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学管理，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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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平原

去年四月，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谈中国大学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年—1937年；再就是1998年—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当代中国大学公平发展的步履与生机》，《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

最近这些年，我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谈及中国大学充满张力的“既乱七八糟，又生气淋漓”的有趣局面——国家投入剧增，科研项目林立，奖励繁多，人才辈出，但显得有些虚胖，管理上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我有点担心，如此“万马奔腾”的局面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

对于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因投资剧增而办学条件迅速改善，我持充分肯定的态度。

但这四大工程（“211”，“985”，2011计划，两个一流）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211”。

“211”工程最初的设想，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央及地方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不要追问何为“世界一流”，反正在原有基础上“大有长进”就行了。

“211”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是大好事”（参见陈平原《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2015年3月27日《文汇报》）。

因此，在我看来，最佳方策是落实当初的承诺，“成熟一批吸取一批”，兼顾公平与效率，用增量办法来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

抛弃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211”工程，对于那些就缺临门一脚的大学来说，固然是严重挫伤；更可惜的是，无法借此调整中国大学布局，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依我之见，这四大工程中，“211”属于“雪中送炭”，其他三项均为“锦上添花”。

改造并推进“211”工程，让更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已大有长进的大学入列，可扩展优质教育的资源。若一味“优中选优”，对于若干名牌大学来说，确实大有好处，但这种类似“奥运金牌战略”的发展思路，不利于中国大学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回头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么大；如此三六九等，若彻底凝固化，绝非好兆头。

我并没有说全国两千多所大学应该迈开腿齐步走，只是希望给那些有雄心、肯努力的大学提供上进的空间。

从1995年公布第一批15所“211”大学，到2008年底第四批5所“211”大学新鲜出炉，短短十几年间，各大学都铆足了劲，在争创“211”的道路上快马加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可惜的是，闸门哐当一声落下，不少信心十足且准备充分的大学，从此被拦在了大门外。

既然“211”已经成为很好的教育品牌与评价指标，为什么就只能局限在112所呢？“若我们不急不缓，有序推进，到2050年，建成150或180所“211”工程大学，有什么不妥？”（《我为何要“充大头”，为非“211”高校说话》，2015年4月3日《文汇报》）

我当然明白，随着2016年6月30日教育部官网宣布《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等失效，这持之以恒、改造并推进“211”工程建设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大学中人，眼下都紧盯着“两个一流”这块“大蛋糕”，不再提“211”和“985”，连出台没几年的2011计划也都无人理睬了。

因为，从目前显示的诸多迹象看，国家及各省市对“两个一流”的投入会很大。作为关注中国教育多年的老教师，欣喜之余，我还是有不少疑虑。

第一，以现在中国大学格局，再评一两次、三五次，获益的总是那些精英大学。有机会出席“豪宴”的，很可能就是原“985”大学，连“211”大学都不太够格，其他的就更只能“过屠门而大嚼”了。鼓励自由竞争，想象有一匹（甚至一批）“黑马”奔腾而出，凭借自家实力，从底层迅速跃起，那只能说是“神话”。我的基本判断是，马太效应将因此举而进一步加强。

第二，原本希望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各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性，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及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偏差时，方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出手（参见陈平原《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2014年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现在看来，制度性创新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很可能徒有虚名，还是回到运动式管理的老路。

第三，高等教育是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确定发展战略后，最好是根据时势适当微调，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若非万不得已，不要急转弯。过于频繁的政策调整，表面上看不断地上一个新台阶，获得一种新视野，实则欲速则不达。办教育须有长远规划与平常心，短期内各大学自由腾挪的空间并不大，“步步为营”比“大跃进”更值得嘉许。

应鼓励各大学自我做主，发掘潜能，苦练内功，稳扎稳打，而不是寄希望于一系列的填表与评估，达成“跑部钱进”的目标。

过多的管制与评审，必定造成眼睛向上的思维定势——即便领导全都出于公心，下面也会养成等候与迎合的心态。

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尴尬局面的最佳方案，便是“抓小放大”（或曰“抓弱放强”），让那些已通过多次评估、证明办学资质不错的大学，充分行使办学的自主权。

（本文系作者陈平原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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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12月1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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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邓晖 邢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