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反思单配偶制
单配偶制（monogamy，如一夫一妻制）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文明、性别平等的标志；但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历史和现实，却会发现单配偶制制造出的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作为“保护者”的男性与“被保护者”的女性的关系。单配偶制是被深刻地性别化的。当女性被剥夺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时，她不得不嫁给一个男人，来抵御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当“强奸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时，她被告知要通过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某一个男人（她的丈夫），来获得免于其他男人侵犯的保护（Murray 1995）。可见，女性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的脆弱性把她们制造成单配偶制下需要“保护”的人，单配偶制因此往往也是种族化的、阶层化的。
与此同时，单配偶制中，欲望也被性别化地塑造着：男性被认为是性冲动的主体（Martin 1987），女性的性态（sexuality）却被认为是聚焦在浪漫之爱和归属感之上的，而单配偶制便是其中的核心。比如，一些针对女性受众的言情电影会不断强调“爱人是我的另一半”或者“灵魂伴侣”的存在，就这样，单配偶制成为了女性自我形成的方式。但这种叙述中存在着很强的文化预设，它要求在“与性有关的爱”和“与性无关的爱”之间划分一种等级次序，只有性的联结才是亲密联结的“终极形式”。
当女性被告知，异性恋排他的性关系才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和她们的女性朋友的关系更重要），当她们在这样一段单一的关系中投入过多的情感和劳动，她们可能也会因此贬低、忽视与女性朋友的联结。女人之间的情感与支持网络就被割裂了，哪怕受到了欺侮与不公，女人们仿佛也只能重新投靠男人，无处可逃。
《消解单配偶制》（Undoing Monogamy 2016）的作者Angela Willey不仅希望继承上述酷儿女权主义对单配偶制的研究传统，还独辟蹊径——从单配偶制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的对象，其被构建、被研究、和被重新想象的可能性出发，综合分析历史档案、实验室民族志田野、漫画等多种材料，完成了这部颇具野心、也极有启发性的作品。
无论是在科学文献还是大众文化中，单配偶制都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人类进化的自然形态”。但是，单配偶制的“自然性”（naturalness）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性科学（sexual science）中才成为可能的。并且，这种性科学必须被当作殖民计划的一部分来理解，它是深深地陷入种族化的进程中的，对那些遥远的他者的想象成为了这种知识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不仅是单配偶制的论述遵从这种逻辑，许多受到女权主义启发的、对多边恋（polyamory）的研究也没能认清、摆脱这种有问题的逻辑。
关于单配偶制如何历史性地成为了科学知识的对象，作者Willey具体分析了两位性科学家的作品。在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研究中，单配偶制是把西方白人文明区分于种族化他者的标志，而这个“他者”，尤其是指伊斯兰。他写道，相比于实行多配偶制的伊斯兰民族，在先进的基督教文明中，爱只能是以单配偶制为本质的，基督教民族也因此具有精神上与身体上的优越性。（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其实存在各种多配偶例子，历史中基督教界各方对是否允许多配偶也有不同意见；伊斯兰教关于一夫多妻的看法同样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关。此处仅为简要转述性科学家的讨论。）另一位性科学家，Havelock Ellis，对婚姻和单配偶制的论述在前后有众多变化，但不变的一点是，婚姻的基础是在人的“本性”里面，而非法律制度的规定。他认为，原始的单配偶制是动物和其他“低等种族”的自然状态，婚姻则是“文明的种族”自我实现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动物性（animality）的单配偶性是人类进化的起点，而人类进化的方向，则是更高的共情能力和建立自由之爱的关系的能力。
尽管性科学家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复杂的，但它们无疑都暗含了进化论的假设，将人类行为的不同类型（比如单配偶制和多配偶制）想象成发展的连续谱上不同的两个点。此时，科学的任务就不仅是要解释人类如何从动物“进化”而来，还要解释欧洲人是如何从其他人种中“进化”而来。
Netflix2018年的节目“explained”中解释单配偶制时使用的插图，可见依然延续了进化论的叙事。并且，和所有的进化论图示一样，那个“人”永远是“男人”。
很有趣的是，到了今天，不仅单配偶制成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多边恋（polyamory）也受到了众多科学家、尤其是女权主义科学家的关注。（要注意的是，多边恋的概念区别于“多配偶制”，前者描述的是一种爱的形式、对性伴侣的偏好，后者描述的是社会制度规定的婚姻形式。）不过Willey认为，这类研究虽然挑战了性联结（sexual relating）的形式，但没有挑战单配偶制知识构成中最重要的自然化逻辑（naturalizing logic），没有挑战关于性化（sexualized）作为人类首要本质的假设。甚至，它们仍旧依赖于种族化的历史叙述。
如果说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中，对单配偶制和多配偶制的理解是紧密依靠种族主义的叙述、和进化论的单一逻辑才得以确立的——而经此确立的单配偶制又服务于父权制和强制异性恋规范；那当我们要做出抵抗单配偶制（“antimonogamy”）的努力时，我们需要的便不是更多关于单配偶制（或多配偶制）的“自然性”的论述（我们知道它不是“自然”的，它的自然性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过程中被塑造的），而是对它的存在做出更细致入微的重新考察。
Willey提出，单配偶制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是作为具身化的（embodied）单配偶制规范性（mononormaltivity）存在的。她借用了Alison Bechdel的系列漫画《拉拉出没，小心留意》（Dykes to Watch out for）中主角Mo的经历来说明这种具身化的感受。Mo是一个拉拉，在阅读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她清楚地知道“单配偶制和浪漫爱情只是男性至上者构建出来、让女人们安于她们的低下地位的”，但单配偶制的强制性规范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她。在焦虑之际，她也会接连发出那些宣传浪漫爱情的、女性杂志式的问题。但发泄完了之后，她又会质疑这些问题，并从自己的私人经验中获得反思：“不过，这难道不就是拉拉经验中最令人欣喜、也最重要之处吗？去质疑、去抗争、去超越那些行为规范？我是多么幸运能身处在这场伟大的实验中呀！”。
主角Mo在漫画Dykes to Watch out for中，她烦躁地喊道：“我好想和另一个人一起陷入一场认真的、长期的（情感）‘债’中啊！”
除去用漫画作为分析材料，作者还进一步引用了批判理论，要求我们回到身体、更有力地思考在抵抗单配偶制的过程中，如何打开“生物可能性”（biopossibility）。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的特征或欲望并非“自然”的或独立于历史的，它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成为可能、并承载这些社会意义的，而“生物可能性”就是指人去具身化这些特征或欲望的能力。比如，“单偶制规范性”（mononormaltivity）就算是这样一种具身化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过度强调、因而具备压迫的危害。作者则借用Audre Lorde在“The Use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1993）中的论述，提出了一种新的“情色生物可能性”（erotic biopossibility）。
在Audre Lodre（1993）看来，情色（erotic）是一种度量，“它联结的是我们那些最强烈、又最混乱的情绪，和我们自我意识的开端”；它不存在什么“本质”的规定，可以是任何事物，可以是跳了一晚上的舞、亲手修建一个书架、写下一首诗、或是讨论一个有趣的观点；它带来的愉悦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身体的、情感的、心灵的、或是智性的。然而，长久以来，情色、尤其是女人的情色经验一直是被抑制的，它被认为是女性劣势（female inferiority）的体现，表露出情色经验的女人也因此被贬低、怀疑。同时，情色也被男性误用，它被和“色情”（pornographic）混淆起来，而后者恰恰是情色的对立面——它意味着没有感受（feeling）的感官体验（sensation）。
所以，承认并追求“情色”的经验，打开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可能：在认识论上，承认情色的知识是可得的、快乐的能力和最终的满足感是可得的；在本体论上，我们永远是“在形成中（becoming）”的，不存在什么所谓“自然本性”的约束——无论是来自单配偶制还是多配偶制。
本书的论述分为了上述“科学的政治”和“生物学的可能性”两个部份，在这两个部分中，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案例：Larry Young的生物学实验室。这个案例极为生动地说明了单配偶制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预设，在科学实验和科学知识中被再生产的；也在作者极具启发性的阐释之下，揭示女权主义批判和人类学观察贡献于生物学知识的可能。因此，我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案例来讲述。
Larry Young的实验室研究的其实是自闭症的治疗。这些生物学家认为，自闭症的症状表现为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联结，而异性恋单配偶制关系是社会联结的首要体现。在这一思路下，单配偶制成为了“健康社会性”的标志，它的反面则是“无社会性”（即无法融入社会、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药物治疗的目的，就是把“无社会性”的自闭症患者，扭转为趋向单配偶制关系的“健康”的人。
他们用田鼠——一种被认为具有单配偶性的老鼠——来完成这个实验。简单来说，实验假定，具备单偶基因的田鼠在受到加压素或催产素的刺激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神经化学反应过程，获得奖励（reward），从而强化引诱它重复进行能产生激素的行为，使它表现出单配偶制的特征。具体操作上，他们先将一只雌性田鼠和一只雄性田鼠放在一起，默认它们会在18~24小时内性交，产生初始的催产素刺激。随后，将原来的雌性田鼠和一只新的雌性田鼠固定在一只盒子的两端，而原来的雄性田鼠可以随意活动。如果这只雄性田鼠具备单配偶制基因，那它会花更长的时间和原来的雌鼠在一起。如果不具备单配偶制基因，它会和新雌鼠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此时就会对它进行药物干预（主要是注射催产素）。然后，科学家再重复同样的实验，看它能否又回到原来那只雌鼠的身边。这个过程，被称作“伴侣选择测试”。
实验用的小盒子，可以看到左右两端被固定的小雌鼠，而小雄鼠是可以活动的。可以看到，实验不仅是用田鼠来模拟人，更是用雄性田鼠来模拟人，被评估、接受干预的始终是雄性田鼠。那不仅是田鼠能不能类推至人的问题，还有雄性田鼠实验的结果能不能直接延伸至雌性田鼠，也是未知、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单配偶制被认为是最首要的社会联结，被等同于健康的社会性？明明其他生活经历也能使人（田鼠）产生催产素或加压素，为什么在实验中被使用的方法就是异性恋性交？当打开“伴侣偏好测试”这个黑箱，我们会发现这些预想和假设的问题。
“黑箱”，是Latour在Science in Action（1987）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实验室里的仪器（instrument）就是一个个黑箱，它们仿佛呈现出了最直接的视觉结果，让人感到实验结果就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可是，黑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把一团混乱转化成清晰的秩序的？要打开“黑箱”，唯有走入实验室。
Willey在实验室中发现，研究者们并不是直接观察这些田鼠，而是通过一张显示屏看到田鼠的位置，并通过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它们的亲近程度。可是，它们呆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交配吗？实际并非如此。作者观察到，雌鼠的脖子上都被紧紧地拴上了项圈，雄鼠的头顶则被插上了一根高高的管子，从头骨伸入大脑，让干预药物能够被注射和调控。当可以自由活动的雄鼠接近雌鼠的时候，它不是企图交配，而是用力地啃咬雌鼠的项圈，或者把前爪搭在对方的脸上，用牙齿把项圈努力往外拉。在Willey持续45分钟的观察中，没有一只田鼠是停下来相互“依偎”的，它们总是跑来跑去——但就算说它们不是单配偶制的，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它们是无社会性的呢？
实验员们并不是直接观察田鼠们的活动，而是使用类似于图片D的显示器进行观看，他们是无法借此看到田鼠们究竟是在做些什么的。
Willey对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重述：这些田鼠可以被理解为是在相互合作，帮助对方解除实验室对它们的控制。这种合作当然是一种“联结”（bonding），但不见得是“以异性恋为中心的配对”（coupling）。科学家们认为这是“配对”，是因为他们不仅进行强制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假设，还进行了强制性态（compulsory sexuality）假设，认为它们一定是交配过的了。“强制性态”假设也在研究者们自己的回应中得到了承认：科学家们说，只有当“联结”（bonding）是“交配”（mating）的时候，人类生理（human biology）才能被类比和理解。因为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人的生理特征总有其目的，“联结”就是为了生殖繁衍，如果不交配，它们算是什么关系？这是超越了已有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至少对这些科学家们来说。
Willey的重述极有意义——当我们批判现存知识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提供一种替代的论述？能不能打开一些新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基于最真切的人类学观察获得的，是人类学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人类学家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Emily Martin（1987）完成对女性生殖系统“衰亡”式叙述的批判后，就尝试着提出了新叙事，把生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描述作球场上玩乐的球员。这种替代性叙述不是唯一“真理”，也可能同样带有拟人化（anthropomorphizing）的倾向，但它们无疑动摇了原有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理”话语的地位，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多样性和知识与感受的多种可能。
而进入“情色生物可能性”的新视角，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阐释这些可能性。在上文中就已经提到，加压素或催产素都可以完成刺激，而且接受刺激的加压素受体是无法分辨出刺激它的究竟是哪种激素的，就连加压素和催产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模糊的。不仅如此，催产素和加压素系统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密切调节，比如皮质醇、睾酮系统，还和其他一些激素共享一处结合的区域（binding site），比如多巴胺。也就是说，异性恋性交显然不是唯一的、刺激所谓“单配偶制”机制运行的原因，其他的“情色经历”都很可能有同样的功效。那么，这些情色经历、分享这些情色经验而形成的社会联结，为什么不能是和单配偶制同样重要的社会联结呢？
当我们打开“情色生物可能性”，当我们用一种自然-文化（naturecultural）的方式来思考不同时间概念中（从小时、天、年、到代际）导致生理差异的因素（包括饮食、环境、互动等等），生物学就变得混乱（messy）了起来。然而，这种混乱恰恰是新的可能性产生的地方。所以，存不存在这样一些接受“混乱”的科学研究，启发我们新的认识？这大概也需要更多的民族志作品来揭示。
同样有待于揭示的是多元关系、多元联结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作者在论述新的生物可能性的时候，主要运用的材料还是漫画作品和批评理论，使得它在目前还只是一种“叙述资源”，也遗留了诸多尚未阐明的问题——比如，现实中的拉拉社群，在进行她们的关系实验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反而处在更大的单配偶制规范压力下、更急迫地要追求单配偶制？这些问题都亟待更具体在地的研究分析。
另一方面，生活中的很多人——无论是不是自认为女同性恋——都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实践多元联结，可能也会形成她们自己地生活理论。我的一位挚友就和我谈过，她在将来准备和另外两个发小一起居住，她们甚至在很认真地思考未来的房子怎么买、家务如何分工，她说：“我和我的发小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三个以后做一家人，然后我们自己谈恋爱或者做爱啥的，不管，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互相之间永远爱另外两个人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都是给了我很大冲击和启发的一本书。我曾经也是一个对“浪漫爱情”充满各种怀疑的人，但过去的我并不知道如何对此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和思考；我意识到这一切没有这么“理所当然”，但我也难以找到一条新的路来。幸运的是，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的工具，也提供了通向新的知识的方法（之一）。我期待更多的民族志作品可以继续挖掘这些可能，我也相信，它们一定是极为令人兴奋的。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rde, A. (1993). The 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339-343.
Martin, E.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Murray, A. S. (1995). Forsaking all others: A bifeminist discussion of compulsory monogamy.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 Visions, 293-304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631.
Willey, A. (2016). Undoing monogamy: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biology. Duke University Press.