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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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一生大事原则，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独立人格，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淋漓尽致，学识渊博文笔犀利，惜天忌英才，不然历史将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也为未可知。

—— 佐言

一

要真正研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史学史，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避开的，因为他实在太重要，他是那个时代中许多行当里的先锋，是高举大旗冲锋陷阵的勇士，是举足轻重的大师，这个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适的高足，又是终生的朋友。虽然傅的影响没有他的老师胡适大，但他却是一个让胡先生佩服到五体投地的人物。胡适一生，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开创性贡献，道德文章，天下闻名，眼界自然很高，他不会轻易去赞美一个人。

然而，对于傅斯年胡适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适之先生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一连用了十几个“最”来评说他的学生，这是从来没有的。想当年，他胡适刚从美国回来在北大教书时，也不过二十多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那课堂下面坐着的一些学生，也不比他差，甚至有些方面还高于他，傅斯年的国学根基就不差于那位常年在美留学的胡博士。有时，胡站在讲堂上，被有个性的学生发问，一时难以答上时，很是难堪。但他没有被赶走，慢慢适应了，并越来越受学生的欢迎，这背后的大量工作是傅在做的，傅为他支起了“保护伞”，因为那时的傅斯年是学生领袖，在同学中有极高的威信，以其学习好、有组织才能、有活动能力而著称。

胡适后来回忆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能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二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山东聊城人。其先祖傅以渐曾是清顺治年间的状元，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掌宰相职，权倾一时，所以他在山东算是世家，是典型的书香门弟。

傅斯年自小聪明异常，十三岁前读完四书五经，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1916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在四年考试中，有三次为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8年，他与同学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其影响一度与《新青年》相提并论。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旗手与总指挥，是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

五四后，他考取官费留学，先是到伦敦大学，后转到柏林大学，在国外苦学了七年。傅斯年在外国读书时，所学甚杂，涉及到哲学、史学、语言文学、地质学，还有实验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及量子学等，可以说他是文理兼顾，全面开花。在柏林大学时，后陈寅恪与俞大维也从哈佛转学而来，从而他们三人不仅成了好朋友，而且还发展成了亲戚关系，俞大维的妹妹、也是陈寅恪的表妹，后来成了傅斯年的妻子。

在德国期间，在众多留学生中，傅斯年与陈寅恪最是认真读书而没有其他歪风邪气的人，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曾回忆说：“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就是其中一个……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从精神气质到好学不倦、到严守自律、到只为求知不为学位等多个方面，陈与傅都基本一致。陈前后在海外十六载没有拿任何学位，而傅留洋七年也没有取得什么学位，但他们两个却是最有学问最有识见的人，以后的成说也最大。

虽然傅在海外没有拿学位，但他1926年回国，却受到广泛的关注，北大、清华几所名牌大学都争相邀请他前去执教，不过他后来被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抢去，并任命名他为教授、文学院院长、历史系兼中文系两的主任，帮助朱谋划学校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后因朱招顾颉刚与鲁迅来该校任教，而发生矛盾，导致鲁迅负气离开，去了上海。

从1928年11月起，傅斯年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任职，又在新创办的中央研究院任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也在这个职务上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还兼任此职。

在这个位置上的傅斯年，以其非凡的组织才能，网罗了国内大批史学人才，对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对商代甲骨文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当时的历史语言所，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所有的一切，点点滴滴，无不凝聚着所长傅斯年的心血。

三     

傅斯年有“大炮”之称。“大炮”这个绰号，意味着他心直口快，心无藏掖，敢说敢做，激情澎湃。胡适说得好，傅是最富有才能的人，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他不仅学问好，悟性高，而且最是能任事敢任事，有担当有气魄，这方面的能力是许多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但是，傅又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对于事非曲折他心里非常明白，遇到关键时刻、在原则问题上又决不妥协退让。抗战胜利后，他被委派到了北平，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一职。他在重庆开会时，就发表声明，拒绝汉奸进入复员后的北大。1945年10月底，他飞到北平时，陈雪屏到机场接他，傅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说只是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时寒暄一下。傅听后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在日本人占据北平时，还任教于北大的教职工坚决不再录用。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日本侵占北平时，死命不南下，最后当了汉奸，就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还呆在北平，听说是傅斯年来收拾残局，他自以为是傅的师辈人物，又同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盟友，认为傅斯年不会把他怎么样，还会将他招到北大任教，竟然理直气壮地命令傅把他当成一个特殊人物给予关照，大言不惭地给傅发信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看后，当即回答：“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这就是傅斯年的刚直性格，他不怕得罪任何人。

早在蔡元培离职后，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忆孟真》一文中说“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可是傅斯年就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上行、专敢摸老虎屁股的人。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长时，贪赃枉法，下面的人都怨声载道，可没谁敢动他。傅斯年通过认真的调查，搞清了他的罪证后，接连在报上发表文章，直接将孔拉下了马；紧接着老蒋的大舅子宋子文上台，继续胡作非为，傅虽原与他个人私交不错，可还是照样炮轰。他的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发表后，各大报刊纷纷头条转发，一时洛阳纸贵，舆论大哗，朝野震动。之后，他大笔一挥又发表了《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大论，深刻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的‘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宋子文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也只好下台。

而那时的傅斯年尽管担任国民参政员，但不过是一个虚职，类似于现在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没有实权。可就是这样一个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凭着这股倔劲，这份真诚，傅斯年在三、四十年的政坛上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大炮”之称号也响遍中国大地，赢得了各界正直人士的钦佩。

傅斯年的名气太大、勇气太大、胆识太大，以至于老蒋对他也无可奈何。可是将他的两位亲戚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赶走，老蒋心里感到很不自在，就想做做傅的工作，劝他收敛一下，至少是给自己一个面子。

有一次，老蒋单独请傅吃饭，席间，蒋对傅说——孟真，你对我蒋某人难道不信任？假若你对我信任，那么也应当信任我所委派的人。傅马上回道：我对委员长是信任的，但如果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让我信任你所委派的人，那就是杀了我的头，我也做不到。这不是书生意气，这是英雄本色。壮哉，傅孟真！

四

傅斯年虽然外表上显得风风火火，又长得大块头，好像很是粗犷，其实他最是一个明白人，在许多大问题上他十分清醒，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他的好朋友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尽管在政治上他亲近国民党，可他的思想一直是独立的、自由的，并努力在实践着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职责，从他一生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在政府里任职，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清醒的人。他同国民党、同蒋介石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关系，可就是不听他的招揽。

40年代初，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大动脑筋，要把他请到政府里面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所谓的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上蒋主席书》）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不但自己不加入国民党，不在政府里当官，而且还告诉他的老师胡适也不要那样，他要求胡适与他都应当做一个独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时时对政府起一种监督作用。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就想极力想拉胡适入阁，让他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以此充门面。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

傅斯年知道后，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让胡适变得冷静起来，别人的意见或许他不太在呼，可傅斯年的劝告他还是认真听取的，所以最后他没有前去就职，仍留在了北大当他的校长。

五

傅斯年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读过大书的人，但他绝非那种书呆子，他除了学问好外，最善于办事，有着一般人无法相比的组织天才，这也是胡适及当时其他许多人看重他的地方。傅自己也曾开玩笑地说，在办事能力方面，蔡元培与胡适都不如他。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傅的气魄很大，讲话富有感染力，长于谋划，更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特别能将一些干事创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去共同向着一个大目标奋进，这一点在他担任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二十多年间，表现最为突出；而在收拾北大残局，恢复因日本人占领而受到重创的北大的过程中，也充分证明了他惊人的才华。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48年底他又成了台湾大学校长的人选，受命于危难之中，很快将台大办成有影响的大学，并赢得了师生的广泛称赞。

1950年12月，年仅54岁的傅斯年病逝，震动海内外，台大学生一片哭声，而国民党及当时台湾各界名人都前去悼念，给予他高度评价。就连蒋介石也给傅的夫人发去了唁电，说他“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是非常符合傅之一生的情况，并非什么溢美之辞。

山东好汉傅斯年，一个最最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是学术界与教育界的的一大损失。想到了他，我就想到了一个激情如火、洞若观火、刚直不阿、敢做敢为、挑战权威的高大形象。他的价值，还要等更多人去挖掘去理解去品味。

来源 | 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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