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富學：回鶻研究70年的成就與展望

回鶻研究70年的成就與展望

楊富學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

作者簡介：楊富學（1965- ），河南鄧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員，隴東學院特聘教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敦煌學、回鶻研究。

回鶻是我國古代北方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民族，早期活動於漠北，即今蒙古高原，與中原王朝聯系密切，故中原漢文史籍對回鶻及其先祖有著較多的記載。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崩潰，部眾西遷到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亞地區。由於當時西北地區強權林立，各自為政，兩宋政權鞭長莫及，故《宋史》卷帙浩繁，但對回鶻的記載卻很少，而且支離破碎。蒙元帝國雖然一度對新疆行使了有效統治，但曆時未久，至忽必烈即帝位之初，新疆即陷於混戰，與中原時有隔絕。《元史》既沒有專門的《西域傳》，也沒有專門的《回鶻傳》，有關史實主要見於《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可以說，宋元時代，中原王朝對回鶻的記載是很少而且很模糊的。有幸的是，宋元時期回鶻文流行，被廣泛使用以書寫詔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學作品、契約文牘和曆法醫籍，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成為我們認識與研究回鶻與中亞諸族歷史文化的取之不盡的寶藏。可以說，世界上罕有哪個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鶻文化那樣多地受惠於地下出土文獻。公元20世紀以前，人們對回鶻文文獻的知識及學界對回鶻文化的了解，主要局限於漢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鱗半爪的記載和傳世的幾件回鶻文文獻。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回鶻語文寫刻本的發現和研究，人們才得以對回鶻歷史文化有了重新認識。

對回鶻語文獻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研究，一個多世紀來，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可以說是回鶻研究的主流。

我國學術界對回鶻的研究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邊疆動蕩，民族危機，學者們以救亡圖存為己任，開啟了回鶻歷史文化的初步研究。然而，受條件所囿，彼時的研究一般局限於對漢文史料的利用，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依據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回鶻語文獻。

國內學術界對回鶻語文獻的研究起步較晚，始於20世紀50年代，馮家昇先生開其先河。他於50—60年代先後發表了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研究報告和多件回鶻文契約，同時，馮家昇先生還與程溯洛、穆廣文二先生合力編著《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作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叢刊》第2輯由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於1955年內部編印。此後，回鶻文與歷史文化研究基本中斷。

及至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回鶻研究復興，耿世民等編著古代突厥文獻教材《古代突厥文獻選讀》（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編印，1978年）、《古代突厥語文獻語法》（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編印，1979年）和《古代突厥文獻詞匯》（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編印，1980年）等，開啟先例。此後，回鶻語文獻研究形成熱潮，以耿世民、李經緯為先聲，伊斯拉斐爾·玉素甫、多魯坤·闞伯爾等踵其後，當前活躍於這一領域的學者張鐵山、阿布都熱西提·亞庫甫、牛汝極、尚衍斌、楊富學等也於這一時期嶄露頭角，出現了多種研究回鶻文文獻的著作，如伊斯拉菲爾·玉素甫、多魯坤·闞白爾、阿不都克由木·霍加研究整理《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耿世民《彌勒會見記（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威斯巴登，1988年）、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楊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李經緯《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年）和《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回鶻歷史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湧現出一批回鶻研究的著作，如程溯洛《唐宋回鶻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牛汝極《維吾爾古文字與古文獻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楊富學《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鄧浩、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李增祥等《回鶻文文獻語言簡志》（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年）、尚衍斌《元代畏兀兒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等。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電腦技術的普及和回鶻文文獻公刊步伐的加快，回鶻研究進入飛速發展時期，湧現出來的成果更是不勝枚舉，舉其要者有牛汝極《回鶻佛教文獻——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新疆大學出版社，2000年）、劉戈《回鶻文契約文書初探》（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李經緯等《高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2003年）、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張鐵山《回鶻文獻語言的結構與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耿世民《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楊富學《印度宗教文化與回鶻民間文學》（民族出版社，2007年）、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李樹輝《烏古斯和回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楊富學《回鶻與敦煌》（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楊蕤《回鶻時代——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熱孜婭·努日《巴黎藏回鶻文詩體般若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張鐵山《古代維吾爾語詩體故事、懺悔文及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回鶻文詩體注疏和新發現敦煌本韻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劉戈《回鶻文契約斷代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楊富學《回鶻摩尼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朱國祥與張鐵山《回鶻文佛教文獻中的漢語借詞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等。

在回鶻研究中，長期受到忽略的回鶻文題記也於近年引起重視。松井太、張鐵山等對回鶻文題記的研究做出了貢獻。通過題記釋讀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部分題記都寫成於元代晚期，莫高窟回鶻文題記書寫者來源地主要是肅州（酒泉）和哈密，榆林窟書寫者則主要來自肅州、哈密和沙州（敦煌），而這四個地方都是蒙古豳王家族的轄區。該家族擁有四個王號：一為豳王駐肅州（酒泉）；二為肅王，駐瓜州；三為西寧王，駐沙州（敦煌），為豳王的析出者；四為威武西寧王，駐哈密，為沙州西寧王之析出者。四王轄地回鶻人眾多，文化發達，與蒙古人水乳交融，最終於明初以沙州、瓜州為中心形成了黃番，即今日的裕固族。過去學者常依據民歌《我們來自西至哈至》而把裕固族的來源地追溯至吐魯番或中亞某地。根據敦煌出土文獻、敦煌壁畫以及回鶻文、蒙古文題記，可把裕固族的起源地確定在敦煌、瓜州，形成時間應在明初，此說引起了裕固學研究者的認可與共鳴。這一問題的解決，既為裕固族研究開拓了更廣闊的前景，也為敦煌歷史增添了裕固族這一新內容，其重大學術意義正在逐步彰顯出來。

通過回鶻文題記可以解決敦煌石窟中比較難解的問題，如莫高窟409窟到底是回鶻窟還是西夏窟學術界爭論不休，有的甚至將其當作典型的西夏窟看待。然而，近期通過高清攝像技術，終於確認窟主頭部所寫回鶻文題記（肉眼可看出來回鶻文墨跡，但不借助先進工具無法釋讀）的內容為Arslan Qan（獅子王）。這就明白地告訴我們，該窟屬於回鶻窟無疑，應屬於比較典型的回鶻窟。

已故北大著名教授鄧廣銘先生曾經說過，學習歷史，須掌握四把鑰匙，一為年代，一為地理，一為目錄，一為職官制度，已經說明了目錄的重要。具體到回鶻文文獻而言，編制這種目錄顯得更是迫在眉睫，因為回鶻文文獻的流失尤為嚴重。舉個例子說，當年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挑選古代寫本，斯坦因重於畫品和保存較好的寫刻本，伯希和則更重於收集社會經濟文書和有題記的經卷，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不放過任何一件少數民族文字文獻。以至於莫高窟藏經洞的回鶻文文獻被搜羅一空，只有一件小殘片漏網，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敦煌相比，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文獻更多，大多流散於國外，以德國居多，此外，法國、土耳其、英國、俄羅斯、日本、瑞典、韓國、芬蘭等國也有收藏。國內收藏的回鶻語文獻也很分散。

上述這種分散狀況勢必會給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帶來不便。如果能夠編制一份海內外收藏的回鶻語文獻總目，讓研究者有一個明細的賬目，無疑會給今後的研究帶來便利，否則常會有大海撈針之感。1993年，在陳國燦先生組織下，朱雷、榮新江二先生攜本人合力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後來出版了《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由陳國燦、劉安志編，2005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刊行。二年後，又推出《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榮新江主編）。本人負責二書中的回鶻文部分，但由於受條件所限，尤其是當時很多文獻沒有刊布，所收內容不是很全。加上體例所限，僅收錄吐魯番發現的寫本，其餘諸如敦煌、哈密寫本，各種壁畫題記、石刻等都沒有收錄，故而算不得完備的“回鶻語文獻總目”。

近年，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已經開始分門別類編制回鶻文文獻總目，如《柏林藏回鶻文摩尼教文獻總目》、《柏林藏回鶻文法華經文獻總目》、《柏林藏回鶻文金光明經文獻總目》等，內容詳備，但柏林以外的藏品都未收錄進去。如何編制一種比較簡明而全面的綜合性目錄，尚有很遠的路程要走。

還有一個問題是，國內學術界畛域分明，條塊分割嚴重，就回鶻來說，研究歷史者大多不精通回鶻語，而研究回鶻語者又大多不專精歷史、考古，研究局限性非常明顯。當年耿世民先生作為語言學家，對回鶻歷史也給予了很多關注，故而其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歐美、日本學者大都語史兼通。這一優良傳統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

進入21世紀，就回鶻研究著作的發表言，可謂形勢喜人，若縱觀前景，卻又不容樂觀。隨著前輩學者耿世民、李經緯先生的先後去世和以伊斯拉斐爾·玉素甫為代表的一批老學者的退休，目前活躍於學術界的大多為1960年代出生的一批具有過渡色彩的學者，而本應承擔大任的1970年代與1980年代出生的學人卻數量偏少，成就突出者鳳毛麟角，尤其在回鶻文研究領域尤其顯得突出。

其實，當前國內學習回鶻語文者不在少數，以回鶻文獲取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者同樣不在少數，但嶄露頭角者終覺稀少。究其原因：一是受大環境影響，似乎有志於回鶻學這門苦學問者越來越少；二是當前的教育體制重考試、重形式而不重能力的教育方式很難培養出回鶻研究所需要的拔尖人才（不惟回鶻文，其他很多少數民族文字研究領域同樣都面臨類似問題）；三是急功近利的學風盛行，貽害社會，貽害人才培養，這在教育部門表現尤為明顯。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尋找一條適合於培養拔尖人才的新路子。在本科階段要抓好基礎，在攻讀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間，給以寬松的學術環境，不要施加發表論文之類的額外壓力，使其能夠靜下心來學習，多看能力少看分數，加上當前良好的生活條件與研究手段，“江山代有才人出”才是，至少應不至於新興不久的回鶻文研究再陷後繼乏人的尷尬境地。

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4期，第62~65頁

（感謝楊富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