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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茶
编辑｜渡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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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去 （中）
从美领馆回来，当然立刻就去电美国托办银行证明的事。
想来那时美国也是很乌龙的，我人都没到美国，却要开个有我名字的帐号！开帐号要社会安全号码，身份证等，要开办独立帐号，显然办不下来。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是这招：和人在美国共开一帐号，作为一个银行帐号里的共同拥有者开个户头，存钱进去，让银行出具存款证明时，只写你的名字就可以的。这些具体的事儿于我而言，只能望天了。
当时UI 一年的学费是近八千美元。
那时的酒店，好像不好挂美国长途的，我就由阿红领着，到酒店附近的一个挺大的邮电局往美国挂电话。那时打到美国的电话一分钟几块钱，我没钱，只能打对方付款的电话。填单之后，要交点押金，然后坐着等，总归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接通，然后告你到那个小房间里去接听电话。
我将签证的情况通报了原子他们和甲等。甲就在我UI 所在地去帮开帐户了，好像是一位中国女孩子代我去签的字。说办好后用国际快递传到五羊城酒店，大概得要一周时间。正好这期间美领馆也放假，到它再开馆，我就可以再去了。
在等存款证明的那一周，我没事就跟阿红出去逛街。我特别喜欢阿红领我去吃的那些大排档里的煲仔饭，还记得风味茄子煲，腊味煲，都非常够味儿，真是百吃不厌，特别是在冬天里。广东人也吃很多米粉，肠粉，可他们的米跟广西的米很不一样，所以那汤河粉的质感在我看来是不好，没有点韧劲儿，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冬天夜里，还去吃炖甜品。五羊城酒店在闹市区，小街巷里很多大排档的摊位，热闹非凡。有时阿光也领我去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家里吃饭。
记得那家人住在深深的巷里，典型的广州人家的天井，青石的老屋。那个太太好像是不工作的，天天在家煲汤做饭，她家男主人跟阿光合作，相处像家人一样，他们跟着阿光“表姐”长“表姐”短地叫我，做的饭非常好吃。后来他们家里那个跟阿光跑进跑出的儿子去了澳洲，又说澳洲很不好混，再又回了国。
我还跟春宁去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她朋友家。春宁从小生活在中国新闻图片社广西分社的院子里，那家人是她父母的朋友，我们在那儿还吃了饭。珠影过去是个好厂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一些电影，象《大浪淘沙》等等。它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想来也是因过去交通不便，现在连顺德都感觉在郊区了，所以珠影该不很远的），占地很大。
春宁的签证签下了，但要领到签证，还要等十来天。她开始想念她的儿子，就说想先回家了，让我到时帮她领签证带回南宁。我应下。她就收拾了回家去了。
我还去了在仲恺农大的唐阿姨家。唐阿姨跟我老妈在一个教研室里共事几十年，是看着我长大的。她当时调到广州不久，在那儿当系主任。唐阿姨有两个女儿，进和鸣。进在广西医科大毕业，在当医师，非常斯文。鸣则念的是艺术学院，学的是钢琴。鸣是为高考才学的琴。
唐阿姨在南宁时，和我来往密切的中小学的同学阿文住她家楼下。阿文老爸是院长，满脑子想的是送阿文去美国，所以阿文跟着当英文老师的老妈狂K 英文；而鸣在恶补钢琴。阿文后来去了日本；而鸣呢，考上了艺术学院师范艺术系。我去唐阿姨家时，鸣也跟着调到广州，在老妈那个学院的团委工作；而进则留在南宁，在广西人民医院当医生。她们两姐妹向来都很时髦，特别是鸣。
唐阿姨和先生郭伯伯见到我很高兴，正好老妈他们的老同事，去了香港的陈叔叔那日也到广州，我们在唐阿姨家碰上，一起吃饭聊天。很开心。他们说，日子过得真是快啊，孩子们一下都这么大了，你都要去美国了！
唐阿姨的哥哥是台湾空军里的一个将军，当时已联系上，说是想那侄女儿马上要才德国来看看。我小时，总是见唐阿姨跟我的好友阿康的妈妈在学院的牧场里放养水牛，有时我也跟阿康去找她妈妈。我很怕动物，总是离得远远的，后来在美国，有一次我谈到我怕动物，对狗，猫，猪，牛，马，都很怕，阿康很淡地说一句：我根本不怕。我心下一酸，小时候，她常陪她妈妈放牛呢，怎么会怕呢？
阿康的妈妈是金陵女大毕业的国民党员，阿康的爸爸在文革中自杀。她妈妈拖着三个幼女，真是可怜。唐阿姨呢，老哥在台湾也罢了，关键是她跟建国初期一件轰动全国的匪特案有牵连！那时刚解放，局面很乱。唐阿姨在上海的姐姐，将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到广西来找唐阿姨。那个人却是个男扮女装的流窜的“国民党特务”！特务在南宁时，在唐阿姨家住了好些日子，唐阿姨说，他老穿着旗袍，领子很高的，根本没看出是个男人！ 特务要去桂林时，唐阿姨又将她介绍给在桂林的妹妹。特务后来被抓了，说是全国新闻，好像文革后还有作品写过那个故事的。唐阿姨算是收藏过特务的，文革中当然过不了关，真的放了几年牛呢。
和唐阿姨郭伯伯及进合影
唐阿姨前几年因病去世了。我母亲去世那年，她正好回南宁养病，住在静家。静的家离我父母最后住的地方很近。唐阿姨来家里看望我们，她告诉我，我母亲几乎每天都散步过去她那儿聊天说话的啊！她在我准备回美前，请我到静家跟他们全家吃了顿饭。唐阿姨说，你妈妈走得太突然了！她指着厅里的一张小凳子，说，她一来，就坐在那儿的。我听得说不出话来。唐阿姨那时自己刚做了手术，看上去恢复得不错的。我还保留着我们的合影，没想到，唐阿姨后来也走了。
我回想这些往事，还记得唐阿姨说着一口标准好听的桂林话，在她广州的家里谈笑风声的样子。我也有一张我们那日在唐阿姨广州家中的合影。二十年过去了，唉。
那段时间，阿光用他那该让乃宁羡慕的摩托车，载着我去了一趟华南植物园---那是我要求的。我非常喜欢那个亚热带风情浓郁的植物园。
我们一路出城。去华南植物园要过广州的银河公墓的。我是很喜欢坐摩托的，人就在风里，跟自然是一体的。银河公墓那一带是广州殡仪馆所在地，很是热闹。我知道萧红墓在那儿，多年来一直想去看看，跟乃宁也提过的，可没人愿意陪我去，在他们，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当我坐在阿光的摩托车尾上掠过银河公墓时，我看到了侧边安静冷清的铁门后的墓地，我想，萧红墓大概就在这边了，但我也没开口让阿光停下---就是感觉不是该跟阿光他们这样的人去看萧红的。
我的银行存款证明果然在一周后收到。就一页纸。我看到，上面的存款数目是八千多美元。我拿到它，第二日就去往东方宾馆。又重复一次，交表递表。这回多了上次大胡子给我的申请表的副联，要补的材料等都写在上面，所以一进去，将存款证明一递，啪啪，那个签证官---当然不是大胡子了，将大印敲了几下，就让我去交钱了！
签证费好像是八十元。我到交款处交了钱，哈哈，大功告成! 签证要在十天后来去。
走出签证大厅，我想，说去就要去了！我真的就要去美国啦！这也没想象的传说的那么难嘛！
出了东方宾馆，我就上了公车，去往离那儿比较近的广州火车站，因我记得那儿有个很大的邮电大楼，我要去那儿打电话去美国报告签证结果。
火车站前的那个邮电大楼很大很新，人潮汹涌。我填好表，在那儿等着，忽然，就有人在我身后拍了我一下，我转头看去，是我大学同班的同学阿泉！！
他乡遇故知啊！一个劲儿地傻笑。他和女朋友在去往深圳的路途中。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女友。其实我之前已听说她是华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是桂林人。那个女友眉眼非常细致，好看的，但是表情很淡，很有距离感，一看就比我们成熟的。她的年纪比阿泉大很多岁，非常能干，阿泉对她是言听计从，做牛做马。可是她对阿泉好凶啊---当然是听别人讲的。阿泉怎么努力，她都不能满意。她后来做得非常好，就跟阿泉离了婚。我去年秋天到珠海跟同学们聚会，阿泉都没来—他曾在珠海生活过的。听说他过得不是很开心。
可二十年前，大家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热恋中奔向前方，哪里知道二十年后各自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时，我看到阿泉跟他的女友在一起，很好看的呢! 他笑得那么甜，那么开心的。
阿泉问了我住在那儿，说要将借我的八十元钱给我送去---- 他之前曾给我电话，说他在南宁学习的表妹的好友出了车祸，有点麻烦，需要八十元钱，他从桂林寄的话，就太慢了，让我帮给他表妹送钱去救急。我回家马上就跟我老爸报告了---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老爸听了二话没说，拉开抽屉就给了我八十元，让我快点给人家送去。我按阿泉讲的地址，找到他表妹。小妹说她的朋友骑车撞了人，那人伤了，要她朋友陪钱，要不摆不平。我看那小妹紧张得不行，就让她快点拿钱去给人家吧。
阿泉在碰到我的第二天，就将钱送到酒店了。我那时不在，他将钱留给那里的人。去年我在珠海，听到他们说阿泉借了朋友的钱也没还等等，我在想，或许他如今真的很有难处了？我愿意他是过得开心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多活泼的一个小伙子啊。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一月考TOEFL 的事，我给家里挂了电话，老妈说那你先回来吧，到时我去趟广州，帮你取签证就是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父母了，那时并不觉得这有甚么不妥。我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回南宁了。
我是乘飞机回去的，那时广州飞南宁的机票好像是六十元（曾经是四十元）。我很讨厌坐飞机，要晕机呕吐的。可是想到从广州到南宁只用飞五十分钟，就忍下了。飞机在傍晚起飞。整个白天，广州的天空电闪雷鸣，到了下午四五点后，开始放晴。阿红他们叫了出租车，一路将我送去白云机场。
巧的是，我在飞机上的邻座是一对北方口音的老夫妇。他们跟我聊起来，说是广西公安厅的。老爸刚到广西时，就在公安厅做事，我就提了老爸，想他们都是前后南下的那批人吧。夫妇俩都笑起来，说原来你是他的女儿啊！ 到了吴圩机场，他们一定要我跟来接他们的车一起进城，并将我直送到家门口。我回到家中，告诉老爸我碰到的这对夫妇，老爸笑说那是公安厅的X （秦？，忘了）副厅长嘛。
不知他们如今可好?
TOEFL 考试是在1989年1月，春节前考的。考场在广西大学里,我碰到很多熟人，我那教室里监考的那位外文系的年轻男老师我也认识的，我在他的班上学过“阅读理解”。听说他如今也在美国了。也许是广西人出来得比较少的缘故，在美国碰到的广西出来的人，几乎彼此都是认识的，大多就是那几所大专院校里出来的。就算不直接认识，也是都有共同朋友的。
在美国的第一个春天
UI 行政楼前
我的成绩是到了UI 才从学校的档案里查到的，没有考得我期待的那么好，但也大大超过了学校要求，我就不需再考，或去补习英文了。我达到了“条件”，那张I-20表，就由“有条件录取”变成了“无条件录取”---我的其它条件在之前已满足了。这样，我就成为UI 的正式学生了。
在南宁过了我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从那时起，到如今，整整有二十年，我不曾再在中国过过农历新年。那清晰的一刀，就切在1989的春天。
大前年冬天我在上海，夜里冒着寒风在外滩瞎窜，一个老哥指着浦东的高楼大厦对我说，他当年在外滩边上班，中午常跟同事出来乱逛，他们看着江对岸浦东的农田，说：如果有一天，光伟正能让对岸也变成象外滩这样繁华，我TMD就……就甚么？跳黄浦江？还是死心塌地忠于它？……老哥没说，只是转了话题，说，你看，怪胎，它竟也能干出这。我看着江对岸的红红绿绿，没有感觉。我不记得一九八九年二月的浦东长什么样子。二月的上海淫雨霏霏。我看外滩的楼，似曾相识。广州沙面？武汉江汉关兰陵路一带？并没有感觉很新鲜。我那时到外滩，是奔波着到中国银行去要按配额换出一些美元。我好像在南宁换了一些的，是不是走后门了？没在护照上盖章，这样，我还可以多换点？具体细节忘了。反正比起那些怀揣二三十美元去美国的故事，我稍好一点，好像是带了四百多美元。那时是四点七人民币对一美元？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奖金，可到近百元？我有点积蓄，加老爸赞助的钱，就换得那么多。上海各处到处都是灰白色，还是很朴素的。人们的衣着也是老派的，还是灰或蓝。当时间倒远，我们竟说，我们是怀念那种时代的，这里面真实复杂的感情啊。我是坐火车到上海的。七十九次普快，到今天还是这趟车来往于南宁-上海之间。父亲没有将我送远。关于这一天，我在《幽幽的桂香》里有过记写：“我离家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说很多的话，他走在来给我送行的我的朋友们中间，我以为他是要和我们一块儿到火车站的，可到了接近街道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微笑着，作了个手势，凭着我们父女极深的相知，我明白他送我就是送到这里了，而他的那种手势，我想就是“走吧！好好地走吧！”那样的祝福。我也站下来，回头朝他笑，那时的父亲显得是那么年轻、挺拔，他另一只手潇洒地夹着一只烟，脸上慈祥的笑意里有一股淡定沉着的安然，他的身后是一棵不很高大的桂树，它墨绿的枝叶反衬着更远处的一堵红墙，还有父亲那身挺刮的衣装。我也回应着朝他招手，我们就那样隔着距离彼此对望了一会儿，然后是我调头，给父亲留下了他心爱的女儿远行离家的背影。八年的时光逝如白驹过隙，那样父女分别的场景就这样镶嵌在了记忆的画版上，愈久弥新。”
那日到车站送我的朋友记得有华华，小燕，专门从北海赶来的苏，阿文和她新婚的丈夫龙等（今日，华华在多伦多；小燕还在南宁，在大学里教物理化学；苏在硅谷；阿文在日本留学后回国，在广东中山工作，她和当年爱得要死要活的龙早已离婚；龙如今在加拿大）。别的朋友们已经吃过饭，道过别了。我上车了，她们开始哭。我忍住没有哭出来。当车子开出车站，我的眼泪才流出来。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城市之外连续地生活过一个月以上。现在，我就要出远门了，那么远，我是有点怕的。我最后一次坐火车进出南宁，大概是十几年前了。如今为了方便，我若在广西境内跑，都是去坐那种十五分钟发一趟车的大巴。我不知如今从南宁火车站出去，车窗外是怎样的景观了。我正式向南宁告别的那个1989年的春天，我看到的是很多五六层的大板房，友爱路郁郁葱葱的芒果树，远处南棉的厂房，转过去，人民公园的山，山顶上广西电视台高耸的天线塔，我看着它，笑笑。我们过去常去住在那天线塔下的楼里的阿江那儿玩，有时叫不开大门，就翻墙的。青年男女，在那广西电视台的机房重地里炒菜，聊天，鬼混。阿江和那个大帅哥小袁住在一间巨大的屋里，他们的蚊帐永远都是下垂的状态。小袁那时跟台里的一个女孩谈恋爱，就老不回来的。那个水磨石地面的大屋里，总是人来人往。有一个中秋，我们在那间阔大的房间里举行过大型舞会，楼下停满了自行车，来了那么多的俊男美女，想来是违规的。那是多么美好的夜晚啊，天上一轮明月，脚下万家灯火--这里是南宁的制高点。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年轻。我第一次看到阿伟的舞姿，那么儒雅迷人---我如今回去还会去看他和阿柯，那时阿柯是他的女友。而去年，他们拿个英气逼人的儿子已经上大学去了，阿柯呢，捧着大罐的零食幸福地坐在电视机前，跟我说笑。阿伟做得非常好，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好，只是再不跳舞了。阿江呢，听说去了北京，我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十年前了，他还是那么瘦，那么高，还是有点天真，让人看到竟有点难过。没想到的是，在我修订这稿的时候，他竟已经永别人世。愿他安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在那日就此正式别过了。再见，就都已到中年。茹姐跟我一起去的上海。她在柳州站上车，我们一起换到了卧铺车厢。到了上海，去找一个先生在民航工作的大姐，请她先生帮买去美国的机票。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预定，你如果打民航的电话，永远没有人接，或忙音。一周只两班飞机飞美国。你必须找关系。
上海在那之前，于我一直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母亲的同事、朋友每年回上海探亲，或出差，母亲都会给她们一个单子，那时的人真有空，真的都给你去采购的。有丁字皮鞋，翻毛皮鞋，锈花羊毛衫，花型漂亮的的确良布料，中长纤维的格子成衣；漂亮的塑料凉鞋；五香蚕豆，肉松，大白兔奶糖，果香型橡皮擦，神气的有磁铁扣的文具盒……后来到我自己也有这个习惯，只要有人去上海，我就会让人给买衣鞋，包什么的。直到八十年代，我开始跑广州，觉得上海捎来的东西已经不够时髦。广州舶来的货质地比不过上海的，但那款式，那花型，样样都代表着另外一个世界。我坐火车去广州；坐船去广州；坐飞机去广州。在那里度暑假、实习，等签证。广州有高第街，到处是香港货；广州的男孩女孩个个想出国，挣钱。我住在中山医女生宿舍里过暑假，听那些未来的女医生们一大早起来就在朗读英语，她们都说，我们要去美国—为了更好的生活，她们目标明确。
火车进站的速度慢下来，我趴在窗口等不及要看那个物质的上海。雨中成片的平房，灰的，黑灰的，木的，棕色的，棕黑的，一片一片，平常百姓的家居生活从一扇扇窗里招摇着衣裤向我致意，跟我的城市看不出区别。视野里，远处有一些楼。不高，更不现代──我在拿它们跟我看过的广州的比。原来上海是这个样子的呀，我想。很好奇。那个我们去找的大姐好像在中一百上班。她早年在广西工作过，所以认识茹姐。她很热情，让我们放心，因我们来之前已来给过她信，她已安排。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国民航经洛杉玑入境，转飞旧金山，再转飞华盛顿州的斯波坎。机票两千多元人民币。我一穷二白，老爸赞助了我，那时他在弄律师事务所,该是万元户：）他说：这钱你以后得还啊。拿到机票，找到一个小邮局给父母挂长途电话报告离境日程。母亲接的电话，说，知道了，一路小心。她从头到尾，没有表示过对我的不舍。年轻人，要出去闯，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他们对我讲的话。又给美国方面发电报，天啊，那时竟想发电报到美国！一想不对，又转而挂对方付款电话。机票搞定，离起飞还有三天，可以购物去了。我那时住在延安路一家离民航大楼很近的小旅馆里，是朋友介绍的。他们出国前到上海，就住那儿，说是离民航近，跑机票方便。那好像是个街道办的旅馆？还有地下室，是防空洞里改建出来的。我手里有好些个父母的同事朋友叔叔阿姨给写的介绍信，让我如果有事，可去找他们在上海的亲朋戚友，中国人就这样，一出门就想到投亲靠友的，这些都是那些叔叔阿姨主动提供的。记得其中一位还是牧师呢。我那时没这根弦，要不真该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中国牧师是怎样的。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年轻母亲，也给了我她在上海的联系方法的。她是从柳州上车的，带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八岁小女孩。我很快发现，那女孩是个哑巴，说是小时用药弄坏了。那母亲说，她们家里是上海支边到广西的，在柳州的工厂里。她们的亲戚都在上海，常来常往的。小姑娘的爸爸在小姑娘两岁多时就到美国探姑妈去了，从此就留在美国。那母亲说，孩子爸常来信，说在打工，很辛苦，但他的动力就是有一天将女儿接出去，到美国治病。那爸爸相信美国能治好她的。如今那女孩该好大了，不知际遇如何。爸爸接她来美了了吗？病治好了吗？那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啊。买完票，换到四百多美元收好。剩下千来元人民币，我决定在上海花光它。同去的茹姐说，那就去淮海路吧。我走上南京路的天桥，下面黑黑的全是人头！根本看不到水泥地，那么多黑黑的人头！我呆住了。他们都从哪里来？都在干什么？他们肯定都是我这样的乡下人，都说上海人是不大到南京路买东西的。我进商店去，给人挤出来，连柜台都接近不到。我想我过去真不懂事，让人家到上海给我买东西！她们都受的这种罪吗？我离家的时候，买了两个箱子，里面装了一点书，其它都是衣物。我带的书不多，却有一本<<徐志摩选集>>，那时深爱志摩。我不是去沙漠，但是舍不得漂亮的衣裳。那时我穿蝙蝠衫(去秋今冬美国又流行起来)；酷爱高跟鞋(我今天还不喜平跟鞋)；长裙，短群，A型的，连衣的，红的，绿的，黄的。不停地换发卡；总而言之，烧包，全是跟华华学的。装了一大箱。我的那只软皮的大箱子至今还留着。他们告诉我最好弄个罩子，要不软尼龙面会给勾烂的，华华帮我弄来很长一匹那种做工作服的布，我母亲为我车缝了一个罩子，我至今也将它好好地收着，那已成了纪念。我到淮海路买羊毛衫，买全毛的裙装，买皮鞋，买风衣，买丝巾，手套，毛巾被，小礼品。到走的时候，箱里塞下新旧毛衣十几件，新皮鞋四五双，在广州买的牛仔裤、波鞋，羽绒服等等等，看得茹姐目瞪口呆。后来到了美国，让朴素的中国同学看到我整日花里胡哨的样子，竟不时撞过来开玩笑说：你是来上学的吗？：（那时的淮海路都是小小的店家，一家接一家，门面不大，店子大多很深。二月的上海一直阴雨，店里亮着暗暗的日光灯。物质是很丰富的，像我心中的上海。全是国货，多还是沪产国货，质量是实打实的好。我有一件深红锈花的纯羊毛衫至今留着，看着仍象新的一样。那时四十多元买的。皮鞋的款式非常多。我买了乳白的，黑的，和紫红的。价钱都在三十到三十六七元间。我并没有找到去沙漠的感觉，却把老爸赞助的钱挥霍一空。如果我不出国，按当时的趋势，大概很快就会变成啃老族L我去上海前，了解情况的人都说，要换全国粮票去，那里小吃店都要粮票的。我已经很久很久不用粮票了，在我们那儿，你多付一点钱，所谓议价粮到处都买得到了，副食品都不用票了。但八九年的上海还要票。他们竟还有半两的粮票。我用全国粮票去买饭买小吃。吃当时是不重要的。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跑得太多。我病了，发烧，头晕，呕吐。茹姐给我喝水，吃药，顶到第二天，烧还不退，吃不下东西。马上就要上飞机了，我去一个区级医院挂急诊，看病的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医生。我说要不要吊针？她说不用。我就坚持要吊针，因为第二天就要起飞了，我浑身无力，头重脚轻，真怕耽误了行程，如果走不了，改个机票，天晓得又有多少麻烦。年轻的女医生翻翻白眼，就开了点药，说回去多喝水，休息就行了。我回到旅馆，又是一番呕吐，吐完了，休息了一下，突然非常想喝杯糖水。茹姐出门办事了。我慢慢摸着走到旅馆外的街边的小卖部，想买一两白糖。人家说，要票！我说我粮票有的，可糖票没有，我买议价的吧，我是外地来的，生病了，很想喝一杯糖水。卖东西的人说，没糖票不好卖的。我走回旅馆，转到后面的食堂，问那里的师傅，可不可给我一勺白糖？他说不行！出去小卖部买吧！我说去了，我没有糖票，人家不卖。我又说我就是病了，特别想喝一杯糖水，我跟你买。他用纸折了一个小斗，舀了小小的一勺糖，说三毛钱！我给了他三毛钱.那个时候，在南宁，白糖随便买，一斤七毛钱.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上海。她开放的程度远远比南方滞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二月十七日那天一早就叫了出租车去虹桥机场。茹姐送我去的。虹桥机场朴素无华，我排队过关，向茹姐招手道别。旁边有一家父母在送一个男孩子。那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以她的年纪，这个儿子一定是生得很晚的。她过来跟我说，希望我路上帮照顾她的儿子，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我点点头，却没有告诉她，我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啊。飞机腾空而起时，我看了一眼雨云下的上海。我没想到我竟然流泪了，我想，我这就走了啊。旁边的男生也在哭。他是同济二年级的学生，退学去加大戴维斯分校。在一九八九年，我不读书，不看报，不学马列，深陷在无尽的青春问题中，慵懒，忧郁，厌世。一九八九年，后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那个早春，我后来认识的那么多朋友，都开始卷入，可我却与“我”之外的一切无所关联.“我”在那个时候，是我前行的道路中，在前方吸引着我所有注意力的一个路牌。我在1989年的早春忽然得到机会踹了它一脚，它应声倒下的时候，我寻到了去往新大陆的那扇门。我当年亲密的友人们大多在那之前都离开了中国，我期待跟他们重聚。奋强那时甚至说：如果人间有天堂，美国就是天堂。我其实并不信这样的话。但美国在一九八九年成了一根稻草，我抓住了它。
很多年后，我听陈丹青兄说，感谢美国包容他于无形。就是这个意思，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意思。在我人生陷入低潮的时刻，我选择了美国。美国也选择了我---在我两手空空，连正式的入学录取通知书都没有的时候，它的广州总领馆向我发放了去往美国的通行证。它确实包容我于无形，让我获得了过一种全新生活的机会，平安度过最危险的青葱岁月，变成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在感谢所有我该感谢的人之外，我真诚地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 刊 发于《山花》杂志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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