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传不如“身”教 （一位肢体行为治疗师的中国行）

转载自 http://www.sollmann-online.d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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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不如“身”教

（一位肢体行为治疗师的中国行）

Ulrich Sol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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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Ulrich Sollmann

身体心理治疗师，管理者，政治家和教练的咨询顾问; 德国心理治疗学院院长，德国生物能量分析协会主席，“你一动，我就懂-身体知道答案”一书的作者。

在中国的视频：http://www.iepsy.com/course/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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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的身体和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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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德国一样，我在这里也参与了一些自发、半自发的活动。有时候只是一些简单的舞蹈，人们排成一个长队，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机制在驱动着腿、脚或身体其他部分的扭转。他们的动作做起来像是无意识的。我的感觉是如果有人问起他们具体规则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都是自动化的、无意识的。

虽然不是很频繁，但我清楚的记得几次见证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触。记得一次在地铁里，两名年轻女子并肩坐着，几乎面贴面的低声耳语，或者不是在耳语，但至少看起来很像。他们的手指若即若离的有一些微妙的动作。这两位女子似乎知道我在看着他们，但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对我表示任何不友好。也有人像我一样对他们表示高度关注，但又置身事外。

眼神接触

作为身心治疗师，在中国的工作令人兴奋，有很多有趣发现。将理论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他们的个体肢体语言，语言决定的肢体语言，和文化社会决定的肢体语言都有不同表现。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在这里无法继续进行。

我如何能对中国人开展身心治疗呢？用什么来进行判断呢？目的又是什么？是否能用以放松的下颚为特点的语言特征和较少的人格表露呢？我怎么能在这种特定状况下工作？在我们的德国文化中有没有相对应的情况呢？

这种总是停顿的下颚的运动方式，基本闭合的嘴形，很值得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得到区分。公共空间里说话时所有事情都可以用语言表达，私人空间里下颚运动更多，用气声。这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

我不懂汉语，今后恐怕也没能力再学习并精通这样的一门语言了。但我经常饶有兴致地听别人说汉语，听语音语调，声调变化。尤其是汉语又有多种方言，我听着就像是在回忆听过的音乐。比如听到一些德语中不存在的需要将下颚收回的音。说一说我遇到的两件情况。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已经跨越了某种看不见的界限，或是对方是不是突然地冲动地想要表现他的整个人格和他的世界。或者有时候人们和我是如此接近，把我作为“圈内人”交谈，信任我，把我当成了“他们的自己人”。

在老北京城逛的时候，和代表团同事们交换意见看法的时候，我得以各种方式获得多层次的体验。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得以通过这种亲身体验来感受北京。

在北京的时候，我还遇到了西方人很难适应的一种交流方式，中国人很难明确表达“是”或“否”，他们的答案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根据认知推测对方反应得到不同级别的是否。要掌握这些需要文化背景和经验，这对我的认知和感官是很大的挑战。我要怎么做才能使我预备知识适应这种不确定的交流方式呢？我怎么才能主动用我的身体感官以及在这之上建立起来的认知能力熟悉这个陌生文化呢？这个文化还囊括了细腻的由语言，肢体语言，微妙人际关系和情景的关联体系。

“可能”的交流 也许翻译成“不确定的交流方式”会更准确些

身体感官以及身体自身的调节是卓有成效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并且愿意将之与陌生文化的人们交流。当然这些看法也许是比较初步的，毕竟我在北京的时间较短，在我的中国同事陈慧静的陪同下得以完成的旅程。

解读身体感受

最开始我一直记得自己在打点行装时就设定的目标，那就是要构建我自己对中国的一幅图片。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惊喜是很重要的，不要总是记着这个目标。在承认特例和遵循老的思维模式之间找到平衡是种很微妙的感觉。举例来讲，我会强烈的控制自己的思维定势，但在特定情境下我的感觉和情绪通道会自动失效，我会对一种陌生的文化产生不合情理的愤怒。有个具体的例子，我在找银行换钱（这当然不仅限于在北京）时，常会来来回回的走很多冤枉路。我会听从一些相关建议，也会有自己的理解，还要学会忽略一些陌生人的无关信息，这样的结果通常是在跑了约一个小时后，发现自己还没有找到一家银行。

当然我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各种符号。我也会提醒自己不要受先前经验和偏见的影响。我有意识的将注意力放在对人们行为和事件细节的观察上，这在最初曾一度让我感到迷失。这种迷失感当我身处人群中的时候会更加强烈，因为我通常是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人群又无法逃脱。为了获得更为具体的体验，我最初设想的置身事外的作为观察者的立场不得不改变。身处拥挤的人流中每个人的个性化的东西很快就消失了。我回头望去，偶尔可以瞥到几个随意的目光。我目光来回移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想捕捉到一些细节信息。但是就像我自己一样，他们的个性在这流动的人群中似乎也失去了。

我应该、我能如何定位自己？我该怎么跳出一些旧有的框架？我该如何从零开始，在真空中定位自己，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当我真正开始去独自走访老北京的时候我再一次问自己，就像我在出发前曾问过自己的一样，我该如何开展我的研究呢？这时我意识到，我有时候讲德语，有时候讲英语（平时基本上没人讲英语，但是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讲），而现在我基本上不会讲中文，知道的少数几个单词讲出来也基本上不合情境。不被理解。这显然限制了我的交流，我和中国人的交流中只能用一些电报式的语言，或者重复几个词，更多的是一些表示友好的肢体语言。在其他类似情况下可能也会如此，我最初的反应是按照自己的发声习惯寻找我熟悉的声音，这样会让我有共鸣、有安全感。那时还没有把英语作为有效的桥梁语言。

要了解特定文化特定情境下人们的生活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关键是我要参与到其中，实地考察、亲眼见证。要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要能解释陌生人的行为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需要事先大量的沟通。这种沟通当然是费时费力的，就像其他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样。作为传统民族志学研究，尤其是对有自己语言（主要指口语）的人群的研究方法的扩展，我决定先从肢体语言入手，研究人们的非言语交流，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

我还选择了“由内而外“的视角。这意味着我要尽力去讲述我的感知觉经验和切身感受，以及我所假设的所遇见的那些人的”内在真实性“。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置身事外“

我在1979年的印尼之行中结识了巽他群岛上的一位法国民族研究学家。她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研究岛上人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等。我是她两年以来第一位可以用母语交谈的对象。她如此深入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一直用当地的母语来交谈。她说，讲当地人的语言对于民族志学研究以及深入了解一个文化都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人很喜欢坐小船漂在湖面上。从远处看，这些船像天鹅一样在薄雾中静静的栖息在水面上。这些踏板船有不同的颜色，为了区分它们属于不同的租赁商。五颜六色的船在湖面上无声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幅画面。

独自漫步

事实上，我时常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高大。这是一件好事。这样的体验让我能更能去关注自己所知不多的这种文化。我会去看，去听，去闻，去体验，去存在。

偏见的困境

这是他们人群中的家。在中国，这样的“家”在胡同中最为典型，胡同中的人们住的如此之近，门挨着门。这些男人在餐厅中的行为表现就是他们生活中在公众面前的自然状态。亲密的，旁若无人的，尽管很大声却彼此之间毫无干扰。我不仅好奇在胡同中人们之间究竟是如何舒服的相处的，一方面他们要如此大声、如此亲近而又咄咄逼人的维护一个共同的关系空间而另一方面又要有各自的私人空间。我想要是让我做到这一点一定是很困难的。

我也没有办法问服务员应该怎么吃，她直接用手比划给我该怎么做。也没什么难的，我很顺利的吃完了火锅。顺带提一句，这里的火锅非常精致，值得推荐。

私人空间和他人空间的交流

大声和轻声

老人和年轻人

日常生活和休闲活动

下面讲几个我在老北京与人相遇的片段。选择这几个片段一方面是我觉得与中国文化有关，可以了解当地的人和他们的肢体行为状态。另一方面这些片段有助于我重新认识自己：我作为肢体行为治疗师的工作，我的一些知觉方式和动作习惯，我与人相处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我的一些问题、假设和想法。

后来我读到过一篇科学论文，里面讲到中国人比西方人对差异的视觉感知度更好，他们并不需要直接的注视某人。

最初的几天我对这里的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在没有语言向导陪同的情况下，我去逛了逛北京的老城区（这里我指的地铁2号环线之内的城区）。一方面我想参观一些展现传统文化的景点，另一方面我想获得一些更直观、随意的印象，了解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胡同生活，日常遛弯、聊天、肢体语言以及一些活动等等。我想捕捉一些自然状态下的、多样的、感性经验的影像，一些动作、味道、声音等等，无论是有重要意义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也没办法及时判断哪些片段是有意义的，哪些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想要记住这些片段，并把这些碎片在脑海中形成连贯的画面。我像个孩子一样用视觉、嗅觉和其他各种感觉器官来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我尽量放下自己既定的思维习惯和模式，保持经验的开放性。

还好，我还可以思考。我觉得自己当时太愚蠢了，这么轻信别人的承诺而没有制定一个B计划。我越想越觉得有些生气，但气的是自己，气自己长久以来养成的西方人的做事风格和习惯。我气这种习惯给我带来的不便，现在我需要靠自己了：货币兑换、找出租车、找酒店，这些都要在我完全听不懂语言看不懂文字的情况下完成。我有点生气自己让自己处于这种情势下。

如前所述，我又找回了自信。当然我知道自己身处中国，但还是习惯性的去寻找高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面孔。按照约定应该有人来接我。于是按照之前出国的经验，我四处寻找举着自己名牌的人。在这期间，我刚刚结识的女同伴随着来接她的司机上了车。又剩我一个人了。我东逛逛，西转转，希望自己不要引起过多的注意。但这怎么可能呢，作为一个大鼻子在一群中国人中间是无处遁形的。

我们像两个盲人一样开始漫无目的的寻找出路。之后我们决定应该沿着一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四处乱撞。我们决定去做摆渡车，但是不知道该坐哪一班，也不知道该到哪一站停，也不知道途中应该注意些什么，但是我们结成的“大鼻子盲人联盟”给了我更多勇气和信心。幸运的是我们坐对了摆渡车，也在正确的车站下了车，然后发现取行李的地方也不是很远。

新奇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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