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書評：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

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孟憲實

系統完整的唐朝朔方軍研究專著，這是第一部。

唐朝軍事（戰爭、軍制等）與唐朝的歷史關係密切，首先重視這一點的應該是歐陽修。他認為“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由兵。”於是，他在紀傳體史書《新唐書》中首次加入了《兵志》這個內容。“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在他心目中，唐朝前期的府兵制與唐朝後期的藩鎮兵，正是理解唐朝興亡的關鍵所在，所以他竭力讚揚府兵制而抨擊藩鎮兵（即節度使兵制）。

現代的唐朝軍事研究，在中國是從陳寅恪開始的。但唐朝軍事歷史的研究，制度多於戰爭，而且一直是以前期的府兵制研究最發達。這既是因為府兵制與隋唐帝國密切相關，也是因為有了老一代學者就此的開拓之功，便於後繼者的跟進。唐長孺1948年發表《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一文，很明顯是繼承了陳寅恪的外族內政連環性的學說，並進一步把研究領域擴展到節度使兵制的問題上來，而在陳寅恪的著作中，對此實際上只是一些提示性的文字。1957年《新唐書兵志箋正》則是唐先生對唐代兵制的全面研究之作。唐先生的學生中對唐代兵制研究同樣後繼有人，比如程喜霖對唐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孫繼民對行軍制度的研究等。作為陳寅恪的學生，王永興對唐代軍事制度的研究興趣也是由來已久，尤其重視對開元、天寶諸節度的研究。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北庭節度使等，王先生都有過專門的論文討論，而朔方節度使問題，王先生就有兩篇論文。王先生的研究，除了繼承陳寅恪先生的外族內政連環性學說以外，對於各個節度使內部的民族構成尤其重視，並由此生發去討論相關問題。直到1999年，王先生還有《唐開天九節度與四個軍事格局中的蕃兵述論》發表。

李鴻賓師從王永興，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受到陳先生和王先生的影響是很自然的。明乎作者的學術淵源，有助於理解和閱讀他的朔方軍研究。《唐朝朔方軍研究》全書共有十章，從《朔方軍的設置》到《唐末的形勢劇變與朔方軍的分化》，很明顯是以朔方軍的完整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在此以前，還沒有以唐朝某節度使的來龍去脈為研究對象的專著。

朔方軍主要的對手是北方的突厥族。突厥在貞觀時期歸附以後的再度興起，主要是因為唐朝集中軍事力量對付吐蕃時放鬆了對突厥的控制。於是，突厥在高宗時期發動叛亂，基本摧毀了唐朝在北方設立的以安北都護府和單于都護府為核心的羈縻體制。唐朝派出軍隊鎮壓，武則天時期首次出現了朔方道行軍。此後，突厥問題始終沒有根本解決，於是臨時性的行軍體制漸漸轉化為屯鎮性的軍隊。朔方軍節度使的正式建立與開元時期六胡州叛亂相關，而朔方軍的發展大約有兩個方面，一是張仁願築三受降城，主動擴大了防區，二是正式建立節度使體制，有利於戰鬥力量的加強。理解前三章，即《朔方軍的設置》、《朔方軍的早期發展》和《朔方軍節度使的確立和極盛》的內容，重點即在於理解當時唐朝所面臨的北部邊疆形勢，尤其是與突厥再度興起的關係。朔方軍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唐朝在新形勢下的一種軍事應對。

第四章《朔方軍與胡兵蕃將》，擔任的是承上啟下的功用。通過對朔方軍內部民族構成的描述，解釋朔方軍之所以強大的理由。不僅如此，朔方軍的這種內部構成，也為後來朔方軍發生的一系列變動提供了內在根據。第五章《朔方軍地位的轉變與僕固懷恩的反叛》、第六章《李懷光再叛與中唐政局》，具體分析這兩次導致朔方軍地位大滑坡事件的前因後果，指出除了朝廷的意志以外，朔方軍內部的多民族構成是事件發生的關鍵性因素。

當然，唐廷方面的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朔方軍的極盛是在鎮壓安史之亂的過程中顯現出來的。朔方是肅宗龍興之地，朔方軍不僅是支持肅宗在非常形勢下即位的最重要的軍事力量，而且是平定叛亂的主力。中興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無不是出身朔方軍的。但是，安史之亂也讓朝廷學習到了許多經驗，一是軍人集團不可靠，另外少數民族將領似乎也不可靠。所以安史之亂一旦平定，朔方軍的命運就開始跌落，將領受到懷疑，防區縮小，最後軍隊也遭分解。對此，狡兔死走狗烹的道德評論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當時的權力結構和最高當局的判斷才是最重要的動力。朔方軍一變而成一般的節度使軍鎮，直到唐朝結束。當然，朔方地區的民族成分的變化，一直影響到唐朝以後。第七章《德宗時期朔方軍的改制與政治走向》、第八章《新形勢下的朔方軍》以及第九章《穆宗至宣宗時期朔方軍與西北的形勢》，揭示了朔方軍衰微的朝廷政策和朔方軍晚期的景象。

許多精湛的考論是一篇介紹文章不能容納的。比如德宗時期是朔方軍的衰退時期，德宗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德宗持之以恆，終於完成了對朔方軍的分割和西北防務的重新設置，從而使得西北對吐蕃的防禦變得持久而有力。這不僅是德宗的意志問題，而且為後來的元和中興提供了重要保證，因為沒有西北的防禦保證，憲宗是無力認真對付東方藩鎮的挑釁的。至於其他方面，比如朔方軍與神策軍的關係，外部民族環境與朝廷政策的關係，交通道路與防區條件等等，都在作者的分析視野之內，從而使得該書豐富而有條理。

（本文原刊《中國學術》2004年第2期，引用請參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