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出版（附：楊富學/總序）
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
第一輯出版（附總序）
為了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在甘肅文化出版社的策劃與通力合作下，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楊富學研究員主持的2016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於近期正式出版發行。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為一套綜合性學術研究叢書，從不同方面探討絲綢之路的興衰演進及沿線地區歷史、宗教、語言、藝術等文化遺存。和以往的有關絲綢之路文化方面的論著相比，本套叢書有自身個性，即特別注重於西北少數民族文獻與地下考古資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動態和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在內容的選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前沿性。整套叢書也力求創新，注重科學的多樣性和延續性。今天呈現於諸位面前的這5冊圖書只是該叢書的第一批成果，今後會連續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第1輯5本均為精裝版，分別為：
一、牛達生：《西夏考古論稿（二）》，486千字；
二、王志鵬：《敦煌文學與佛教文化研究》，371千字；
三、朱國祥、張鐵山：《回鶻文佛教文獻中的漢語借詞研究》，248千字；
四、楊富學、張海娟：《從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頭目》，362千字；
五、楊富學：《敦煌民族史探幽》，421千字。
附總序：
總 序
絲綢之路是一條貫通亞、歐、非三洲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自古以來，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們都會在不同環境、不同傳統的背景下創造出獨特的文化成就，而人類的發明與創造往往會突破民族或國家的界限，能夠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絲綢之路得以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東西經濟文化的多樣性和互補性。
在中西的交往經久歷程中，中國的茶葉、瓷器及四大發明西傳至歐洲，對當時的西方社會帶來了影響，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反觀絲綢之路對中國的影響，傳來的大多是香料、金銀器等特殊商品，還有胡騰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儘管這些西方的舶來品在考古現場也有發現，在壁畫、詩詞等藝術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終沒有觸及中華文明的根基。
早在遠古時期，雖然面對著難以想像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之間並非隔絕。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草創期的絲綢之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最開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資並不是絲綢。在西元前15世紀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購買產自現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交流。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於是大規模的貿易往來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西元前11世紀便用於商旅運輸。而分散在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據傳在西元前4世紀左右才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後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於遊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強國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隨著遊牧民族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定居民族之間不斷的爭鬥、分裂、碰撞、融合，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僅存於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不過，隨著各定居民族強國的不斷反擊和擴張，這些國家之間就開始了直接的接觸，如西亞地區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東征、安息王朝與羅馬在中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大夏國對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統治以及促使張騫動身西域的大月氏西遷。這些都說明上述地區之間進行大規模交通的要素已經具備，出入中國的河西走廊和連通各國的陸路交通業已被遊牧民族所熟知。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中原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其次是來自不同地域的商品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駝載錦涼州西，換得黃金鑄馬蹄”，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隨商進入更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門大戶的消費物件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代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珍奇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裡蓄養寵物、奴伎。誠如美國學者謝弗所言：七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闢，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從而大大推動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發展，豐富了各國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
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榮昌盛。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由於生活的環境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統，如印度文化系統、中亞諸族系統、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統、環地中海文化系統、西域民族文化系統、河西走廊文化系統、黃河民族文化系統、西藏高原文化系統等等。而在這其中，處於主導地位的無疑是中原漢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即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這兩個地方彙聚了四大文化的精華，自古以來，不僅是多民族地區，也是多宗教的地區，在絲綢之路沿線流行過的宗教，如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甚至還有印度教，以及與之相伴的各種文化，都曾在這裡交匯、融合，進而促成了當地文化的高度發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與商人的特殊關係，始終沿絲綢之路沿線傳播。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摩尼教自13世紀始即已徹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發現了大批摩尼教文獻與文物，證明摩尼教以改變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帶留存至今。對霞浦摩尼教文獻的研究與刊佈，將是本叢書的重點議題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條件”這兩個具有限定性意義的詞語，其實是別有一番深意的，因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匯點還有許多，如張掖、武威、西安、洛陽乃至東南沿海地帶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這樣的交匯點就更多，如中亞之訛答剌、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怛羅斯、撒馬爾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羅地區，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裡亞）、喀布爾，伊朗之巴姆、亞茲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爾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長安、撒馬爾罕和伊斯坦布爾最具有典型意義。
西安古稱長安，有著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的交流的坩鍋，世所矚目的長安文明就是由各種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匯而成的，其來源是多元的，在本體上又是一元的，這種融匯百家而成的文化進一步支撐和推動了中央集權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後，長安文明又向周邊廣大地域輻射，帶動了全國的文明進程，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推向高峰，並進一步影響周圍的民族和國家；同時中國的商品如絲綢、瓷器、紙張大量輸出，長安文明的許多方面如冶鐵、穿井、造紙、絲織等技術都傳到域外，為域外廣大地區所接受，對絲綢之路沿線各地文明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體現出長安文化的擴散性和長安文明的輻射性。這是東西方文化長期交流、溝通的結果。在相容並蓄思想的推動下，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不斷進取，由此譜寫了一部輝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長安文化中數量浩繁的遺存遺物、宗教遺跡和文獻記載，是印證東西方文化交流、往來的重要內容。
撒馬爾罕可謂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樞紐城市之一，其地連接著波斯、印度和中國這三大帝國。關於該城的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5世紀，為康國的都城，善於經商的粟特人由這裡出發，足跡遍及世界各地。這裡彙聚了世界上的多種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這裡都有傳播。位於撒馬爾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學院存在於15~17世紀，由三座神學院組成，他們雖建於不同時代，但風格相偕，結構合理，堪稱中世紀建築的傑作。撒馬爾罕的東北郊坐落著舉世聞名的兀魯伯天文臺，建造於1428~1429年，系撒馬爾罕的統治者、烏茲別克斯坦著名天文學家、學者、詩人、哲學家兀魯伯所制，是中世紀具有世界影響的天文臺之一。兀魯伯在此測出一年時間的長短，與現代科學計算的結果相差極微；他對星辰位置的測定，堪稱繼古希臘天文學家希巴爾赫之後最準確的測定。撒馬爾罕北邊的卡塞西亞，原本為何國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面是突厥、婆羅門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國帝王，這些都受到國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樣性顯而易見。
伊斯坦布爾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為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兩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兩個大洲的大都市，海峽以北為歐洲部分（色雷斯），以南為亞洲部分（安納托利亞），為歐亞交通之要衝。伊斯坦布爾自西元前658年開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歷史，其間，伊斯坦布爾曾經是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拉丁帝國、奧斯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爾位處亞洲、歐洲兩大洲的結合部，是絲綢之路亞洲部分的終點和歐洲部分的起點，其歷史進程始終與歐亞大陸之政治、經濟、文化變遷聯繫在一起，見證了兩大洲許許多多的歷史大事。來自東方的中華文明以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這裡彼此融合、繁榮共處，使這裡成為東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區。
綜上可見，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諧主要得益於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寬鬆——無論是中原王朝控制時期，還是地方政權當政期間，都不輕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絲綢之路上各種思想文化之間相互切磋砥礪，在這種交互的影響中，包含著各民族對各種外來思想觀念的改造和調適。“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采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通過多手段、多途徑的傳播與交流，中西文化融會貫通，構成一道獨具魅力、異彩紛呈的歷史奇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絲綢之路可稱得上是一條東西方異質經濟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傳播之路，同時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與交融之路。
為了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肅文化出版社的支持與通力合作下策劃了“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國各地及港澳臺學者的支持與回應。幸運的事，該叢書一經申報，便被批准為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為一套綜合性學術研究叢書，從不同方面探討絲綢之路的興衰演進及沿線地區歷史、宗教、語言、藝術等文化遺存。和以往的有關絲綢之路文化方面的論著相比，本套叢書有自身個性，即特別注重於西北少數民族文獻與地下考古資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動態和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在內容的選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前沿性。整套叢書也力求創新，注重學科的多樣性和延續性。
今天呈現於諸位面前的這5冊圖書只是該叢書的第一批成果，今後會連續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誠歡迎各位同仁的參與、批評與指導。
楊富學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感謝閆珠君女史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