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植物禁锢于器皿之中，不断修整、造型，使其最终成长为预先设计好的模样——盆栽，似乎并不符合我们对于某种真正自然的想象。然而，在破碎的地景、肮脏的环境之中，盆栽却也可以成为植物们生的希望。本文关于台湾高雄后劲聚落的盆栽园：照顾植物、与之交流是种植者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限制与改造中不断复原与成长，盆栽们的生命历程，也诉说着它们人类同伴的相似故事。+ + +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Bonsai Care in an Industrial Zone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bonsai-care-in-an-industrial-zone阿福在他与邻居共用的盆栽园的一角，安静地修剪一棵种在花盆里的榕树。榕树的叶子都被剪掉了，光秃秃的树枝用铝线缠住，拗出造型。段义孚（1999: 114）从他的生态伦理观出发，会谴责这一幕是 “酷刑”，认为是为了取悦人类而对植物施加“外科手术式的暴力”，但阿福对此有不同看法：“树能分辨你对它们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怎么证明，但这是真的。树就是知道。”在盆栽园里，我经常听到人们把他们的植物形容为类似人类的角色，形容为亲人和朋友。一棵榕树苗要生长“定型”，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生长过程中，种植者要观察树的本性，对于它能成为什么形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让树的四肢躯干屈服于人类的意志，并不是正确的盆栽技术。相反，种植者必须和树有“交流”（“correspondence”，Ingold 2017）才能培育出健康、好看的盆栽。就像理发和戴牙套能够突出青少年天生的美，剪枝和弯曲也被认为是发生在种植者和树之间的日常养护实践（care practices）。
手持钳子的人和被他故意矮化培育的树，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之间的关怀（care）呢？为了说明人与盆栽之间关怀的寓意，我们需要看看这种关怀发生的艰难环境。阿福的盆栽园位于后劲，台湾南部最大的石化工业区曾经就在这个社区附近。从上世纪70年代起，后劲受到旁边高雄炼油厂排放的有害烟雾和废水的折磨，1987年7月解除戒严前夕，居民开始发起反对国营炼油厂的运动。抗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2015年底炼油厂停产。然而，将近半个世纪里积累下来的污染问题基本没有解决，下游的工厂也仍在运行。在严重的工业影响之下，后劲却以数十年的盆栽传统闻名。最早种植盆栽的是蓝领工人，他们用业余时间，从被工业建设或挖掘破坏的土地上救回树桩。重获生命的树桩被种在花盆里，并通过盆栽造型技术被改造成能售卖的商品（参见 Tsing 2015）。现在后劲地区有五个盆栽园，都位于前炼油厂附近的荒地（“ruderal spaces”，Stoetzer 2018）上，这里包含多处被认定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区的区域。盆栽园是人类和植物社交的空间（Hartigan 2015）。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盆栽园的大部分种植者流动性很低，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
把盆栽园建在工业区可以降低租金成本，因为石化工业场所周围的土地被认为缺乏商业和住宅开发的价值；低租金也是盆栽种植者留在这一社区的主要原因。然而，为了满足工业发展需求而被征地的风险还是始终存在。阿福的盆栽园二十年前曾被迫搬迁，当时炼油厂买下盆栽园的地皮，要建一个缓冲区。2019年冬季，由于市政分区改变，他和他的植物不得不再次搬走。听阿福讲述盆栽园的搬迁史时，我突然意识到，盆栽正是后劲社区的一个缩影，或者更普遍地说，代表了工业城市化之下的普通生活境况，居住空间持续面临工业扩张的包围和干扰，而居民除了在受干扰的环境中扎根，几乎别无选择。盆栽植物被禁锢在人造容器中，受到驯服和约束。而对阿福和他的邻居来说，工厂的铁丝网和围墙是工业区生活日常。植物们会有和阿福们一样的感受吗？
像后劲这样的社区，往往被定位为“牺牲区”（sacrifice zones），它们承受着工业生产带来的不公平的环境破坏（Lerner 2010）。然而，在人为干预的帮助下，工业基础设施旁的荒地里仍可以长出生命。本系列引言呼吁关注关怀（care）中超越纯粹浪漫主义的复杂性，人们只需要看看这些花盆，就能理解盆栽关怀实践中的“矛盾和妥协”。花盆既滋养着也限制着植物的生长；它们同时也提供了灵活性，因为盆栽植物受到保护，不容易被受污染的地面土壤伤害，这让植物得以在多变而往往不利的城市环境中茁壮生长。后劲的种植者和他们的盆栽，生活空间都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适应。被人造容器禁锢的矮化树木，需要盆栽种植者大量地浇水修剪。而种植者自己，必须学会在有限空间内实现他们对种植的热爱，并且——在这样一个空间分配时工厂设施优先于生活质量的地区——依靠每日的植物养护（care）来娱乐消遣、充实生活（参见 Archambault 2016）。在过去这些年的环境抗争中，人类社区经历了一轮轮的事故与补救；他们的盆栽树木也同样在这期间经历了枯萎和再生。幸存的盆栽和人类相依为命，让这片受破坏的土地继续生长出复原的力量与友爱欢欣。
【1】编注：题图来自《中国盆景赏石》2016-8，为谢克英藏品，“和谐” 榕树Archambault, Julie Soleil. 2016. “Taking Love Seriously in Human-Plant Relations in Mozambique: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Affective Encounter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no. 2: 244–71.
Hartigan, John. 2015. “Plant Publics: Multispecies Relating in Spanish Botanical Garden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8, no. 2: 481–507.
Ingold, Tim. 2017. “On Human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3, no. 1: 9–27.
Lerner, Steve. 2010. Sacrifice Zones: The Front Lines of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toetzer, Bettina. 2018. “Ruderal Ecologies: Rethinking Nature, Migration,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in Berl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 no. 2: 295–323.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an, Yi-Fu. 1999. “Geography and Evil: A Sketch.” In Geography and Ethics: Journeys in a Moral Terrain, edited by James D. Proctor and David M. Smith, 106–19.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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