性物理空间与实体社交空间基础。

受疫情影响的中国教育制度就像突然被推进了一个自然实验场景。未实验前，我们必须按时去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根据“课程表”的安排，在一个叫做“教室”的空间与老师面对面围绕某一个科目内容相互填满彼此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35或45分钟。这叫做去学校上学。一键进入实验模式，大家就像踏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学校和教室的空间都“消失”了。那学习怎么做呢？当疫情结束，我们还去那个叫做学校和教室的地方，但我们对学校、对学习的认识和思考会不会不一样？

新冠肺炎疫情恰恰以一种意外而残忍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极端对照的自然实验环境，以“变熟悉为陌生”（make familiar strange）的方式，完整剥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校制度形态，只留下了学生与教师,还有学校制度中的“核心技术”（core technology）——课程与教学。[1]因此，疫情中的全面在线教育表面上看是以技术平台“重建学校”，实际上是学生与教师群体如何在异步和异时空间中围绕课程与教学开展有意义、非现实接触的学习性和教育性交往。

二、疫情中全面转向在线教育的

课程教学“问题”与教育规训制度的显现

▲▲▲当常态化的教育制度形态被完全剥离之后，师生与课程教学关系背后的规训与监控（discipline and surveillance）的制度化权力并没有自然消解。这种制度化权力会随着教师与学生的教育角色关系迁移至在线教育平台，围绕课程与教学发生的教育工作关系的展开继续隐形地存在。当学生只能在家学习的时候，家庭中的协助者都可能被或多或少地卷入这种规训与监控的权力网路。1
“照搬线下课程表”与“打卡”的“问题”“停课不停学”政策出台以后，校外培训机构最先部署并实现“在家上学”。学而思、猿辅导、新东方等校外培训机构在2月初就在“学习强国”上以“整日分时分课的课程表”加上“师生在线直播”的形式实现“在家上学”。之后一些地区也逐渐上线学校课程（譬如高三、初三），而这些课程外化形式也是一张张与平时线下学校几乎一样的课程表安排。尽管有不少专家指出这种“照搬线下课程表”的方式浪费了在线教育允许异时异步的技术机会，但大量学校还是采用“课程表+直播”的形式开展在线教学。
从表面上看，这种复制与照搬的做法在应急教育回应时最便利；但从深层上而言，时间表就是一种控制的权力，时间背后对应的是被规定的行为表现与活动。[2]各类在线“打卡”（上课出席、交表格、交作业）就是在线工具支持的一种控制与监控。平时在学校的教室里，教师只要一眼扫过座位，即可知道谁到谁没到。但在线上，没有了这种面对面的直观在场，教师又要确保学生参与了这种活动，那么就会利用技术工具确认“虚拟在场”。

尽管教育部反复强调不能强制打卡，但“打卡”现象依然流行，甚至家长也被搅入其中。这也导致了“停课不停学”初期大量负面舆情的产生。有趣的是，近来加拿大孩子受不了谷歌教室，故意给它打差评妄想它下架，与中国学生故意给钉钉打差评如出一辙。这说明学生天然察觉到了这种在线教育工具带来的“约束”。在平时的学校环境里，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无法反抗；在这次完全不同的虚拟“教育空间”中他们可以尝试选择“逃避规训”。尽管这种逃避或者“反抗”是无效的，但是“差评”事件已经可以反映数字化规训与监控比线下更容易实施。“照搬线下课程表”与“打卡”的“问题”就是常规学校里的时间与活动控制的在线化与数字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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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不足”与“欠缺自主学习”的问题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学校正在复课，业界的研究者和机构都做了几个大型的调查，了解学生、教师和家长对网课的体验。例如2020年4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新冠疫情期间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在线教育认可度调查》（2377名中小学教师）、同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由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联合课题组发布的对华东、华中、华南等其他区域的大规模在线调查数据（7111名中小学教师），都显示了教师对在线教育中的“师生互动”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深度担忧。“停课不停学”期间，不少专家也针对这两方面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工具方法。这次“停课不停学”期间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确是教育应急之举。时间紧、专业准备不够、教师与学生对在线教育了解不充分，这些都可能导致“师生互动不足”与“欠缺自主学习”问题。但如果和平时的真实面对面课堂与学生学习情况相比，真的是平时师生互动做得比在线好吗？这两点为何在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中浮现为两大主要问题？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学生在平时的课堂中都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除了眼神的现场交互之外，大部分的师生互动都是以教师点名提问，学生获得教师允许之后起立回答这种形式实现的。如果学生没有按时交作业或者学习不认真，教师随时可以在教室或者学校的空间里督促学生。在面对面的师生关系中，学生逃不开教师具有的控制、监控的权力与权威。学生的肉身在现实的面对面关系中逃不掉、避不开教师在学校里的规训与监控权力。久而久之，学生的身体、思想和意志也就习惯或者臣服于这种“驯服”的力量。[3]当教师与学生同处于在线的虚拟空间中，教师无法以“眼神”和肉身在场“天然”震慑或者调控学生，学生也容易躲藏在镜头后面“享受着”不在场的“自由”，逃避来自教师的同场权力感。因此，从教育规训制度的角度，“师生互动”与“自主学习”问题的背后恰恰是在线教育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场景；教师与学生肉身同时同步在场的原有规训与监控机制被弱化，教师担忧的是学生在线是否听讲、是否脑力投入、是否能在没有教师震慑的情况下自我约束。

恰恰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常规的中国学校课堂中学生是不是太乖、太听话、太驯服了？教师对大班课堂的良好控制是否释放了理想的师生互动机会？在平时的课堂与教师引导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否真正被强调？

当全国学校全面复课的时候，希望教师、校长与研究人员不要忽略了这两个宝贵的问题。希望不要只是寻求技术解决方案，而放弃了思考常态常规中如何不让隐形的规训与监控制约了有意义的师生互动和学生自主发展。

三、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将毫无悬念地开启全球教育体系的大变局。中国学校已经在大规模在线教育、混合式学习上进行了全球最大的教育实验。虽然疫情期间在线网课也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可以预见，中国教育体系在智能化、平台化、在线技术、学生个性化学习等方面，如果设计引导恰当，会大概率领跑世界。这就像中国的在线支付技术、快递物流等行业经验对世界的意义一样。此次疫情也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观察与反思课程应对的机会。疫情中的教育应急策略就像镜子，能照出常态与非常态下的诸多特点和隐形机制。课程与教学背后的规训与监控的制度化权力就是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尽管前述分析是从看似有点“暗黑”的规训与监控权力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必须要承认教育机构中的规训服从与自律配合是一体两面。中国学校的班级通常是35~55人的大班，如果减少控制和规训，那么这种班额基数上的管理和有效教学实在难以很好进行。在中国还不承认在家学习是履行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的情况下，每个实体学校和课堂还将继续容纳全国所有学龄人口。学校组织和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被内置了这套规训的权力技术。复课之后，当在线教育与数字化学习更多地进入学校常规课程与教学中，希望学校更能成为一个激发个人潜力的学习型共同体和饱含关爱的公共空间。学校与教室能更多地训练学生的自律、创造与主动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控制、规训与监控。后疫情时期，当在线教育模式更多融入线下课程、课堂与教学时，新的混合教育制度需要超越技术的视角，重构制度中的规训与监控机制，以更专业的课程与教学设计给学生和学习赋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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