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建榮：仇鹿鳴著《長安與河北之間》賞析

仇鹿鳴著《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賞析

盧建榮

一、書未上市先轟動

近年大陸史壇，三位史家，即李碧妍、陸揚，以及仇鹿鳴等，分別推出《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師大，2015年8月），《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2016年，3月），以及《長安與河北之間》（北師大，2018年11月）三書，頓時炒熱了中晚唐史的研究。本文只論仇著，其他二書期容日後再論。

仇著即將出版消息一出，萬方關注，詢問聲四起，不引起注意也難。我估計此書可望刷新北師大出版品的銷售紀錄。台灣的愛書人應趕緊上網訂購，以免向隅。仇著倘能風行，將允為2018年年度文化盛事！本書由七章構成，可分成以下三部分：其一，安史之亂期間，關於安史政權合法性問題，和淪陷區原唐官 "附逆" 問題；其二，昭義鎮（即澤潞鎮）內部管控問題；其三，魏博鎮親唐路線危機和最後三十年的內亂。以上第一部分佔有三章，第二部分佔有一章，第三部分佔有二章，共計六章。剩餘一章，是在全面討論唐帝國廣豎紀念碑的意義，其中當然包含攸關書旨的送往河北碑座。

二、全書結構與核心論旨

嚴格說起來，書名予讀者印象是在探討安史亂後唐（廷）河（北）關係，但只有二章完全扣緊書名，討論碑文意義的一章為部分合題。至如安史亂中事不涉唐河關係，再明顯不過。還有昭義鎮一章，雖然統有河北的邢洺兩州，但作者主要在講府城內部（在今山西境內）和唐朝如何管控該鎮的問題，比較不涉河北問題。這樣說來，書名有點超載了。其實不然。作者即令行文難免逸出主題，但終究還是回歸主題，而且下筆萬鈞，聚焦在河北胡化究竟如何，以及內部統治在三鎮之間的異同。這是討論中晚唐河北的核心所在。以上第一個焦點，是在重新反省陳寅恪倡議的胡漢文化衝突說，用以解釋何以河北抗唐如此堅定。第二個焦點是在討論河北三鎮的統治是一個模式抑多個模式問題。

河北是否徹底胡化、或部分胡化，陳寅恪之後有學者具體指出各色胡人在河北活動的跡象。但本書作者指出，各色胡人活動於河北是一回事，漢人文化在河北仍是以某種形式存在的，並未絕跡。問題是河北統治菁英到底如何使用胡漢兩種文化，以及其間比重如何，或是有所雜揉，抑或其他可能等等。這部分仍須加以深化研究。關於河北三鎮個別統治方式，作者明確指出魏博以府親軍為統治根基，其他兩鎮並非這種模式。由於鎮府（成德總部）和幽府（盧龍總部）不在本書作者主打範圍，他只能一語帶過。在此，作者更試圖越過菁英階層、提河北下層民眾在能動性上所可能扮演何種角色問題，是不容忽視的新視角思維。

以上七章存在的隙縫和聯繫有不周之處，結論一章給予完整拼圖樣貌。抑有進者，作者融鑄本書論旨相關的中外書文，給予適當評論。這是全書精要所在，不容讀者錯過。

三、作者治學亮點

看得出來，作者史學素養是會通中西的格局，其中饒富西學的理論傾向治史的況味這一點，這見諸作者比較史興趣，和西方理論的援用這兩點。像討論安史 "偽" 政權，作者馬上聯想到北宋末的劉豫政權。其實這背後還暗示諸如此類 "偽" 政權問題。遠的不說，二十世紀二戰的法國維琪政府和中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在戰後法、中兩國發生分別懲處 "法奸" 和 "漢奸" 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安史亂後唐政府懲處那些 "逆官" 的史事。在此，我要補充說，安史集團武裝反政府之舉，官方立場是消滅、進而抹除這段歷史。新文化史家如作者，致力於為廣大被消音的失敗者恢復若干聲量。這固然其志節甚高，但為一幕早經掩蓋的歷史，加以披露，研究困難度高，可不容諱言，倒也不妨害其創意十足。我非常激賞這三章。進一步言之，這種揭發隱蔽的歷史，是一種以小窺大，一葉知秋的高超手法操作，讓我們再次見識當年陳寅恪治史兵法的遺風。其實作者早些年在研究唐高宗奶媽姬總持其人其事時，順便考索出唐玄宗發起避其名諱的運動。這裡同樣展現作者僅憑蛛絲馬跡，就推敲出一段不為人知的政治波瀾。

再回到本題。又如討論紀念碑事，作者馬上用到洋人立論（頁139註1），再及實務上，中國史家在歷朝所究的實際案例。這是就中國作貫時性、和長時段的全盤觀測，殊為不易。作者的史學和史識立基在中西史學交流廣闊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就有千錘百鍊的實效。其他如「表達與實踐」（頁174），還有如「作者與讀者」（頁278），以及另如「閱讀」和「觀看」（頁150）等，都是源於西方的學術資源，作者知所去蕪存精地加以援引，卻無生搬硬套之缺失。這部分作者既已說破，我就不多饒舌。

此外，作者不立論則已，一立論便植基於絕澤而漁、或地壇式轟炸的辛勤工作上。這跟前述一葉知秋或手法，大相逕庭，表示作者手法萬千，不限定何種手法。這方面作者發揮文獻學優長這一實效。像死於安史亂間的墓主其墓誌，作者洋洋灑灑收羅六十片之多（頁117－123）。這是近十年新出土六千片唐誌的及時活用，展現作者過人的精力和史識。再如為研究魏博田氏，作者將有關碑誌搜羅殆盡（頁218）。又如，唐廷為攏絡田弘正，找韓愈寫〈家廟碑〉事，作者從頁178落筆，寫到頁186，凡與此相關、或相牽扯的，像一些壁廳記文以及狄仁傑碑等文獻，不知動用凡幾。這種博通的聯想力，令人拍案叫絕。

四、提升中國史研究的新標竿

最後，評者必須指出，作者為中國史研究豎立標竿。如所周知，中國史研究不是中文使用者之專區，舉凡日本、歐陸、英國、澳洲、加拿大，以及美國，都有中國史同行在，只是使用外文表達罷了。即使中文使用者又不限大陸一地，一些海外華文使用區，諸如台灣、港澳，以及新加坡等，都各自擁有中國史研究社群。換言之，中國史研究遍及全世界，一位中國史家要蒐集二手研究資訊，必須要中外文精通，才能蒐羅殆盡。這導致中國史同行，光在閱讀資料上，顯得特別辛苦。在此，作者展現不辭勞苦的敬業態度。作者同時於此展現博學高才的一面，他花費大量閱讀時間，才遍閱海內外群籍。這裡面，令我特別動容的，作者不僅深悉東西洋漢學家根底，而且，他還是一位台灣通，台灣的唐宋史研究動向，幾乎如數家珍。兩岸文化互通到如作者所出手實踐的這一地步，這應該是學術界的福音。作者所展現的，是無形中將大陸從事歷史研究的人，令其工作難度提升到好幾階而不止。在此，我寄語台灣中古史界同行，要有樣學樣，好好向大陸同行的園圃進行採蜜，在滋潤有餘，再行發表論文不遲。

要而言之，本書是一本功深智廣之作。本文只是一篇速食貪吃之作，不怕囫圇呑棗之譏，只為翼盼藉此引出更多細品慢嚼的上佳書評來。上一次我寫作品賞析文章，事在大學時代，是著迷於曹操詩而作，不想重作馮婦，再次寫作品賞析，那已是五十年之後的今天。

（原刊盧建榮主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23期，新高地文化，2019年1月。感謝盧先生惠賜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