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文：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讀後

唐史的另一種表達

——《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讀後

作者：王炳文

《光明日報》

（ 2019年02月23日 12版）

關於安史之亂以後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的關係，中外學者多有討論，但系統性的論述尚未及見。仇鹿鳴的新作《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正是以此為切入點，上起安史之亂爆發前夕，下迄唐亡，集中探討了一個半世紀內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的政治關係演變，涉及安史之亂、貞元政局、元和削藩、會昌伐叛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作者徜徉於“長安與河北之間”，意在“從大量的具體政治行為與文本中發現潛藏著的‘默契’，勾勒‘默契’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後對唐廷與藩鎮雙方行動的制約”。讀罷此書，頗感其立意之新與所涉之廣，淺談於下。

如果擷取全書最為核心的概念，就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反覆論及的“政治表達”，這也可以作為我們進入本書的一把鑰匙。翻檢《全唐文》，我們會發現大量作於唐代後期的神道碑、刺史廳壁記以及家廟碑，學界多將其作為考辨人事的習見史料，從而遺漏了其背後蘊含的大量信息。仇鹿鳴則將其視為一種政治話語的表達和權力關係的昭示，具體到河北藩鎮，則是安史之亂後中央與地方長期博弈的產物，同時包含了唐廷掌控河北的嘗試和藩鎮對於長安方面的反饋姿態。這正是仇氏著意提出的“政治表達”，它對應於傳統政治史關注權力鬥爭變遷的“政治實踐”。這組對應且互動的概念貫穿全書，尤其在對田氏魏博的研究中得到精彩展現，將德、順、憲三朝諸多關鍵史事串起，剖析出了一條令人信服的內在演變理路。

“政治表達”這一概念的闡發，離不開充分細致的文本分析，而這種基於史實考辨的個案研究又成為作者理論構建的基石。唐代藩鎮研究向分兩派，以張國剛、王壽南為代表的學者重視結構架設和類型分析，而以毛漢光、渡辺孝為代表的學者則著眼於個案分析。兩種理路本來各有所長，但近年來宏觀分析日漸冷落，個案研究則不斷增多，並呈現出細碎化和模式化趨向。這種蔚為壯觀的集體勞作，掩蓋了唐代藩鎮研究中深耕不足、視線狹隘的缺點。對於仇鹿鳴來說，“政治表達”很巧妙地成為連接個案與整體的橋梁。例如，在討論憲宗年間河北局勢時，作者並未臚列河朔三鎮進行簡單比較，而是選取魏博節度使作為關結點，以此觀察整個河北的政治動向；又如以王伷的個人仕宦命運為視角，觀察安史之亂期間陷偽官員的內心世界，並進而探討了時人對於“忠”的認識變化；再如從李裔墓誌釋讀出唐末昭義軍的大量信息，並由此提出了“驕兵化”以及藩鎮叛亂兩種類型的觀點。如此種種，都顯示出作者遊走於個案實證與理論建構之間的從容嫻熟，也使“政治表達”具有了現實的力量。

仇氏獨到的個案分析，是以大量石刻史料為基礎的，這中間既包括新出土的墓誌，更有重見天日的傳世碑刻史料。在探討燕政權統治下民眾心態時，作者裒輯了60方相關墓誌，遠超此前學者的運用數量，從而使其論證建立在堅實而可信的基礎之上。仇氏對於石刻史料的利用方法尤其值得借鑒。作者並非一味汲汲於占有最新的出土墓誌，做蜻蜓點水之研究以領風潮，而是對石刻史料的價值進行甄別衡量，集中考辨意義重大者，枝蔓殘缺者則用為輔證。此外，作者善於從傳世文獻中發現以往未予重視的碑志史料，並加以重新考訂，使之煥發出全新的學術價值，其對羅讓神道碑的利用即是一例。該碑在《全唐文》中僅存200字且殘缺難讀，作者先後從兩種方志文獻中發現了其完整原文，經過對比考訂並輔以實地勘察，最終使這方長達3000字的碑文重新進入學界視野，對理解唐末魏博政治產生了重要作用。事實上，像羅讓碑這樣湮沉於習見史籍中的唐代史料尚有很多，而仇氏的利用方法無疑值得唐史研究者學習借鑒。

當然，探討本書的學術意義，仍需要回到陳寅恪提出的河北胡化理論。陳氏的理論源於其一貫主張的種族文化觀，用以探究唐後期統治階級的升降及其包含的族屬因素，但近年來胡化理論被作出一些過度的詮釋，以致面臨困境。例如，久盛不衰的粟特學對於安祿山及其諸多叛將粟特種族的強調，並為解釋這一商業民族的遊牧化而提出了“粟特人的突厥化”命題；又如以森安孝夫為代表的日本學者提出了“過早的征服王朝”理論，認為發生於8世紀中期的康待賓叛亂和安史之亂，均可視為此後遼、金等“征服王朝”的最初形態。有鑒於此，仇鹿鳴在本書中以“胡化說的射程”為切入點，從“對胡化範圍及程度的考辨”以及“如何理解中晚唐長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會所呈現出的‘異質感’”主客觀兩方面重新加以考察，提出“血統上的混雜恐怕不能被簡單地比定為‘胡化’，是否維持部落形式才是判定程度的重要標尺”，進而通過對燕政權中諸種漢式政治表達及其內部變化的論證，得出“不能僅因時間上的連續性或興起地域的鄰接性，簡單地將安史之亂、沙陀王朝與之後的遼、金等王朝相提並論，構擬出一條‘連續’的歷史線索”的看法，不能不說是深具見地的。

在上述基礎上，作者提出了自己對於“唐宋變革論”的反思與回應。自內藤湖南提出這一學說之後，中古史研究便始終無法繞開它。這一理論在很好地解釋了中國中古社會向近世轉變的內在過程的同時，也無情地吞噬了唐代本身的歷史。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唐朝後半段歷史成為進入五代乃至宋初的一種必然准備，胡化、藩鎮割據等現象被過度強調，並被賦予歷史目的論，唐史研究日益表現出被“肢解”的趨勢。對此仇氏認為“我們在承認其價值的同時，亦需保持警惕，至少嘗試觀察歷史演進中的不同節奏”。顯然，這個問題不是一位學者、一部著作所能解決的，而作者的態度也因此審慎很多。事實上，唐代歷史分期正體現出了這種無奈，即便放棄以安史之亂為界點的二分法，我們目前也只能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這種頗為含混的時段劃分姑且代替，而這些概念本是借取於文學史領域。本書副標題襲用了“中晚唐”這一成說，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種尷尬。

相較於中國古代史某些領域的“熱鬧”情形，唐史研究近年來頗顯沉寂，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新出史料的缺乏。然而歷史研究並不應該是哪裏熱鬧往哪裏去。仇鹿鳴的這部新作，給我們展示出唐代歷史的另一種“表達”。從作者的鉤稽爬梳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攝人心魄的歷史瞬間和煥然一新的原創觀點，把這些創見貫穿起來，使得唐史研究呈現出一種新貌，展示了諸多新的可能性。顯然，這是一部開拓性而非總結性的著作，它有理由引發更多的討論與關注。

    （作者：王炳文，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