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丨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机器大生产时代来临

2022年年底，Open AI发布的在GPT-3.5基础上研发出的Chat GPT以及2023年3月发布的GPT-4，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的一次突破性发展——当今21世纪的AI计算机正在开启艺术等精神产品的机器大生产时代，正如19世纪自动蒸汽机曾开启物质产品的机器大生产时代。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关“老三论”“新三论”的讨论就已经涉及AI对文艺的影响，遗憾的是并未持续研究下去；而当时钱学森就已提出“文学艺术也会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带动下出现新的形式”，并强调“在将要进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看文学艺术应有广阔的眼光，不要用固定的、古老的眼光来看问题，认为是文人韵士搞的才算文艺，其他是生活琐事，不登大雅之堂的”——而直至今天，文艺界所探讨的依然主要只局限于这种“文人韵士”的创作和作品，并且在创作和研究上甚至更趋精英主义化、专业主义化乃至圈子化。

AI合成或生成各类艺术的自动化水平正在急速提高——面对这种经验现实和必然大势，还只关注机器（计算机）自动化合成的作品“算不算”艺术、“有没有”审美价值等议题，可谓依然在“用固定的、古老的眼光来看问题”而自小其道——而从艺术“机器大生产”角度展开考察，则可打破这种狭小视野：相对于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用“算法生成时代的艺术作品”来描述当今艺术时代状况，还是比较切合的：“机械复制”勾勒的是对艺术的机器的“再生产（reproduction）”，而“算法生成”则可描述当今AI艺术的机器的“生产(production)”——如果说与前者对应的是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的话，那么，与后者对应的就是“文化‘大’工业”（反过来看阿多诺等所考察的其实还只是“文化‘小’工业”）——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正在使我们迎来艺术“机器大生产（大工业）”时代，不再是“机器”是“人的助手”，而是“人”是“机器的助手”，这将导致此前一切时代的艺术“小生产”方式的终结，并对传统艺术家等精神劳动“小生产者”形成巨大冲击——马克思立足机器/资本二重性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的“机器生产”“大生产”“大工业”理论，对于考察这种现状和趋势，对于考察在文化机器大生产中精神劳动者或知识分子的命运等，有重要启示。

一

从现象上看，能量自动化机器劳动之为“大生产”的“大”体现为：加工的物品和制造的产品数量大、工具大（大机器体系）、动力大（强大的动力自动发动机）、物品和产品加工和流通速度快进而生产规模大——这是个体手工劳动“小生产”丧失优势的原因所在。同样，当今AI算法正在锻造的艺术机器“大生产”方式也体现在诸多“大”上：使用和加工的数据大、平台大、模型大、算力大以及算速快等——这正是Chat GPT的一系列典型特征，也是AI突破性进展为什么往往是由计算机互联网“大”公司如微软、谷歌等实现的原因所在。它们借助互联网大平台可以获得大数据，借助大财力、大智力（大科技专家）可以获得大算力、构建大模型。从AI研发路径及其发展看，第一代符号主义或逻辑主义路径只关注加工信息的工具即算法，而第二代联结主义的大数据驱动型AI则开始关注加工的“信息（数据）”，计算机加工、处理或“学习（机器学习）”的信息数量之大即数据之大，也正是Chat GPT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原因之一——只有这种路径才能锻造出加工信息的精神劳动的自动化的“机器大生产”，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已初步展示了这种可能——这同样将导致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个体精神劳动“小生产”方式丧失优势，而这种可能之所以还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现实，技术上不够成熟还是次要原因，主要是因为艺术生产还受到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惯性的影响——这些惯性只会延缓艺术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但绝不会扭转这种必然大势。

历史地看，本雅明指出：“当马克思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这种生产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努力使他的研究具有预言价值”——说具有“预言价值”是因为马克思19世纪所描述的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到了20世纪在与福特制相伴的机器流水线上才得到充分实现；“上层建筑的变革要比基础的变革缓慢得多，它用了半个多世纪才使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得到体现”——本雅明关注的是文化的“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因此，所谓的“上层建筑”实指“文化精神生产”，而马克思考察的主要是“物质生产”。在本雅明看来，精神生产的变革要比物质生产慢几拍，“只是在今天，我们才能确定这一变革以怎样的形态实现。要作出这个说明，就必然会提出某种程度的预言性要求”——我们今天同样可以说这种“预言性”体现为：本雅明20世纪所描述的艺术文化的“机械（再）生产”，到了当今21世纪艺术的AI算法合成上才得到初步实现。如果说马克思预言的是物质产品“机器大生产”的话，那么，本雅明预言的就是精神产品“机器大生产”。当然，如果细加分析的话，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等，还只相当于马克思所表述的物质产品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或者说是文化“机器生产”的“初级阶段”或“机器‘小’生产”阶段，只有今天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才使精神劳动初步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机器大生产（大工业）”时代——把现在的Chat GPT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自动印刷机、影视拍摄设备等放在一起，在文化信息产品的生产规模与速度上加以比较，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这在当前有关Chat GPT的热闹议论乃至炒作中并未被特别关注。

《资本论》系统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的进程，而“机器生产”所谓的“机器”不是指单个机器，而是指“一个机器体系”，“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正是这种动力产生的自动性、原料加工的自动性（运用非自动化机器的生产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生产”）和体系性，使“机器生产”成为“大生产”，并展示出了“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由此，可以把现代物质生产成熟的“工艺方式”概括为“自动化机器大生产（大工业）”；使用非自动化、非体系化的机器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则还没有走出“小生产（小工业）”阶段。发动机自动产生的大动力代替人的体力，工作机把原料自动加工为产品的自动技术，代替了人使用物质劳动工具的技巧或“手工业智慧”——这导致了手工“小生产”和“小生产者”的衰落。宽泛地说，精神生产就是使用精神劳动工具把“信息（数据）”这种“原料”加工为“产品”的过程，而现在，AI算法作为精神生产的“工作机”已开始做到“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信息）所必需的一切运动”，算力则是机器（计算机）作为“发动机”自动产生的信息（数据）加工的强大“动力”，而联通全球的互联网则使信息（数据）加工方式获得了体系性、规模性（大数据等），精神劳动的“自动化机器大生产（大工业）”方式正在成型——而这必然导致精神劳动“小生产”和“小生产者”的式微——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已初步展现出这种必然大势。

本雅明引用费尔南代语强调“应当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使之意识到双方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地位是一致的”——如果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指“物质劳动者”的话，那么，通常所谓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精神劳动者”：如果说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关注的主要是物质劳动者“生产地位”及其历史变化的话，那么，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关注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劳动者“生产地位”及其历史变化——这是国内外本雅明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马克思是在自动机器的发展进程中考察工人阶级“生产地位”的变化的：“大机器（大生产、大工业）”标志着现代生产“工艺方式”的成熟，而“大资本”则标志着现代生产“社会方式”的成熟，由大资本控制的机器大生产在消灭小生产中使工人完全“无产阶级化”。

恩格斯指出，大工业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生产规模“大”造成了产品数量“大”，“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用工人”；而他写于1893年的《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提出的“脑力无产阶级”同样具有极强的“预言性”：“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这就是费尔南代所谓的“应当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通常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就是后来的西方理论所谓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阶层的崛起也恰恰是从“二战”以后西方大学大规模扩招开始的。“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蓝领）工人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被无产阶级化，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则被完全无产阶级化——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说：包括艺术生产者在内的脑力劳动者在“机械复制”“文化工业”阶段开始被无产阶级化，而到了当今AIGC时代则将被完全无产阶级化——赫拉利《未来简史》用“无用阶级”描述了这种脑力劳动者的完全无产阶级化的趋势。

《资本论》及其手稿还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及其引发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对工人阶级如何被逐渐无产阶级化，进行了系统分析，这其中一对重要概念是“形式上”与“实际上”（这是国内外马克思研究者所忽视的）：“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之前，“劳动在形式上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如“农民本身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生产方式是自主的独立小农的传统生产方式”，“这里甚至还没有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关系”——小生产者首先指“个体”劳动者，在“形式上”也不从属于资本；从工艺上讲，“在这种较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初只表现为“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这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而“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则使劳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从而使劳动者完全无产阶级化——这表明马克思是在“机器/资本”二重性辩证运动中，考察劳动者“生产地位”的变化的：正是自动化的“机器劳动”使劳动“实际上”彻底从属于资本，同时也使机器“大生产”彻底消灭手工“小生产”。

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社会性的强调只是体现在对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上，严重忽视了马克思对艺术“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性”或艺术生产的“社会方式”的强调：“作坊”“工场”等指物质生产的“劳动组织”，《德意志意识形态》还讨论了包括“艺术劳动”在内的精神生产的“劳动组织”。

施蒂纳宣布了科学劳动和艺术劳动的唯一性，但在这里他远远落后于资产阶级。把这种“唯一者的”活动组织起来，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必需的了。如果奥拉斯·韦尔内把他的画看作“只有这种唯一者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他连创作他的画的十分之一的时间也都没有。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而这种组织贡献出来的作品比德国的同这种组织竞争的“唯一者”所写的作品无论如何要好一些……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是同迄今尚存的狭隘的单干比较起来，才算是前进了一步。

“单干”或“个体劳动”是“艺术劳动”的主导性的传统形式（就是钱学森所说的“文人韵士”的创作），而“创作的劳动组织”的出现无疑大大提高了“艺术劳动”的生产效率，同时意味着“艺术劳动”本身的“社会性”的提高。马克思还初步分析了精神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是《资本论》第四卷（历史部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部分中的一大主题，而国内外马克思艺术理论研究者对此多有忽视。“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用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生产出观念”是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讲的，而作为“雇用劳动者”使书商发财则是从作品生产的“社会方式”讲的。“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说在资本框架下艺术文化的大生产时代还没有来临。“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这种生产关系颇类似于中世纪封建“作坊”中手工大师傅与学徒之间的关系，因此，“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正如中世纪封建“作坊”手工业劳动在“形式上”还没有从属于资本——这主要是19世纪及其之前的状况。

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阿多诺所谓“文化工业”，大致相当于物质生产的“工场手工业”阶段，精神劳动开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艺术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整个生产”中也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包括艺术在内的所谓“文化工业（产业）”已成为所谓“支柱产业”，艺术大规模生产或“大生产”时代初步到来——西方学者所谓的“大众文化”就与这种生产规模的“大”有关。当今Chat GPT为代表的AIGC则标志着艺术文化“机器大生产”时代的真正到来，如果说能量自动化机器使手工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话，那么，当今AIGC将使精神劳动在“实际上”并且是更彻底地从属于资本，从而将使艺术家等脑力劳动者或知识分子完全无产阶级化乃至无用阶级化——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将是精神产品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必然的伴生物。

二

更清晰理解物质和精神劳动者在“机器大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变化，还需回到马克思有关“劳动”的一般理论。马克思把劳动分成“物质劳动”“精神劳动”两类，而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是：马克思现代生产工艺学批判实际上还从“工具”角度，把劳动分成了三类：（1)Maschinenarbeit是以“机器”并且是“自动化”机器为“工具”的劳动，中文通译作“机器劳动”；（2)Handarbeit是以“手（Hand）”为“工具”的劳动，中文翻译为“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从“工具”角度看，后一译法更准确；（3)Kopfarbeit中文翻译为“脑力劳动”或“智力劳动”，未凸显出这个词以“脑（Kopf）”为“工具”的字面意思（详述见下）。

《资本论》对“劳动”的经典定义之一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生理学”“人体”等都强调了包括智力在内的人类劳动力、劳动的“生物性”。“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Kopf-und Handarbeiten），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中文“体力劳动”的字面意思是支出“体力”的活动，无关乎脑或智力，而Handarbeit的字面意思是“手工劳动”，人在用手的同时也用脑，而“手工劳动”中的智力因素就表现为使用物质劳动工具的技巧即“手工业智慧”。马克思还把劳动工具分成两类：“劳动者身上的器官”如人手和人身体之外的“自然物”，前者是“生物性”工具，后者是“非生物性”工具——同样，精神劳动工具实际上也包括两类：“劳动者身上的器官”即人脑，这是精神劳动的“生物性”工具，而人还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创造出了精神劳动的“非生物性”工具即文字等符号。因此，为了突出单个人精神劳动的“生物性”，Kopfarbeit可翻译为“脑工劳动”，即以个人生物性大脑为工具的劳动，而文学家使用文字这种劳动工具的创作技巧就可称作“脑工智慧”——在AI专家维纳用“机械大脑”描述智能机器（计算机）之时，如此翻译更具针对性：如果马克思考察的主要是物质生产的Maschinenarbeit，那么，与当今AI算法对应的就是精神生产的Maschinenarbeit——而由个人生物性脑工劳动与精神生产的这种非生物性“机器劳动”的关系及其历史变化，我们就可以在即将到来的精神劳动“机器大生产”中，对传统艺术家等脑工劳动者或所谓知识分子的“生产地位”做出清晰定位：“脑工小生产者”。

本雅明指出：“现行生产条件下艺术发展倾向的论题所具有的辩证法，在上层建筑（‘精神生产’）中并不见得就不如在经济结构（‘物质生产’）中那样引人注目。低估这些论题所具有的斗争价值，将是一种错误。这些论题漠视诸如创造力和天才、永恒价值和神秘性等一些传统概念”——其中一个“传统概念”就是“光韵”：“人们可以把在此排除的东西纳入光韵这个概念中，并指出，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机械复制”或“机器再生产”开始消除艺术等脑工劳动的“光韵”，而当今AIGC自动化“机器生产”则将更彻底消除这种“光韵”，即《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实际上文化的“机械复制”从马克思时代的自动印刷机已经开始，由于还处在机械复制的初级阶段，诗人、学者等脑工职业的“光彩”尚未被完全摧毁，但传统手工职业已经彻底失去了神秘性的“光彩”：“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对应的就是脑工劳动的具有神秘性的“创造力和天才”或“光韵”等，而“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对应的就是当今的艺术AIGC的“大工业”或“机器大生产”将撕碎笼罩在艺术创造过程上的神秘帷幕。艺术脑工小生产者与手工小生产者一样，靠使自己使用劳动工具技巧的神秘化，维持着高等的“生产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手工、脑工劳动的不平等。

本雅明指出：“由画报和新闻影片展现的复制品就与肉眼所亲自目睹的形象不尽相同……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撬出来，摧毁它的光韵，是这种感知的标志所在。它那‘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而“在中世纪的教堂和寺院以及直至18世纪末的宫廷中所存在的对绘画的群体接受，并不是共时的，而是分成次第，由等级秩序所传递的”——消灭“等级”而带来“平等”是艺术“机械复制”产生的后果，而“摧毁光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撕碎帷幕”，机械复制或机器再生产在艺术产品的“消费”领域带来了平等化、大众化，但在“生产”领域艺术精英们却依然以“专业”维持着“等级”——而当今AIGC则将打破艺术生产领域的这种等级。

马克思指出：“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这里讲的是物质生产的工具，而“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即“手工业智慧”，它们作为神秘的“奥妙”存在于个别的手工业大师傅身上，是一种生物性的、个人的智能，而转到“机器”上面就成为“物”的、非生物性的、社会的智能，“工具的效率”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就从个人的生物性身体（人手）限制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人与机器的关系也发生了倒转：在工场手工业比如手摇纺纱机生产活动中，“机器（手摇纺纱机）”是“人的助手”；而在自动工厂比如自动纺纱机生产活动中，“人”成为“机器（自动纺纱机）的助手”。将物质生产的“劳动工具”转换为精神生产的“劳动工具”，以上描述同样适用于分析当今AIGC所引发的艺术机器大生产发展的大趋势：使用艺术“劳动工具（文字、声音、图像等）”的技巧或“脑工智慧”，存在于艺术家生物性身体（人脑）中并被更加神秘化而被笼罩上神秘的“光韵”，但也只是一种生物性的、个人的智能，现在通过AI机器学习尤其深度学习等，也由精英艺术家身上转到了机器（计算机）上面，成为“物”的、非生物性的、社会的智能，而这恰恰表明“社会”的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也从个人的生物性身体（人脑）限制下解放出来了，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阶段所形成的“专业艺术家”的“等级制度”也将被打破：当普通大众也可以运用AIGC进行写诗作画时，他们就成为“机器（计算机）的助手”——这引发的就是“艺术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

与“平等”相比，精英艺术家等传统脑工劳动者更愿意标榜“自由个性”——《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所勾勒的手工劳动者的“自由个性”的命运，对于思考这一问题有重要启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活动的资料的私有权，是农业或工业的小生产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这种“自由个性”表现为手工业者对自己自由所有的劳动工具的“运用自如”等，而当“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时，掌握大机器的资本就转变为大资本，“小生产”就转变为“大生产”，手工劳动者曾经拥有的劳动工具被彻底剥夺，他们被完全无产阶级化，在自动化“机器劳动”中，他们曾经拥有的自由个性彻底丧失——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必然导致“剥夺者自身被剥夺”，由此将“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而这意味着被剥夺的劳动工具将重新回到每一个劳动者手中，由此，每一个人也将重新获得自由个性，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讲的是生产的“社会方式”，而从生产的“工艺方式”看，只有自动机器大生产才能使自由个性成为可能；“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从“工艺方式”看，是还没有造成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这种“浪漫主义”在对待生产的现代工艺方式上，又表现为抵触现代科技、自动机器的艺术文化精英主义，在与“资产阶级观点”对立中又曲折地表现为艺术文化精英对精神生产领域“等级”的维护——而代表“资产阶级观点”的“市场自由主义”体现的则是资本精英对经济领域“等级”的维护，当“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时，人文浪漫主义、艺术文化精英主义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也将“一同升入天堂”。

马克思以上讲的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工具，但同样适用于分析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脑工劳动者的“自由个性”的命运：在当今AIGC这种艺术机器大生产方式中，艺术脑工劳动者也将丧失自由个性，而要重新获得自由个性，同样必须在艺术等精神生产领域“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使现在被资本巨头垄断的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等为每一个人所拥有。

三

本雅明实际上揭示了：消灭脑工“小生产”的艺术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比消灭手工“小生产”的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要慢几拍。在物质生产上的小农经济、手工小生产被现代机器大生产消灭的过程中，一些文化知识精英对所谓“小农意识”“小生产者意识”有过激烈的批判；而在当今精神文化机器大生产时代来临之际，“批判者被批判”，不少艺术文化精英却沉陷在被他们批判过的“小生产者意识”中——当然是“脑工劳动”的“小生产者意识”。“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走上绝路，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面对这种“绝路”，“小生产者意识”或幻想表现为：“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脑工小生产与文化机器大生产之间的关系，面对艺术机器大生产，捍卫脑工劳动及其产品的“价值”，也是当今艺术精英“小生产者意识”的突出体现。而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这对于物质和精神劳动来说皆是如此：在资本框架下，艺术劳动的“价值”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艺术精英捍卫自身的“劳动价值”，体现的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小生产者意识而已，依然使自己的艺术劳动力处在“商品的地位”——这就是知识分子（脑力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体力无产阶级）相通的“生产地位”，当然艺术专业精英希望自己的艺术商品能继续卖出大价钱——而在艺术的“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艺术精英的精神劳动力和产品“天天跌价”又是必然的命运。

说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value）”，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劳动之于人的“意义（significance）”，他们恰恰是高度强调劳动之于人之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劳动不是用来“发财”的，而是用来“发展”的，劳动力不是用来自由“买卖”的，而是用来自由“发挥”的，体力、智力自由发挥人人所求——但要实现这种“意义”，又需要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现代自动机器就是这种物质条件。“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劳动的“必需和外在目的”就是维持人的生存，在由此规定的“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劳动”“人类能力的发展”本身是“手段”，因而处在“必然王国”——而在此“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特性是：“劳动”“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工作日的缩短”意味着“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其中的“劳动时间”是指每个个人的生产劳动时间，而“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这是指‘社会’的再生产），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这种“物”就是现代自动机器：人之所以可以更多地从事处在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劳动，是因为处在必然王国的不自由劳动，由自动机器这种“物”代替人从事了——这表明人类每个人的能力（体力和智力）在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发展，是“目的”，而自动机器所代表的“物”和“社会”的生产力则是“手段”，发展这种手段的目的就是：把每个人的体力、智力的发挥由“必然王国”转移到“自由王国”。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描述的是共产主义，它将保证“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而“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强调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生物性”，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每个人自由发展”就是每个人“生物性”体力、智力的自由发展，而“非生物性”的自动机器则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社会”“联合体”及其力量是为“各个人自由发展”服务的，这表明个人不是社会及其力量发展的手段。因此，共产主义的“自由”就表现为个人生物性体力（体能）、智力（智能）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非生物性的自动机器的目的也在此——而西方一些所谓“奇点主义者”则认为发展AI是为了创造出高于人类物种的具有更高智能的“新物种”——这实际上把具体的现实的“生物性个人”当作“手段”，而抽象的“智能”的发展或所谓“进化”则是“目的”，处在智能进化初级阶段的“生物性个人”（所谓“智人”）在进一步进化中将被淘汰——国内外盛行的所谓“后人类主义”也与此理念相近，而这既违反“自然主义”也反“人道主义”，其基本预设是：“智能”是某种可以脱离一切物质载体、物质工具的神秘存在——文化精英不是把自己的“天赋”视作自然进化、社会文化和劳动发展的产物，而是某种超自然、超社会、超人间的神秘存在赋予其个人的理念，同样与此存在相通之处。相对于“个人”智能，AI是“社会”或“人类”智能；相对于个人的“生物性”或“脑工”智能，AI是“非生物性”或“机器”智能——而作为代表“社会”强大的精神生产力的非生物性的机器智能，AI依然是一种“人类”智能，把AI称作“非人类”智能进而将其“人格化”，存在极大的误导性。面对已经强大并且还将更加强大的AI，坚持以“生物性个人”为“目的”，对于守住人道主义底线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了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自由”观，而“平等”则是共产主义的另一基本信念，这在劳动中又具体表现为：手工劳动、脑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信念同样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基础上：马克思引布雷语云：“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决不是由人们所说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等产生”；他还数次引述了亚当·斯密如下论述：“许多同类但不同品种的动物，它们在天生资质上的差别比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以前天生资质上的差别要显著得多。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猎犬和鹑猎犬之间、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即生物性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作为当今AI研发基础之一的脑科学也已充分证明：人的大脑神经元系统结构的个体生物性差别并不大——而这是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实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当然，在人类已有的文明发展史上，哲学家、艺术家与搬运夫之间的差别却表现得似乎非常大——而这是由教育尤其分工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人为设计造成的，而只有和只要回到并立足“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等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这一生物性的基本经验现实，我们也就能揭示造成人人不平等的教育、分工等一系列人为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它们的产生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它们最终被消灭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

因此，共产主义的自由、平等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尤其生物学基础上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生物性的大脑神经元系统结构上的差别很小，决定着每个人的脑工劳动是平等的——手工体力劳动也是如此；“每个人自由发展”就是每个人的生物性体力、智力的自由发展；一切反平等、强调抽象自由的观点，往往是建立在反科学的唯心主义乃是神秘主义基础上的。而从“平等”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勾勒出人类发展历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在原始社会公有制下，人人平等，但人人不自由，这是一种不自由的平等，平等而不自由；从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开始，出现了分工并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可以从事精神劳动而不再从事物质劳动，从而开始获得自由，但绝大多数终生从事物质劳动的人没有自由——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自由但不平等——直至封建私有制社会，这种不平等还建立在血缘这种生物性的人身性基础上——而作为私有制最后一种形态，资本社会的进步性就体现在打破不平等的这种生物性的人身性，但依然竭力维护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不平等；而共产主义公有制即“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社会，“将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每个人自由发展”意味着人人自由，而这同时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全面的平等，不自由的平等、不平等的自由，或平等与自由之间的抽象对立，将被全面扬弃——在化解这种抽象对立上，现代自动机器发挥了重要作用：能量自动化机器消灭了传统手工劳动中的不平等，带来了平等或均等趋势，即手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被消灭的只是资本框架下雇佣性的手工体力劳动，由此，人不是不再从事发挥体力的手工劳动，而恰恰是转移到资本框架之外去进行了（手工艺活动、体育活动的业余化等），或者说，手工劳动恰恰被从资本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了——体力自由发挥人人所求。同样，当今AIGC所锻造的智能自动化机器将消灭传统脑工劳动的不平等，脑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必将到来；而AIGC消灭的也只是资本框架下雇佣性的脑工智力劳动，由此，人也不是不再从事发挥智力的脑工劳动，而恰恰是转移到资本框架之外去进行了，脑工劳动也将从资本支配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智力自由发挥人人所求。

手工劳动的不平等最初或许与个体生物性差别有关，比如手工大师傅具有更高超的使用物质劳动工具的技巧即“手工业智慧”等，但越往后发展，这种不平等其实是越来越靠社会制度维持的，比如中世纪的封建行会制度等。同样，脑工劳动的不平等最初或许与个体生物性差别有关，比如艺术专业精英具有更强的使用精神劳动工具（文字、图像等）的技巧或“脑工智慧”，但越往后发展，这种不平等也越来越靠社会制度维持——布迪厄用“文学场”等概念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在当今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艺术的“价值”不再主要决定于作品的“物价”，因而也不再决定于生产出这些“物”的艺术家的脑工创造力，而主要决定于艺术脑工劳动者的“身（份）价”，而这种“身份”又主要是靠金钱维持，并通过金钱数量体现出来的——笼罩在艺术脑工劳动上的神秘帷幕被进一步撕碎，“文学场”“艺术场”实际上已成为金钱和资本的游戏场。而现在，AI算法合成的“艺术品”也开始被拍卖，有些还卖出大价钱——在这种资本运作中，所谓“艺术”与生物性个体脑工劳动者已无直接关联了，并将对专业艺术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

总之，“小生产”描述的是“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发展方式，受个人生物性体力、智力的限制的“小生产”，使“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现代自动机器“大生产”则把“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从个人生物性体力、智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而使之获得充分发展——但是，这种“物”和“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目的，每个人生物性体力、智力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而这种目的是通过“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来实现的。现代机器大生产消灭了传统小生产的不平等，或者说把手工劳动、脑工劳动从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但在资本支配下，却使手工劳动、脑工劳动丧失自由——而消灭资本之后，处在必然王国中的劳动主要交由代表“社会”和“非生物性”的生产力的自动机器承担，个人、生物性的体力、智力就会在自由王国中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如此，手工劳动、脑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体力、智力发挥人人自由的时代必将来临——这就是现代自动机器大生产发展所展现的必然大势，艺术精英等知识分子只有在这种必然大势中才能清醒认识到自身“生产地位”。

“应当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使之意识到双方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地位是一致的”，历史地看，在“二战”后的“白领阶层”崛起进程中，或者说在“机械复制”“文化工业”时代，知识分子脑工劳动者“生产地位”达到了顶点：资本主要增殖点不再是“体力”而是“智力”，出卖智力的脑工劳动者获得较高收入，西方世界出现所谓庞大的“中产阶级”，并且较之单纯体力劳动，智力劳动相对而言较体面而自由——艺术精英等脑工小生产者非常安然于“中产阶级”这种“生产地位”。从现象上看，当今西方世界已普遍出现“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机器智能自动化是主要的并将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脑工小生产者“中产阶级”的“生产地位”已经并将进一步被动摇：如果当今大资本可以靠AIGC产生的非生物性的大智力实现大增殖的话，当然就不会在乎个人脑工小生产者可以出卖的生物性的小智力，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必将被完全无产阶级化，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脑力无产阶级”，甚至是赫拉利所谓的“无用阶级”。在物质劳动的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程中，绝大部分手工小生产者成为无产阶级，极少部分人尤其手工业大师傅由小资产阶级爬升为大资产阶级——这成为小生产者的普遍幻想——这种幻想依然存在于当今精神劳动的机器大生产发展进程中，极少部分脑工小生产者尤其科技专家有可能成为资本巨头，如比尔·盖茨、马斯克等——他们成为当今新技术产业从业者普遍膜拜的偶像，但这只是一种幻想。面对当今文化机器大生产的迅猛发展，作为脑工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选择：或继续沉湎幻想、随波逐流，或自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在能量自动化机器发展之初，出现了打砸机器的“鲁德运动”，后来西方学者将这种对待自动机器的态度概括为“鲁德主义”——这成为消极应对现代自动化机器发展的典型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当今智能自动化机器迅猛发展的时代，消极抵触AI算法的“文化精英主义”或所谓“人文主义”，是一种更加精致的“鲁德主义”、脑工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手工小生产者抵触能量自动化机器，艺术家等脑工小生产者也如此——这突出地体现在与现代科技和机器自动化发展相伴生的所谓艺术文化精英的浪漫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中。如果说能量自动化机器对艺术文化精英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话，那么，当今智能自动化机器对他们的影响就是直接的，艺术文化精英的本能的抵触情绪必然更加强烈。但是，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GC这种艺术文化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势不可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等文化精英沦为或被抛入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队伍已是必然大势——只有洞悉并顺应这种历史发展必然大势，清醒认识到与工人阶级“生产地位”的一致性，在与大资本的斗争中捍卫每个人脑工劳动的自由，同时放弃对脑工劳动不平等的固守，文化精英或知识分子才能在自我扬弃中真正实现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

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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