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比较学：公众的服务，抑或个人努力的结果？| Corona 高考讨论会 1
结绳志与社会学会社日前进行了题为《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的讨论。在暑假来临之际，我们回顾当日最初的讨论，关于许多人最后的高考，也关于人生中不断闪现的渴望、努力、规训与反抗。再次感谢参与的朋友和整理的伙伴。
本篇推送基于李思宇同学的分享。从中法两个每每并称的高考大国里教育和考试制度开始，思宇区分了大学和考试的不同社会功能，带出了探讨高考和教育的诸多角度：作为知识传承的教育，作为职业工会的大学，作为贵族体制再生产的机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作为竞争和选拔，作为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征。结合她自己关于备考的博论民族志（可与之前结绳志的两篇访谈高考备考与人生治理（上）高考备考与人生治理（下）相对照），思宇也探讨了渴望、努力、反抗、排名的微观机制。
Corona这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读书会。底色是社会科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书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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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笔记可以在石墨书单中找到，整理后的文章可于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的公号里找见。有意加入本次讨论请直接按照海报上的链接加入，意图长期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活动尾声联系主持的同学们。
主讲 / 李思宇（里尔大学-巴黎高师）、张敏（中央民族大学）
主持 / 安孟竹
参与 / 生金、歪龙、筱焉、Andy、Yifan、Yawen、瀚文、邱冰等结绳志和会社的朋友们
书记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弎
最早的大学
思宇：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和国内朋友交流中发现的一个国内的朋友相对感兴趣的点。我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教育到底是一个公众的服务，还是说更是一个实现个人努力的结果。
我讨论的一个落脚点，是想和大家一起思考：教育中的不平等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当我们说到高考，它可能是不平等的一个集中体现，一方面可能是高考确实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所有人都关注的焦点事件，其次它也可能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其他领域的各种不平等。而在法国，对于考试，社会学家布迪厄有一个经典表达：这是一种对于不平等的漠视（indifférence aux différences），就是说是对于每个人之间不同的情况的一种无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在中国和法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今天讨论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高考，来重新审视我们国内的制度？我觉得拿中国和法国的考试从教育制度进行对比，可能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其实我个人在学社会学之前是在巴黎做中世纪史的，在中世纪史这个领域我主要关注的是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大学其实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是在13世纪初出现的，它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一个是法国的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对于谁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还有一定的争议。这两所大学在13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以后在拉丁语中被称为universitas，这个词的本意它可能跟英语的union比较相似，本意是社群，甚至类似于工会组织的意思。大学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在结构上确实也更像一个工会。譬如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它是一个类似于学生工会的组织，是一个学生间的组织来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组织相对松散，不像我们现在想象它是基于某一所大学，而是说在博洛尼亚当时有很多小学校，小课堂，有老师在那授课，然后在本地把大家组织起来的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结构。
在巴黎，大学最早是一个教师的工会，它形成了一种有点像职业性的自我保护的组织，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来决定谁有权在巴黎这个城市里面开班授课。这个史实在今天的法语里也是有迹可循的，法语“本科”这个词是licence，然后它其实跟英语的 license这个词是一个词，license大家一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意思，像什么驾照或者是各种行业执照的这么一个感觉。其实在历史上，本科文凭在欧洲最开始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一种教师资格认证。就是说这个人他跟他的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工会组织一起来认证一下，然后他在所有的工会成员面前来教一下课，展示一下他具备了和他老师相似的相等的知识的量，他就可以得到一个证书，然后可以来教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大学它最开始教育的初衷，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想象的素质也不是能力，而是它单纯的是一个知识的传承功能，以及是一个职业的认证功能。除了本科之外，之后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硕士”，master这种的，其实是一个职业群体成员身份或者工会成员身份的认证，是一个更接近这个职业的核心群体的这么一个资格。所以这个是大学的制度在欧洲产生的时候，它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科举的社会学意义
让我们可以回到中国唐宋元明清这一串历史，大家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制度建构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开始建立这种现代化的教育制度时，不可避免的会结合欧洲教育史的演变和中国的传统背景。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结合点就是考试。当然这个考试不仅仅是高考，而是各个层级的竞考，比如说中考，然后还有其他的每一次我们这种所谓的大考，以及包括之后的研究生也是要考试，博士也是要考试，各个行业的行业从业资格也是要考试，当然这种不同的考试之间还是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是说所有的考试都是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一个考试的历史，而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考试是怎么在中国社会中建构的历史，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其实像是附庸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附带的东西，然后再跟着考试的发展而发展。
宫崎市定. 科举.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个观点在宫崎市定的名著《科举》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讨论了科举从无到有，从发展到最后在清朝被废止的一整段历史，他的总结是说科举在社会上主要是有两条功用，第一条就是说科举的目的主要是在打击前朝世袭贵族的政治。所以说从最开始隋朝，我们一般都是说在隋朝出现科举，它的一个核心的功能就是要消灭一个阶层，我们可以说这个阶层就是贵族阶层，消灭了这个贵族阶层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可以确立统治。这个观点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感触。
就譬如说大家布迪厄也是有一本名著叫《国家精英》，在法文版它的标题叫nobelsse d'été。如果直接翻译的话，这本书不叫国家精英，它叫国家贵族，但是为什么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国家精英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在中国贵族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所以在我的论文中其实是有一部分我是讨论了一下精英和贵族这两个概念，以及讨论了一下中国社会的贵族概念。在中国当代社会可能会有一些人说中国缺少贵族，或者说中国在形成新贵族，我觉得这个用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深究的现象。
我觉得贵族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相对于欧洲确实是不发达，不根深蒂固的。而贵族制度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淡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和科举制度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科举制度它从隋朝发展到唐朝，再到宋朝，基本上就是一个成熟的状态了。最后在宋太宗的时候，殿试正式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科举制度的工具性功能完全丰满。因此在中国的精英阶层，我们可以说它即便还是可以根据历年的考官形成不同的党派，但是在宋太祖加入了殿试之后，所有的地方精英群体完全被他收入囊中，因为所有的考中的都是天子门生，就是说天子在整个的社会中，它形成了一个像宗教的首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政党的党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其实在皇权下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治工具，而也正因如此，所以中国的贵族在科举出现后一直在被削弱，没有很大的权利。
贵族制度的本质可能就是一种把一个群体和社会上其他群体长期进行区隔的制度。而在中国，贵族真的存在像欧洲贵族这种世袭的社会现实吗？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还蛮值得讨论，尤其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布迪厄的这本书，它其实核心批判就是想说大学现在也会这样，他说的更多的是法国的精英学校，他们正在筛选出一群新贵族，这种新贵族他们是世袭的，他们世世代代都是通过这些学校，走上社会的一些固定岗位，然后他们也可以因此来确保他们的子辈可以进入相同的学校，然后获得相同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用的是一个贵族的这个词。中国看到的这本书更多涉及精英学校的选拔考试，所以把它换成了精英这个词。对于翻译，有的时候在一个语言中存在的概念，它在另一个语言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换一些词，来进行表述，但是贵族这个词在中文中是存在的，但是翻译者还是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部分。
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 商务印书馆
不平等的起源
宫崎市定《科举》一书中提到科举在社会中的第二个功能他是节省教育发展的经费。中国科举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政府可以把教育的费用全部转嫁给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它的制度优势。因为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兴办过教育，没有说皇家，每个县或者每个省来办学校，用这种所谓的公共资源来兴办教育，这个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可能在王安石变法时存在过一次，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张建立一个教育制度，但最终因为这个主张太过昂贵，所以不了了之，最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在宫崎市定看来，科举其实就是把教育的费用转嫁给家庭，也就是说家庭在需要希望孩子来参加科举高考的时候，当然今天是高考，当时是科举，他们就会在学生身上投资，会把他送到私塾，会把他送到其他的可能更大的家庭，有资源的大家族，他们就会给自己的子弟办学校。所以办学校这个过程和具体的资源都不是发生在中央主导或者是说政府主导的，动用公共资源的这么一个场景下，而更多都是私人资源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中国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教育发展也是非常的快，当然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考试这个制度本质上它所谓的制度优势就是在于花小钱办大事。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把一个我们所谓的可以说是一个公共资源给转变成一个完全依托于地方资源和家庭资源的这么一个制度，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不平等，因为事实上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富，不单纯说经济上，而是说各个方面，包括说人，自然资源，各方面文化教育资源，都是不平等的。这是不同的地区，历史发展和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环境导致的。
不平等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西方的社会里，比如说法国。我之前在澎湃发的文章上面也有提到，在法国的背景下，教育它承担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不是这种选拔功能，而是一个世代间知识传承的功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开始的这些大学里面可以拿到 Licence，可以拿到本科或者说教学证书的人，它的检验标准是学生是否具备老师所掌握的知识，它是一个复制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我们要越来越好，要选拔出最好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一定的发展。
在大革命之后，学校承载了第二层社会意义，那就是驱除无知。无知在他们看来是约束一个人，把一个人规训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限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教育因此是一个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受教育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福祉得到提升的。因此学校要承担的使命就是要解放人，用知识来解放人，用教育来驱逐无知，然后解放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国非常著名的政客和教育家，我们翻译成朱尔·费里（Jules Ferry），他推广的是免费教育，当时首先是小学的免费教育，之后慢慢发展成中学大学。
Jules Ferry，1832～1893
教育：权利抑或选拔
当下法国公立大学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教育是一种权利。也就是说教育是公共的资源，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所以它是包含在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这种自由平等原则下的一个平等的权利。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些自由言论之类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个权利和最基本的法国共和国理想是密不可分的，在共和国中每个人都形式上享有同等权利。正是因为这个概念，导致了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中国和法国的学生如何入学，学校具体的运行方式是什么样，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社会现实。
譬如说在法国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可以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是说他们在公立大学的入学之前没有考试，你可以选择使不使用这个权利，比如可能出于现实原因，学生还会考虑三年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是不是可以生活。
当然在法国高师也有社会选拔的维度。也就是基于一些社会条件，自然形成的选拔，但它不会有正式的选拔。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下，我们是科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在受教育之前可能往往先考虑到的是考试。
考试在中国经常是一个选拔，就是说享受某一层面的教育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要考试以后，我们来看一看你的成绩有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地方，教育在中国的传统里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奖品，它是一个考试成功后的奖品。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校的金字塔结构以及各种的排名。
而教育所需的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家庭或者是地方来提供，所以在整体的学校的环境下，可能更自然而然地再现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从社会的整体的层面上来看，这一花小钱办大事的方法，确实也会更加依附于地方和家庭的资源。所以现在很多社会学界内的学者会说，教育的不平等解决的根源不在教育，而是在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如果社会的不平等解决的话，教育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平等。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但它是有限定条件的，它是在中国语境理解教育，通过考试来决定人的教育权，所以它的基本资源供给是依托于私有领域，而不是依托于这种所谓的公有，就是说所谓的公家或者是政府来主导。
当然这里我想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把法国和中国的这两个逻辑来当做是两个典型来做对比，但是其实大家也应该意识得到，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其实把这两个国家的两条基本逻辑拿来夸张了放大了来讲。在现实中，法国的教育体系中也存在各种的选拔，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这种私有领域，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它有一些是原则性的这种形式或者政策上的一个内容，但是当具体实施的时候，它的样子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在法国它其实也是存在这种选拔，也是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种私有领域的的资源。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对于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所以我在这里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讨论教育不平等的一个新的思路。
以上是第一点，第一点我展开来讲，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会大概的说一下，希望能把它们变成激发大家思考的问题。
内卷与渴望
我觉得后面这两点，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最近远远地对现在中国社会的观察，所以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对于考学的渴望的生产。我想起近些年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都已经说烂了的词“内卷”。我觉得内卷的核心内涵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化的渴望的生产，为什么在高考的制度下大家都渴望参加高考，为什么说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要考到自己可以进去的最好的学校，都觉得北大清华对于任何人来讲，它都应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渴望生产的过程，它让所有人都产生一种渴望。我们希望在考试中成为优胜者，或者说希望在考试中可以拥有我们希望占到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渴望有非常制度化的生产过程，其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排名。排名这个东西现在在社会领域也有一些分析，更多的可能是从绩效主义以及从量化评价的层面来看。
Fabien Accominotti 是一个之前在LSE，现在在美国做研究的社会学者。他的研究表明当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是用量化的手段来评价时，其他的外人都会更大程度地忽视这些人之间的不同，进而可能会更加关注他们的相同点进行的对比，在背后导致的结果是当这些人的评价以排名的方式出现，会导致资源分配的差距变得更大。
所以我觉得排名和量化的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差异，扩大差距，从而生产渴望的制度。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学校的环境下，每次考试之后的讲评环节，老师跟学生传达我们到底考的是什么，你哪做的好，哪做的不好的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制造渴望的过程。还有像我之前也提到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对于这种结构化的渴望空间的制造。它会根据每个人所在的位置，给你一个这种相对符合自己所处位置的客观空间，譬如说可能你跳一跳能上到一本，或者说你跳一跳能上到本科，他其实是会渴望，不是强迫所有人都要考北大清华，而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符合你应该渴望的空间。
不仅仅有对渴望的制造，还有对渴望的限制。可能这一点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超级中学或者普通中学可以有一个更明显的观察，我觉得在我的研究中，我更多关注的不是已经证明了各种升学几率上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这种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而是从民族志的视角来看渴求的不平等。
为什么有些人会更强烈地渴求上北大清华，有一些人他更强烈的渴求上一本？我觉得它把每个人的这种渴望空间进行规划和安排，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以及我觉得这个上面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对于人的一个最将来的愿景和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的不平等，这也是我最近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提到的，像我在之前结绳志的访谈中有提到说我之前在和宁夏来北京做交换的学生来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看来学习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件事，他们的生活是完全被限制住，生活内容只有学习这一件事是正当活动。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在甘肃参加的高考，在他看来也是这样，他会觉得成绩是人生翻身的唯一机会。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渴求的制造在不同的地区还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你的人生宽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的作用。在社会资源不多的地方，它可能就会限制这些人真的去为自己的生活来汲取更多的资源，来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而是告诉你可能性只有这一个，然后你只能去付出努力。
努力和反抗
所以我的第三点其实更多讲的是努力，这个也是我的论文中的一个核心点。努力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努力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说你用劲就是一种努力，它是一个非常制度化的活动。比如说在学校中努力，从我的观察访谈中总结基本是三件事，一个是听老师的话，一个是重复，你的努力就在于你克服对于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无聊或者说这种焦虑感。第三个是改错。真正大家在说努力的时候，都是说在做这三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学校这个非常具体的场景所规划出来的非常具体的事情。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些事情往往不是令人非常愉快的，然后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叫努力，在我们做其他任何有可能提高我们成绩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不叫努力。
这是对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它是一个在机构和制度中才存在的东西。当我们离开这个机构和制度的时候，我们做的事儿他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对人的非常重要的规训。
因此我觉得围绕当今的一个热门词“躺平”也有类似的思考。什么叫躺平？就是不努力。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不做任何事了，对不对？而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做的是制度跟我们规训的那三件事，我们做其他的事也可能可以达到相同的成果。
但是某种程度上，当下的这种考试的制度希望把你局限在这个制度内，它是制造一种你去做其他事，它会给你一种我们都试过了，然后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不要去做了的景象。而在我关于精英中学的田野中，出现了一些躺平之外的抗争形式。
社会中上层在学校中的抗争性是什么？他们还是会准备出国考试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会有一种内部抗争的形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好学生他们可能就会不去上学，但是他的成绩确实是很好。这种情况下老师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的成绩是很好的，所以老师也会对他们有一种支持。
这可不可以被看成一种抗争？它具体对抗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是实验班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同学，他在高考之前也是说他的大学是有着落的，然后他就利用高三最后备考的时间拿笔记本写了满满的一本批判高考的小书，这可能也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分析这种现象能告诉我们，高考这种制度下的精英学校里面在发生什么，它有可能怎样影响我们当前的这种制度的发展，以及社会上层的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到底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著名学生视角教育批判小说《三重门》
当然，分析社会上层的抗争其实是一个挺悖论的问题，因为社会上层一般被视作统治阶层，他们是规则制定者。他们也有抗争的过程吗？我们可以想象出国上学的人，他们是一种抗争吗？他们就像我们说的用脚投票，他们离开了这里。无论这可不可以被看做是抗争，它一定程度上地决定了高考改革的走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整体的学业生涯中是有两个人群在中国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下不断丢失，一类是是社会下层可能会放弃教育，在高中之前就选择了打工等选项，一类是社会中上层，他们可能选择其他的教育方式。
但教育改革——尤其是在素质教育——更倾向拉拢社会上层，会考虑他们出国是寻求什么，他们出国可能寻求的不是应试教育，他们寻求的是素质教育，所以我们要把它迎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希望这些可以把将来的国家精英留在学校里。但现在的教改中，很大程度上素质教育可能又会转回到考试来，这和中国在全世界的整个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好，我希望刚刚大家已经记下了，我最开始说的（要记下来）那两点，就是你觉得说得对和我想的不一样的这些点，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交流和分享，我就先说到这。
讨论环节
孟竹：比如说有一位朋友问到渴望与Andrew Kipnis所讲的 Desire是不是一样，还是说它更接近于一种aspiration，希望思宇在语义上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选用desire这个词，它来自怎样的学术脉络？还有几位朋友对于渴望这个词的使用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可能高考这件事情更加像一种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主动的渴求，里面有很多强迫服从和规训的成分，是不得不做的，是制度化的生命轨道对人的限定，这个问题也可以一并讨论。
联系到刚才所讲的渴望问题，在高考制度之外是不是存在、以及为什么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名校的渴望或许只是一种表征，在这背后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渴望？通过对名校的渴望，人们又到底在渴望些什么？我觉得思宇可以就渴望这个点继续展开。
思宇：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觉得渴望这个词我确实应该是说是用的desire，但是当然是在我自己的脑海中可能更多的想的是désirabilité这个法语词，它把 desire这个动词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的名词，是值得被渴望的意思。我现在还没有太想好中文应该用什么词，但确实是它背后的含义就是desire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论文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讨论 desire它是如何变成一个aspiration的。我觉得 desire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是一个搭的台，然后aspiration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学生怎么去演戏的戏的本身。
我觉得 aspiration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学的概念，然后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人类学中会有一个更多的发展，你比如说尤其是像在社会学中也是有很多发展，比如说韦伯也讨论过这个东西，它在法语中可能更多的是attente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期待，然后期待它不仅仅是说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当然自己对自己期待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基于你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对你的期待，然后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它可能就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制度化的东西给你造成的结果。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说超级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学生，他们在升学的过程中就会形成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学业生涯和路径。
在研究的时候，我为什么经常说我研究的不完全是高考的准备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准备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像真实的人生中事情是发生的，是不存在准备的。比如说今天我出门被车撞了，我没有准备这个过程，它都是会直接发生的，所以准备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过程，它是一个通过社会组织才有可能存在的这么一个空间。
在学校具体的以及高考备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场景下，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把这种 desire变成aspiration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把一个制度已经搭在那里的台子，然后告诉你，你要上去唱什么戏，之后再根据你的排名来告诉你，你就是要去唱好学生的戏，如果你是状元苗，你就要去唱将来要当状元的这场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成绩会有相关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从成绩上看不到的。譬如说有的人考的成绩不好的时候他会不服气，但不是所有人在没有考好的时候都会不服气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抓住的话，它体现的就是在学校中这种位置感的生产，你所在的学校，你所在的位置，你所在的老师对你的一些能力的认同，给你制造了一个位置感和最后成绩的不匹配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说位置不来自于成绩，位置它来自于整个的环境。首先是一个学校，可能班级的环境对你形成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塑造，然后在整个社会里对你形成的一个身份认同的塑造，譬如我们可能会说你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可能大家都会说你一定是好学生，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像之前John Meyer的1970年的一个文章，他是讲一个学校和社会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宪章，他用的charter这个词，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决定了这个学校它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塑造 aspiration的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我们所谓的准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真的是做题，然后准备一些高考这种我们教育这种大纲里面我们应该具备的知识。知识的过程更大程度上，是给你制造一个未知感，然后给你制造你应该渴望什么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我应该要什么，但是这个过程中他就会告诉你你应该要什么，你大概可以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准备过程中可能更加重要的部分，因为即便这个时候最后高考成绩它是一个不符合最开始我们塑造这个位置感的一个成绩，我也可以不服气对不对？
我也可以认了，但是这个认了很多不服气。这个我不认为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无所谓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跟社会对你的身份的塑造更相关的，就是社会已经告诉你了，你应不应该服气，所以它会导致大家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