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自诞生之初，现代人类学便具有公共性维度。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中，博厄斯开篇便试图打破人们对人类学的迷思。不少人认为，人类学不过是一堆奇怪事实的堆砌，讲述着远方原住民的故事，描述不可思议的习俗和信仰。“我想展示的是，对人类学原则的清晰认识，可以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变化过程。或许，如果我们认真聆听，还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博厄斯此番话，直指人类学的公共性内核，也是对书斋里、摇椅上、传教式等殖民人类学的批判。
在“困于系统”的当下，公共人类学变得越发重要。如何从当代种族理论、女性主义、跨物种研究等领域汲取更多养分？如何摆脱学院的桎梏？如何培养更多不同类型的学生？如何在批判的同时积极介入社会？……结绳志“公共人类学”系列邀请你一起来思考、探索这些话题。
在第一期中，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人类学家Laura Nader在1970年代的演讲稿，由Hau杂志在2019年第九期中重新刊登。Laura Nader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人类学将近五十年，是参与政府机构、担任法律和环境方面的专家，并用人类学独有的视角参与了许多其他学科。尽管她以提出“向上研究”（studying up）知名，从本篇译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美国社会、本科生培养、人类学家就业、田野方法论都有极具先见之明。
同时，Nader也尖锐地指出，人类学家依然有许多隐晦的双重标准，以及偏见。面对这些偏见，我们如果不加反思地批判，很可能会重复殖民主义式的老路——一边打着人类学的旗号，口头上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和多样性，一边在市场化、体制化的情况下，同行相轻，消费研究对象，或是压榨其他人的隐形劳动。如果四十年多前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甚至愈演愈烈，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以更为迫切的态度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原文标题 / What's Urgent in Anthropology
原文作者 / Laura Nader
翻译 / 凌云帆，小企鹅，邱文京，韩慧盈，阎天伊
校对 / 子皓，叶葳，王菁
编辑 / 王菁
Laura Nader (1930-)
看在上帝的份上，
让我们真的好好关注人类学的特殊性吧！
我想讲的是，当人类学家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时，他们在做什么【1】？我鼓励你们去看看人类学家尝试研究他们自身社会时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去年秋天，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NIMH）的慷慨资助和美国人类学学会（AAA）的友情接待下，我们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了一场有关心理健康和人类学的学术会议。会议缘起于联邦政府对一项资金的突然削减，但会议并没有停留在这类问题上。我们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类学家——都是美国人类学家——聚在一起，请他们向精神病学领域的人报告自己的研究发现。
事后回想这个会议，我们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学家已经很少做类似的事情了。战争期间，我们一度非常擅长于与外部世界交流人类学的所思所想；战后，此类活动在Clyde Kluckhohn出版Mirror for Man（1957）达至顶峰。我们曾积极和支持我们研究的美国民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自1949年以来，我们就很少这么做了。1964年，Sol Tax出版了Horizons of Anthropology，但在此以后就真的不太多了。
Mirror for Man (1957), Clyde Kluckohn
虽然学生们经常注意到这个趋势，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做出些实质性的反思和改变。当然，此次会议相当令人惊喜，部分原因是绝大部分受邀参会者都研究美国社会、而且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被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一再研究的。比如，Paul Bohannon汇报了有关离婚的研究。Robert Edgerton分享了关于智力障碍（mental retardation）【2】的内容。James Spradley讨论了酒后犯罪（criminal drunkenness）。尽管成百上千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已经一再研究，以上几位以及到场的其他人类学家还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现了前者明显未曾关注到的新洞见。
人类学家是能呈现出非常独特且令人惊奇的东西的。我举个例子。在Bohannon研究“离婚文化”以前，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对该问题的相当大量的文献，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问过，你离婚之后会发生什么——哪些后果会跟随而来，基于离婚人们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网络，等等。虽然就像我说过的，既有文献的确体量巨大，但文献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很多社会学家研究罪犯，但是没人从酗酒者的角度研究酒后犯罪。这再一次展现了人类学的独特性。
专家——从人类学家的观点而言——不是“我们”，而是提供信息的报道人之一（informant）。信息报道人知道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这一视角给予了信息报道人一个其他社会科学中没有的某种特定地位。事实上，Spradley指出，他当时收到不少了社会学家的来信，对他对待信息报道人的方式表达愤怒。又比如，研究智力障碍的Edgerton曾到一间服务智力障碍者的机构，询问他们几个简单的问题。机构划分心智低下者的一种方式是看他们处理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他们感知时间和空间的能力是充分发育的么？被归类为“智力障碍者”的人被专家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没有充分发育时间、空间感知能力的。Edgerton对这类人群做了一个约会模式分析。与专家和机构人员的成见不同，他发现，当这些“智力障碍者”被高度激励时，他们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与谁见面、什么时间见面、具体什么地点见面，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建立了一套“间谍系统”，并以此过滤和迷惑了大部分在他们身边工作的机构人员们。
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在回归并研究美国社会时，人类学家可以带出的洞见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因此，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真的好好关注自己的特殊性吧，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研究美国社会时，我们有在贡献新发现吧。是人类学者W. Lloyd Warner首先指出我们（曾）是一个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Warner and Lunt 1942）。是人类学者Margaret Mead（1965）对“青少年”概念的相对性做了相当有趣的观察和评议。我想，我要鼓励的是，当我们真的回到“家乡”时，我们要努力充分发挥人类学工作的长处。我接下来就来阐述一下这个想法。
回到家乡，我们能做什么？
当你想要回到家乡做研究的时候，首先应该问，有哪些工作还亟待完成。这是一系列问题中的起点。我对此的提问或者回答方式是基于哪些话题已经被研究，哪些尚未被研究。很多已经回到家乡做研究的人类学家，实际上在关注与社会学家完全相同的领域——族群、下层阶级、穷人、都市。我想挑战这个趋势，思考这是否是人类学家最值得耗时的领域。
当我们思考什么还没有被研究，光从文献资料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仍然对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知之甚少。我们对权贵仍知之甚少，我们对能影响大部分美国人生活的大型机构仍知之甚少。鼓励人类学子去研究这些没有那么容易。假设我们训练人类学家去研究美国精英，当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该何去何从？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
作为人类学家，我们的学术地位部分来自于对Bouga-bouga岛、奇风异俗和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从我们为学生寻找匹配教职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研究主题越离奇，他们越有可能在一个好的机构找到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何为好人类学家的传统观念，我想鼓励各院系不再以“我们需要大洋洲专家或政治人类学家”为招聘标准，而是开始使用其他招聘标准。
The Balance / Alison Czinkota
让我开始有意识鼓励自己学生研究美国社会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我把它叫作“激励效应”（energizing effect）。伯克利很多学生都非常聪明，但是他们其实更关注身边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他们有些直接投身政治和环境运动，有些则认为去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太过奢侈，更想为家乡生活的改善做一些事情。他们的动机明显是非常复杂的。我开始注意到我的同事们对这些学生的评价：人类学家不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改革者，那是我们对社会学家的评价——“你抓到一个社会学家，你就找到了一个卫理公会牧师。”我们不喜欢这样看待自身。
然后，我们就开始考察这些学生们的动力来源，并思考我们能否把他们变成学者。如果你的志向是让社会变得更好，那么你或许就不会为学术做出突出贡献。然而，回顾人类学历史，美国社会结构之父Lewis Henry Morgan最初对易洛魁人产生研究兴趣，正是因为他为易洛魁人在美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中那种生活感到愤怒。这是他在1871年走近易洛魁人、着手研究的最初原因。我们都知道，最终他成为了非凡的学者。如果不是出于最初的这种关怀，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学者。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学科的充分性（scientific adequacy），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人类学的方法为理解美国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人类学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我们无法培养社会学家去研究精英？我们人类学者有什么特别之处？
向下，还是向上？
我认为，对美国社会的很多既有研究都被向下的视角所局限。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科学学者目前在被训练去和底层接触，而非上层社会。如果你是人类学家，作为某个小岛或村庄的贵客或者高级外宾进入到田野，你有渠道观察当地社会结构的全局，如果这个社会分层的话，你的研究就可以同时囊括富人和穷人（haves and have-nots）。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把研究定位在社会结构底部的三分之一，那么你的视角只会持续限制在此处。
让我举几个例子。社会科学迄今都没有发展出一个像样的犯罪理论。确实，美国社会学家Edwin Sutherland（1949）通过研究白领群体的犯罪，对既往只归咎底层阶级的犯罪研究做出了挑战。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除非你进行跨阶级研究，否则不可能真正对犯罪的发生和现状进行理论化解释。社会学家很少做这样的尝试，但这符合人类学的学科旨趣，因为我们习惯了跨越文化的研究，至少我们习惯于这些思考。
那么，让我们想想有哪些研究问题人类学家可以着手涉足。当然，从上到下跨越阶级地研究犯罪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让一些人吓到想要逃跑。但同时，对现有犯罪理论进行大清扫、推陈出新何不是一个诱人的思路，让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充满动力开始行动。从伦理结果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用的：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研究犯罪的方式已经决定——很多情况下至少已经框定——人们动用法律的发展方向，而那些法律在某些权贵眼里是应该不变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时候，当政客们谈论它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一种非常特定的犯罪，这种特定的犯罪和它所受到的关注是已经被社会科学的既有分析语言所限定了。如果我们能通过跨阶级研究更完整地呈现犯罪现象，尼克松总统等人所定义的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问题【3】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想象一下，后续的政策结果又会有多大不同。然而现实中，尼克松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的讲话中，他只谈及了底层阶级犯罪、街头犯罪。
第二天，为了好玩，我派了一个学生去伯克利公共图书馆，“进去让图书管理员给你所有关于这个国家犯罪的统计信息。”学生取回了人们通常阅读的统计资料第一卷，我说，“如果管理员没有第二卷，一定要想方设法拿到”。第一卷是街头犯罪，第二卷当然是上流社会犯罪，然而我们对此没有任何记录。整个美国都没有对上流犯罪进行留档记录。这也难怪 Sutherland花了十年时间才写完他的书。
1968年10月4日《时代》周刊杂志封面
让我再给大家举个人类学家如何加入并完善人类学家前辈工作的例子。当我们研究印第安保留地时，发现原住民小孩在学校表现不佳，我们或许会说：“唔，小孩在学校的表现有可能和家长的育儿模式有关系。” 于是你就会接着研究原住民家长育儿模式，看看是怎么回事。而这种做法恰恰坐实了Vine Deloria在1969年对人类学家的批评：我们对答案的求索并未跳出原住民保留地的范围，仅仅止步于此。Vine Deloria和许多其他美国印第安人更希望看到人类学家把眼光放开些，比如说，要知道保留地和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的关系可能也会影响原住民孩子的学业表现。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之前从未想到要对印第安事务局做民族志研究，属实不合情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缺漏？这再次印证了我之前提及的观点，即美国社会科学只在训练学生往下开展研究，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向上看。
再来谈谈另一本饱受赞誉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值得一读，但是并不完整。很多我之前提到的著作都有这个问题——书内容并没有错，但呈现的都只是部分视角。（以及我所说的“向上”或者“向下”视角，都是相对于我们想要回应的问题而决定的。）这本书名叫《Soulside》（1969），作者是瑞典人类学家Ulf Hannerz（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这本书），内容说的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区（ghetto）。不少学生很喜欢，他们觉得这本书堪称经典，所以我也读了（我经常读学生推荐的东西）。在这本书的总结部分，Ulf Hannerz这样概括了书中的贫民区文化：贫民区的典型特征为失业、酗酒、非法行为。一位人类学家会说，这些特征仅能概括华盛顿特区的那个贫民区。更有职业素养的人类学家可能会做一番跨阶级研究，以确定这些特征是贫民区独有的还是在另一些条件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他也许会发现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和社会底层都有这些特征。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人类学家只能在他选择的视角范围内描绘一幅相对正确的贫民区图景，但（仅看底层）显然是不够完善的，甚至有时会误人子弟。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坏科学，从任何角度上都可以这么说。
培养本科生的意义：
为受管理者写民族志
这些个人观察改变了我的教学理念，我因而更加注重培养本科生了。（教本科生能给我带来更大的收获，相比研究生来说，他们不那么守旧，思想更为自由。）
去年，我的学生们交上来的荣誉本科论文令我称奇。一位叫作Marian Eaton的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商业改进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的论文。还有比这更无聊的论文主题吗？但他对商业改进局做的民族志研究真的很棒。大家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去商业改进局吗？每年商业改进局会收到人们无数的投诉，然而在这之前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研究过它。确实有一些关于它的文献，但除了在最近的一份国会记录里外基本找不到。
我的另一位学生，David Serber，去了加州保险委员会，调查了他们的申诉部（the complaint division）。他的研究也是以描述为主，但信息量丰富，包含很多我们人类学家擅长搞到的资讯，比如一些关于背景类型的信息。大家可能想知道这些学生研究的动机。我们都对动机怎么来的感兴趣。那位研究保险委员会的学生说：“我想要研究保险机构主要是因为它是那一类‘东西’，由复杂的人际网络组成，其中的每个人都会对加州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大部分人买了保险。他们受的影响是直接的。所有的民众同时受到间接的影响，比如保险产业的重要政治影响力，还有经济上的重大影响，这些都和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同时指出：“加利福利亚州的投保用户在1970年支付了超过了60亿美元的保险费，平均每位州民超过300美元，这比全球大部分地区人口的人均收入还要高，保险业的巨大财富和权力可见一斑。” 但目前还没有对美国保险业及保险如何影响美国人生活的研究。大家觉得这不奇怪吗？
探讨保险界需要人类学训练，https://www.epicpeople.org/needed-anthropologists-in-insurance/
之前我曾经翻阅过一本社会学书籍，叫做《美国社会》（American Society），是Robin M. Williams多年前在康奈尔写的（1951）。我看了下索引，完全没有提到保险、房地产、社保这些与美国民生息息相关的巨型制度。这会对我们的理论造成什么影响呢？假设你想要弄明白美国家庭的社会结构，不理解房地产业，你是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代沟，什么是人口的跨空间分布的吧？说房地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一手造成了美国社会不同年龄群体的割裂会太夸张吗？假设你把大城市的一部分划分为老年人区，另一部分兴建私有多住宅社区，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年龄大于60岁的人聚在一边，20到30岁的人则在城市另一边。这可能不是别人想要我们研究的东西。但同时，我觉得我们倒蛮擅长这种研究。也许这些巨型制度未被好好研究自有其原因，这一点我会稍后再谈。
在阅读这些荣誉本科论文时，我开始觉得，我们这些人类学者一直是在给彼此写东西。年复一年，我们在学术圈内（within profession）写作：为其它民族志工作者和人类学者写民族志。这是合理的，完全正确，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这部分工作。有时候，人类学者也为管理他人之人写民族志。比如一个非洲政府想建大坝、迁移人口，他们雇佣人类学者研究当地情况，让他们就如何办成此事提一些建议。
然而，就我所知，我们从来没有为那些被管理的人写民族志。记录如何应对和应对加州保险委员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在阅读人们如何与公民服务型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从未有过的兴趣被点燃了。人们如何获得进入机构的渠道，然后，作为公民如何主动使用它的制度？像我已经指出的一样，美国政府机构原则上主要服务于产业，这很难被攻击，但公民不应该仅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没有律师帮助自己就被排除在制度系统之外。这就是可能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的众多状况之一。人们并不知道如何积极使用标榜为公众服务的许多制度。因此，为受管理者写民族志（Ethnographies for the managed）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行动。
迫切人类学：
打破人类学者的偏见
这种类型的写作连接了一系列人类学者。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教授在说：“我们很难帮学生找到工作，不如索性少招收些学生。要是学生少了，我们也不必担忧匹配工作的事了。” 教授们所说的“工作”特指大学教职。在二战期间，人类学者在大学之外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对这些人类学者非常傲慢：事实上，我们觉得他们是被大学淘汰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因此，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手忙脚乱地了解他们。美国人类学学会现在在做一项关于我们所认为的“淘汰出局者”（dropouts）——那些不在学校的围墙里做事之人——的研究。在我看来，需要人类学者的工作不在少数。我在哈佛的一位老教授在被学生问到“除了教书还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告诉学生，“人类学者能想象到多少工作，自己就能做多少工作”。
我们需要一些人类学者，而且是我们中最棒的一些人类学者，成为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可以通过在不同领域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freelancing anthropology）来发现哪里需要我们、需要人类学者。就比如我刚提到的，有一件事就非常需要我们，那就是为本国公民（the “natives”）写民族志。在圈内我听到好多反对此事的声音，不过我认为，只要我们能拿得出两三个真正成功的研究案例，就可以打消那些人的质疑。想做一些前人没做过的事，你就要从一开始比那些在老路上做得最棒的人还要棒好几倍。否则，你就不会被看见。
反对此事的人，可能是看待研究渠道和态度的观点不同，也可能是出于方法论的疑虑。我想对此姑且回应一下。对于研究渠道，人类学者总说，“没错儿，因为一个大企业组织方式有趣而去研究是好的，到华盛顿特区或其它地方研究制度网络也很好，但我们没有这样的研究渠道，也没有办法获得渠道”。然而，那些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研究渠道——这是没有可能获得的”的人，不正是那些去到世界各地，那些可怕神奇的角落，任意地方，并最终创造出了切入渠道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新几内亚的小岛上解决了“准入”问题，可到了大都市就不敢解决问题了。对此，我真是不太能理解。
人类学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所看到的是，他们一般都会尽量喜欢他们所研究的那些人。格尔茨对马氏日记的评价里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格尔茨说他看过日记后极其失望，因为马氏说了一些关于特罗布里恩德人（Trobrianders）的坏话。我们似乎应该喜欢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事实上，我们经常对他们是爱恨交加。那些去做田野回来说他们“爱”当地人的，我就是无法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种“要坚定认为自己喜欢研究对象”的价值观，也因为对底层人群的偏爱，我们把研究里本应做的一整块（向上看的）工作完全删去。但是，偏见却一丝未减。
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你研究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带着偏见去反对它。然而，如果前述成立，那么如果你研究某件喜欢的事，你就必须承认自己在工作中会同样持有偏见。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尽快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人类学者都是持有偏见的。我们还应该把偏见摆在明面上让人看见，这才是重要的，而且越快越好。
然而，对底层研究的重视使得我们选择培养了一批特定类型的研究生。我们有意无意地认为，他们的人格使之更易于与BougaBouga岛民相处，而这种人绝对不是适合研究加州保险委员会的人。对于后一种研究，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有攻击性、精明冷静、坚持不懈的人格，也就是那种法律学校所要求的性格。
The Life of Law (2005) by Laura Nader
对于向上研究，还有进一步的反对意见。其一是伦理（ethics）问题。当一项研究更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这个问题往往会被提出来，并且那些最多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人往往是最有权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双重标准。几年前，我们伯克利的一些学生打算去研究一个在华盛顿特区的法律公司。相比贫民区或墨西哥村庄，有人要求他们在公司田野时采用更高的伦理要求。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家法律公司具有公众知名度，所以我们担心研究不当会导致经费被砍，对于什么该报告什么不该报告一事，我们持有极大的、隐晦的双重标准，这取决于谁是研究对象，是有权力的一方还是弱势的一方。
现在，我最后希望做的观察和一个不少人所坚持的观点有关：他们认为，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对定义社会人类学家的工作至关重要。参与式观察或许是对于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最重要的东西，并且我们在每一份送往（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NIMH）的申请中都看到了这个概念。当我们谈到我们的方法论时，我们会说我们要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意味着，我们做研究时与观察对象共同生活，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我们观察的人。
那么，如果你不能做参与式观察怎么办？很多人类学同行可能会说，那就不要做这个研究了。有学生去华盛顿研究那里的法律公司。当这扇门当着他们的面被甩上，当这家公司宣称他们不想被研究时，这些学生说：“好吧，如果我们无法做参与式观察，这项研究就泡汤了。” 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参与式观察，我们甚至由它来定义我们的领域，以至于当你不能做参与式观察时，你就不是在做人类学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或许想要摆脱的迷思。我记得，Sol Tax在几年前谈到了人类学家之所以没有在研究诸如污染、战争等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能做参与式观察这些议题。这是一些我们需要反省的思维方式。
我真心建议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迫切人类学（urgent anthropology）。人类学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尝试去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消失之前描述他们，而我建议，我们或许应该在我们自己消失之前，抓紧研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背景介绍
这篇文章是西南人类学协会会议（the Southwester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meetings）中一场讲座的文字记录，会议于1972年在加州长滩举行。早在三年前，Laura Nader已经在由Dell Hymes编辑的《重塑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中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名为“人类学家之上——从向上研究（studying up）中获得的视角”。在会议讲话中，Laura Nader拓展了书中文章的一些核心观点。“向上研究”的口号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对于精英、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任何有权者的关注，而不仅再是无产者和边缘人群——那些曾一度成为人类学家写作焦点的“无历史之人”。这场讲座之后数十年间，Laura Nader的研究确实聚焦在美国的那些更有权的人和机构，因此，她的向上研究也意味着研究学者自己所在的社会。
当时，随着越南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将人类学推向政策决策和美国大众的政治意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讲座中的一些表达和术语现在已经过时，透过讲座我们仍能看到Laura Nader与学生们不同层面的交流：作为对话者、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材料以及作为行动者。我们还看到了她持之以恒的投入，致力于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改变广大社会对于经济和权力差距问题及其影响的处理方式。她写道：在研究中去呈现华盛顿特区贫民窟的生活和病态没有问题，但如果不关注其与城市中更富裕的地方的相似性（例如，这些地方共有的酗酒带来的祸害），那么所得的图景将会有所偏颇。此刻Laura Nader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人类学将近五十年，是参与政府机构、担任法律和环境方面的专家，并用人类学独有的视角参与了许多其他学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她都是我们学科在当代重要性的捍卫者。
介绍者：Mariane C. Ferm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研究西非的政治想象、暴力、冲突和公义政治
尾注
【1】这份演说中的有些理念在Nader 1962中有更详尽的阐述。
【2】编者注：请注意，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在Edgerton的研究时代（请参照，如，Edgerton 1970）和Nader发表演说时（1972），“智力障碍mental retardation”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甚至是带有尊重态度的表达。但现在，“智力障碍”多被认为是贬义的，且往往已经被其他描述性表达替代，如“心智障碍intellectual disability，”“心智发展障碍intellectu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发育迟缓developmental delay，”或其他特定的综合症。
【3】校注：在现实中，尼克松的打击犯罪政策针对的是工薪阶层。
References
译者简介：
凌云帆/废物艺术家
小企鹅/喜欢爬墙的人
韩慧盈/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
邱文京/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硕士
阎天伊/香港大学人文医学中心MPhil在读，安宁疗护和志愿者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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